引进·结合·创新1
——关于国外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关系的几点思考
提 要 引进、结合、创新是国外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关系这个大课题的三个组成部分，更是它的三个发展阶段。引进、结合和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主要知识系统逐步成形、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日渐自觉与熟练地利用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描写与解释汉语现象，探索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性以及汉语自身的特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尤其关注现有理论和方法无法说明的汉语现象，以此为基础，努力超越现存的理论框架，提出更准确、更全面，从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理论和概念，以汉语现象为依据在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普通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理论与方法 中国语言研究发展史
1988年年底，《国外语言学》编辑部在北京槐树岭举办第二届编辑工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汉语的成果、动态和设想”。与会者就该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学界后来屡有述评。十七年过去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外语言学》也改名为《当代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编辑部今年举办研讨会，主题回到了“国外语言学在中国”。这说明国外语言学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关系，是我们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经常思考和总结。
《国外语言学》及其前身《语言学资料》及《语言学动态》，主要作用是介绍国外语言学的成果和动态，以利我国语言学界了解和吸收对我有益的理论和方法，把它们同中国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国外语言学》改名为《当代语言学》，意味着刊物的主要任务有了改变，以前是以介绍和引进为主，现在是以结合和创新为主。根据办刊宗旨，《当代语言学》是我国第一本理论语言学刊物。所谓理论语言学，一般说来，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论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应该超越某个具体语言的范围而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也有所贡献。这在理论语言学研究中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基本原则。Gabelentz说德语，罗素（Russell）说英语，索绪尔（Saussure）说法语，他们在观察语言现象，对语言问题进行理论表述时，不言而喻地认为自己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语言。当然，从事这样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前提条件是要对其他的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样的研究传统起源于西方。关于语言、思维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抽象哲学和逻辑思辨，西方和中国的古圣先贤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古希腊时代有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之争，中国则有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但是，对词类和句子成分等语言本体的研究则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语言学研究同数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最初都是主要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古代西方人和中国人面对的具体问题很不一样。西方早期的语言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外语教学的需要。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伐，征服了大片的异族领土，当地人士为了与统治阶层交往，许多人都学习希腊语，促使学者对希腊语的语言结构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利外人学习。后来的罗马帝国在军事扩张和迁徙过程占据了更大的外族疆土，罗马帝国本土也常受外族入侵和占领，无论是作为占领者还是被占领者，日耳曼、凯尔特等异族都有许多人学习拉丁语，对语法书籍和其他教材有所需求。不同语言的密切接触，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对比和相互参照。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研究很自然地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语言结构的成分和关系，二是注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这样的研究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有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语言而论，古代汉人和现代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几乎是一样的，就是难认、难写、难记、难用的汉字。因此，数千年来，中国学者对语言的研究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汉字的音、形、义方面。汉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语义，更准确地说是字义，最早成为研究对象。由此发展起来的训诂学研究，是数千年间中国传统语言学家用力最勤的研究领域，最能体现西风东渐之前我们本土传统语法和语义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例如，字分虚实，自宋朝以来文人对此多有发挥。这是洞察力很强的语法理论思想，在世界语言研究史上有其独创之处，对后来西方语言学家也有所启发。有清一代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名家辈出，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训诂学著作，主要根据语义和功能特征，将虚词分门别类（包括互文同训、同文互证等），详加训释。分类和训释的背后，就是学者们对有关词语语法、语义和语用特点的理论思考和抽象概括。另外，周秦时期由时间和地域造成的严重字形分歧以及相应的书同文措施，使得字形变化及其同音义的关系渐渐成为显学。各地异常复杂的方言差异和长期的佛教传经和翻译实践，又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相比之下，汉语普通词语的语法类别、句子成分和结构，以及句子意义与结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很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了。我想主要原因也许是没有多大显而易见的实际用处。掌握母语和学习外语，毕竟是差别很大的事情。要会读书作文，先过汉字关。所谓扫盲，就是认字。把一个个字的音、形、义弄清楚，其他方面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即使是“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只要认识这十四个字的意思，不懂主谓宾定状补，似乎不至于影响我们理解和欣赏老杜的诗意。但是，外语学习就很不一样，“我每天打网球”，同样是这六个字，为什么不能说成“我打网球每天”“我每天网球打”或是“打每天我网球”？要对学汉语的外族人说出一番道理来，离不开最基本的句子结构分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分析对象是周秦两汉之文，以及文起八代之衰、对“古文”模仿得还算地道的韩文。马氏对语料的取舍不合他自己信奉的逻辑。马氏认为，措字遣词，集字成句，“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纂，曾文正之所杂抄，旁至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2。既然如此，如果他的目的单纯是“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藤，导后人以先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分析他自己每天使用的现代汉语或丹徒方言，或者至少是《朱子语类》之类的材料？我认为，除了没有认识到字、词、句首先是口语单位，以及对所谓“文章不祧之祖”具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以外，实用价值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至少从晚唐五代起，周秦时期的古汉语距离当时的日常口语已经相当遥远，又过了一千年，到了马建忠的时代，已经可以说是一种介于母语和外语之间的语言。其中的规矩方圆，大都不是自襁褓咿呀学语起就能够开始神而明之的，所以他要编这部《文通》，以利学者。这样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的出现，也是为了“准外语”教学的目的。当然，欧洲人在此以前已经写了许多部汉语语法——都是为了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另外，近代中国以前也很少有人对非汉语有强烈的研究兴趣，传世的经史子集中，像“越人歌”这样的材料如凤毛麟角3。
因此，在理论语言学研究方面，尤其是语法学研究方面，西方欧洲语言国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现存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绝大多数都是在以西方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然后再逐渐运用到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去。从古到今，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智慧方面不相上下，在语言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也很难说谁深谁浅。数千年间彼此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基于实际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研究对象，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的现实。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在现代语言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里，我们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本土资源不足，“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坦率地说，我们在引进和结合方面做得较好，理论和方法上有创新之处，但是不多。早在五四时期，刘復在《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中就已经用了转换的方法来分析句子，如“我（在纸上）写字—我写字在纸上”，等等。能否认为，这是领先乔姆斯基三十余年的开创性论述？我想不能。通过相关句子成分的移位、替代、省略、扩展等变换手段揭示句子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语言研究中是一种常用的分析手段，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了中世纪，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欧洲语言学家在16世纪下半叶更进一步提出了句子的深层语义结构和表层句法结构的概念，通过转换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乔姆斯基在其早期的所谓标准理论模式中，为句子的句法结构设定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将深层结构变成表层结构。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所设定的深层结构是相当抽象的句法结构而不是前人所说的语义结构，同实际语句也相距甚远。刘復著作中只是沿用了西方语言研究中已经用了上千年的转换方法，同乔姆斯基的理论模式不是一回事4。
理论语言学的理想目标是所提出的结论具有普适性，适用所有的人类语言。但是，实际状况往往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在努力缩短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的同时，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找出自然语言之间在一些主要特征上的差异。当代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大多数都具有类型学研究的性质，这是体现理论语言学普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即用基本相同的标准观察各个语言中的相关现象，根据这些现象的异同对它们进行归类，确定有关理论和概念的适用范围，并且研究各个类别之间异同的本质属性。
如前所述，当代理论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概念、方法以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背后的一些预设，在开始阶段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其母语几乎都是西方语言，他们在立论过程中难免会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哪怕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最初涉及语言问题时都不能避免母语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如果说汉语，他创立的形式逻辑系统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基本上以西方语言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汉语语言现象时，一般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况：一是风马牛不相及，彼此都无话可说；二是圆凿方枘，某个特定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相关现象扞格不入；三是十分成功，引导我们去分析前所未知的语言现象，发掘出前所未明的语言规律，并且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四是差强人意，现有理论和方法能说明部分汉语现象，但往往还不够准确，不够周延，需要我们对现有理论和方法进行补充、修正甚至推倒重来。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研究一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在国外语言学和中国语言研究结合过程中，出现的大多数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今天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学研究，同20世纪上半叶相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50年代《中国语文》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的语法讨论。当时提出了许多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几乎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在语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我们目前的状况同1950年代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主要得归功于五十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归功于中国语言学家在更自觉、更熟练地把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走过的是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陈寅恪1940年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见于他的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见于他的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于他的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陈寅恪认为，这三类著作，“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陈寅恪1940）。这个判断大致上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看，三类之外还应该加上第四类，即取传世文字记载与当代方言土语互相验证，尤见于音韵训诂研究，如古音构拟、本字考辨等。就我国现代语言学研究而言，多年来大多数领域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取外来之观念，包括技术工具，用以研究本土材料。以马建忠、高本汉、赵元任、吕叔湘等为代表的中外大家，在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的斐然成就，使得中国的语言研究成了最能体现现代中国学术进步的领域之一。但是，陈寅恪所说的“互相参证”，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中国语言学家主要从事进口业务，在以中国本土材料对外来观念进行补充或修正方面，我们做得较少，而这项工作本是我们研究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自《马氏文通》以来百余年间，中国语言学研究受惠于国际理论语言学研究远远超过后者受惠于前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期盼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形在今后会有较大的改变。这并不是什么很难做到的事情。中国境内的历史和现今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前面说到的四种情况中，后三种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都有可能是中国语言学家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素养和眼光。
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上有现成的、为汉语度身定制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汉语分析时严丝合缝，不差毫厘。广泛应用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同汉语语言事实之间有没有矛盾之处，有什么矛盾之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证检验才能回答，有待于一个个具体语言现象的调查、观察和研究结果，在翔实可靠的结论出来之前，无人知道答案。要回答这些问题，毕竟还得主要依靠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要靠我们自己。能不能不回答这些问题，暂不理会其他语言中的有关现象，抛开国际语言学研究数千年的积累，专门为处理汉语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呢？从逻辑上来说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这显然是个得不偿失的做法。以现代语言学覆盖范围之广，恐怕也极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而前提是要知道别人已经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没有做，目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否则很可能是在“重新发明轮子”而不自知。字词句、名动形、主谓宾、施事受事、有定无定等术语，有谁写语法论文能完全不用它们呢？它们表面上看来比较简单，似乎可以用作初始概念，对语言结构进行“白描”。但实际上，它们无一不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定义和所指对象往往因人、因事、因学派、因语种而异，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就意味着，一般说来，只要使用这些术语，我们都得在理论立场上有所选择，接受或多或少的没有明言的理论预设，无论我们自己有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盲目套用西方框架，是我们研究工作中常见的弊病，究其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借鉴了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因为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缺乏全面的了解，同时对本土材料缺乏深入的研究，既不知人，也不知己。可以用汉语的眼光看世界，但同时更应该用世界性的眼光看汉语，最终的目的是将看汉语的眼光融入世界性的眼光中去。我们利用普适性的理论和概念观察汉语现象，探索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性；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同时探索汉语的特点，尤其关注现有理论和方法无法说明的现象，以此为基础，超越现存的理论框架，提出更准确、更全面，从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理论和概念，以汉语现象为依据，在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对有关语言理论和概念理解得透彻，对汉语语言现象研究得深入，发现和补正有关理论和概念的局限与缺失，往往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徐通锵提出的叠置式音变理论，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以前，历史语言学主要用两种方式解释语音变化，一是连续式音变，一是离散式音变。徐通锵先生发现，这两种方式无法满意地说明汉语文白异读中的许多音变现象。他以汉语材料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叠置式音变理论，与原有的两种鼎足而三，丰富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系统（详见徐通锵1996）。
要深入描写和解释汉语中的语言现象，自然也得主要依靠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汉语有自己的特点，也有与其他语言一样的共性。所谓特点和共性，都是与其他语言比较后得出的结果。人类语言是大同小异，而不是大异小同，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现在对此已不持异议。在大的共性之下，语言各有自己的特点；而在有关语言特点的背后，往往又能发现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共性在起着决定作用。共性和个性在语言各个层次上的相互缠绕，使得古今中外的研究者有时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某些相似的语言现象，发现相通的语言规律，这就是语言学家有可能就不同语言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相互借鉴的根本原因。语音节律会在词语和句子的组织结构中起一定作用，这在其他语言中有大量报道。古人在汉语里面也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有关现代汉语在这方面的表现特点，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对比古今中外的相关现象，自然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于汉语语言现象的深入理解。当然，无论是要说出汉语的特点或是共性，都是很不容易的。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里谈到，汉语口语中常常省略句子成分，使得主谓关系松散，造成表面上不合逻辑的句子，如“他是个日本女人”（他的用人是个日本女人）。这个例子后来常常被人用来说明汉语的特点。可是，近来发现，远的不说，就是在英语口语里类似句子也相当常见，如I am the ham sandwich（我是火腿三明治）. That french fries is getting impatient（那个炸薯条不耐烦了），详见 Nunberg（1994）以及Ward（2004）。其实，赵元任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是相当审慎的，他举了上面这个例子，认为在别的语言里是不合语法的，但是最后他又说道：“总的来说，同大多数语言的口语相比，汉语口语中歧义之处不见得比它们多，也不见得比它们少”（Chao 1968：75）。所谓汉语模糊、西语清晰之类的笼统论断，均属皮相之谈。
语言成分具有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语言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描写和解释这两个方面的本质属性及其对应关系。据我个人的看法，过去二十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在意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尤为显著。对于意义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语义、语用以及话语信息组织，我们现在的认识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语义研究与人们的认知功能与机理研究密切结合，语用研究与一般社会行为方式研究密切结合，话语信息组织研究与大脑信息加工、储存和提取方式研究密切结合，这不但为语言的意义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也使我们对于语言意义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跨学科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向来是科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因素。形式语言学极大地得益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进展，而功能语言学同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一直有着密切联系。当代语言学研究中许多新颖的理念和方法都是跨学科相互借鉴的产物，我们要走创新之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跨传统、跨学派的研究。由于语言是个非常复杂的研究对象，语言学家的研究旨趣、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式可以很不一样。不同学派和不同研究风格之间有对立，但更多的是互补。形式语言学派和功能语言学派之间一般很少交往，过去十多年里，有少数学者开始致力于沟通和比较方面的工作，如Croft（1995）和Newmeyer（1998）等，这无疑会激励双方正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结果是整体语言研究会因此而得益。有几个方面汉语语言学家或许能为普适语言理论做出独特的贡献，都同汉语汉字有关。汉语训诂学有数千年的研究历史，对词义的起源、演变与消亡有详尽的描写，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整理我们这笔历史文化遗产，很可能会对汉语发展史获得新的认识，同时对推进具有普适意义的语义演变理论提供新的机会。另外，读汉语写汉字的人在语义储存和处理方面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多年来一直是个复杂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大脑神经科学和病理语言研究迅猛发展，为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更好的观察手段。
语言学研究也同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的观念、目的、取向和方法日趋多元化。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目的或是深入描写和解释汉语的语言现象，或是用汉语现象揭示有关理论的不足，纠正它们的缺失，提出新的更全面的理论和概念。两种目的如能兼顾当然很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都是有所侧重。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工作，往往是在理论指导下对具体语言现象的细腻描写，以及针对某些具体语言现象提出来的理论表述。吕叔湘1940年代发表的一些语法研究论文，如“‘個’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把’字用法的研究”，等等，研究对象是汉语里常见的语法现象，其理论背景和分析手段，基本上没有超出当时的传统语法范畴。这些论文对语言现象的观察精细入微，描写准确，解释透彻，发表六十年以后仍然是后人研究相关课题的必读文献，具有久远的价值。这在西语文献中也是如此。Milsark（1977）研究英语there句中定指成分、数量词及其他名词性短语的使用特点，几十年来，无论主流语法理论模式如何变化，一直是研究有关问题的经典文献。过去几十年里，也出现了许多抽象的语法理论模式，现在大多湮没无闻，在这些理论框架里面完成的研究论著，绝大多数已经被人完全遗忘。当然，无人可以忽视抽象的形式化理论建构所可能具有的学术价值。罗素、乔姆斯基、蒙太格（Montague）等人的巨大贡献举世公认，一些漂亮的形式建构所展示的严谨和明快，也常常给人带来美学上的享受。例如，罗素1905年发表的名文“On denoting”，对句子里出现的定指性名词短语，提出了与专有名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罗素认为，定指性名词短语做语法主语的句子，如The author of Waverly was a man，从逻辑意义上来讲并不以该名词性短语为主语。该名词性短语与专有名词不同：它并不直接指称事物，而是表示两个命题，一个表示存在，一个表示独一无二。他的这个所谓限定摹状词理论，为很棘手的几个有关指称的问题提供了新颖的解决方法，得到同行的很高评价，在该研究领域里整整统治了半个世纪之久，之后有关话题-说明等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也颇得益于由罗素理论引出的思路。但是，罗素的理论从195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许多质疑，主要原因之一是认为，这种增字解经的方式割裂了句子的语法结构，得出的逻辑语义结构与实际语言形式距离太远，没有任何心理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观点。这告诉我们两点：一、具体语言现象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它的归宿；二、抽象的理论架构，可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但迟早要向自然语言现象寻求实证支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前人论著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间对后人影响力的盛衰消长，应该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同1980年代相比，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数大为增加，外语能力也有了可喜的提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外文资料难查难得的问题正日益得到缓解。大型语料库的出现，更是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利器。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课题现在都是集中在语言的结构方面，如语法、语义等领域。方言语法还有大片未开垦的荒地，普通话语法研究则日益深入，要不断找到新课题、新材料、新理论和新视角，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的力气。另外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语言学家大有可为。如何使语言学研究更紧密地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为社会进步和国家现代化做出贡献，有许许多多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值得大家去探索和研究。如全国各地搞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双语教育，就很值得语言学家的关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双语教育，积累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和教训，涉及语言习得、语言教学、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社会语言学等同语言有关的许多方面，把它们总结出来供大家参考，可以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另外，语言与法律、语言的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等，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有大量的课题需要语言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研究和总结。《当代语言学》可以考虑如何更好地在开创风气、引领潮流、鼓励结合、支持创新方面发挥自己的先导作用，同时在文献综述、选题和方法等方面为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及时提供翔实可靠的服务。
引进、结合、创新是国外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关系这个大课题的三个组成部分，更是它的三个发展阶段。引进、结合和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主要知识系统逐步成形、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到《国外语言学》再到《当代语言学》，生动地反映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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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语言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