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守住地域的疆界与超越地域的疆界

在对地域社会的研究中，我们既要守住疆界，把握地域疆界内的整体特征，又要超越地域的疆界，探讨其与环境的互动。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但是，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注56“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注57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记述了其疆界的四至：“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但是,区域研究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我们所揭示的徽州经济、社会、文化三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系统，都超越了徽州的疆界。区域内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疆界外的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外在的环境是指该区域的区位、对外的交通及与其相邻的区域。徽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封闭，但它的区位却是具有优势的，它位于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边缘，^注58有新安江可直达杭州，借道大运河可北上苏、松、嘉、湖、常、镇、扬等江南核心地带；有青弋江北上芜湖，入长江，可东去江南，西溯九江、武汉、蜀中；有阊江入鄱阳湖，抵江西，进入去广州的商路。这一区位优势，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避乱南迁，首选之地是交通便利的江南核心地区苏南与浙北。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在经济上，徽商的形成和强大更是得益于区位优势。万历《歙志·货殖》指出：“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徽商“出而糊其口于四方”，最为便利的就是富庶的苏杭，并最终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徽商的主干行业是国家专榷的盐业。明初，盐政实行开中制，外商多为山陕商人，内商多为寓籍淮扬的山陕商与徽商。嘉靖初“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注59势重于徽商。万历四十六年改行“纲盐制”后，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徽商之所以在竞争中力克山陕商，从而操商界之牛耳，地理上就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上，徽州也经历了内外的互动。徽州的原始居民是山越人，其原始文化则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剽悍尚武。这种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同时，士族带来的中原汉文化，渐渐使徽“俗益向文雅”。深厚的文化积累，使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与苏州并驾齐驱的府一级的科举之乡。大量的徽州人通过科举而走向全国。从朱熹、戴震到胡适，从理学、反理学到科学民主，徽州文人影响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走势。

文化辐射自然是双向的。一方面，徽州文人与徽商将各地的习俗风尚带回徽州。《歙事闲谭》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持久之道，尚其知所节欤。”^注60另一方面，他们也将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带到各地。例如，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戏剧更是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徽剧日渐成熟。徽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蓄养家班。家班演戏是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贵、洽谈商业的交际手段。《扬州画舫录》卷五提到的在扬州的七大内班中，可以完全肯定为徽商所有的就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以及江广达的德音班和江春的春台班。由于徽商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往往自己编剧、度曲、导演，如汪廷讷著有杂剧六种，潘之恒、汪季玄、吴越石等则“自为按拍协调”，“招邀导引”。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此后，徽剧逐渐吸取汉剧、昆腔之长，发展成为京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又如，饮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扬州所发展出来的淮扬菜，就占了中国八大菜系的1/4。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会馆、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国各地城镇到处可见徽派建筑。当然，徽商带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徽商的商业道德、徽商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可以说，没有这样疆界内外的互动，就不会有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也不会有近世徽州的辉煌历史。

研究区域社会，我们要守住疆界，因为你是研究某一个特定的地域社会，而地域社会总是有其疆界的。在徽州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有明确的地域界定，我们称之为徽州学，或称之为徽学；另一种则是模糊的，即一方面与徽州学有相同的含义，同时又有疆界模糊的危险，因为现在就有把徽学扩大为安徽学、徽商扩大为安徽商人的倾向。这种疆界扩大的做法，实际上与区域史研究是大异其趣的。

但是区域社会的研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胡适先生曾就他的家乡绩溪纂修县志发表过意见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其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注61胡适先生关于大、小绩溪的论说告诉我们，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要根据“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来确定“大绩溪”的范围。这里的“大绩溪”其实就是研究区域的外在环境。套一句胡先生的话来说，徽州学若无大徽州，也难成局面。可见大徽州是徽州学研究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而广之，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笔者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就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则为大徽州。这样一来，就把徽州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

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任何区域都是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因此从事区域史的研究不能从一个极端（只看中央不看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地方不看中央）。前揭明清盐政的变化对徽州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便是一例。区域史研究必须要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中去。明清以来，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就有必要把区域史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从整体史的角度考量徽州，我们既要守住地域的疆界，又必须超越地域的疆界。三大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由两个循环构成的：一个是徽州地域疆界（小徽州）内的内循环，另一个是超越徽州地域疆界（大徽州）的外循环。三大要素的两个良性循环，便是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它是处于动态中的。当内外循环都处于良性时，徽州乡村社会就稳定、自治、繁荣。当内外循环之中有一个循环被破坏时，徽州乡村社会就陷于危机状态。一旦内外循环都无法进行时，徽州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格局就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