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不奇谈

改革开放，有一点机会出去走走，也有一点机会见一些海外来客，所见所闻，颇有异于国人的想象。然而，这又都是普普通通的事，并非奇谈。录之以供摆龙门阵之助。

新加坡人的股票观

近年国内炒股为热，笔者访问新加坡时诚心想学习一下他们的炒股经验。不料一连问了几位亲友，都说没有买股票。这些朋友年收入均在1万美元以上，手里的储蓄至少也有6位数（按美元计），新加坡又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股市繁荣，何以这些朋友有钱不买股票呢？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朋友请教。他们说：股市涨落，瞬息万变，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把钱投进去，有死无生。自己不懂，就不能像赌博那样去碰运气。

还有的朋友说，即使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现在全世界股市联网，一天24小时都在进行交易。说不定一眨眼就是一个大变局。真要炒股，除非辞去本职工作不做。那样，风险太大，太吃亏了。

“那怎么处理手中的余钱呢？”

“买债券，而且要买国家债券。这才是最保险的金边债券。私人企业的债券虽然利息高，但是有风险，万一企业垮台就会血本无归。听说中国的国库券有一阵不好销，真奇怪，不好理解。”

日本人把买股票当奉献

一次和两位日本朋友聊天，我问他们有没有买股票。A说，我没有买，他（指B）买了。

“买的什么股票？”

B说：“本企业的股票。”

“分红的水平高不高？”

“这要看企业赢利的状况。这几年的年息一般不超过4%。”

“那不是比银行利率还低吗（日本银行存款年利率约在5%左右）？你为什么还要买呢？”

“为了对企业表示忠心。”

A补充说：“B君是高级职员，如果不买本企业的股票，做出奉献，他就当不了高级职员。”

“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也表示一下对企业的忠心呢？”

“我即使想买也不会允许我买。”

美国工人买了企业产权又卖掉

有朋自美国来，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小企业，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老板要宣布倒闭，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一百多工人决定自己集资把这个厂买下来，其中许多工人的集资款都是向别人借来的。

工人把企业产权买下后，组织一个工人持股会，由这个持股会聘请厂长继续经营。

三年之后，企业情况好转，成为赢利企业。这一百多位工人又共同商量，把企业产权卖给别的资本家，工人收回自己的集资。总之，大家都继续当工人，不当老板了。

日本人吃西瓜

有一位朋友，夫妻共同到日本讲学三年多了。中间曾经回国一次，给家里带了大冰箱、大彩电等等。我们都认为他在日本生活一定很好。

我们到东京时，去看这位朋友。他们住在东京郊区一个简易的小楼上，墙薄得好像只有一块板，房间只有9平方米，月租金7万日元（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还说这是东京最便宜的，因为这房子是等拆迁的。再想找这样价钱的房子就不容易了。

主人买了个西瓜招待我们。他说，这是来日本三年半第一次买一个整西瓜，又解释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是我穷，周围住的日本人，也都从来不买一个整西瓜的。

他们夫妻三年半第一次买一个整西瓜，我是相信的。但说日本人一般也不买整个的西瓜，我就有点将信将疑。于是就拿这个问题问一些日本朋友：

“你们买西瓜是一块一块买的吗？”

一连问了三位朋友，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一句话：

“西瓜太大了嘛。”

后来，我到街上看到，一个苹果的价钱是2000日元（相当于180元人民币）。一般日本人的月工资虽然有20—30万日元，但也只够买100—150个苹果。

日本人理发

在东京街头，看到男士留长发的多，以为是一种时尚。见到国内某报社驻东京的记者，头发却理得很精神，就问他：

“现在日本是不是流行男士长发？”

他说：“这也是无可奈何。街上最简陋的小理发店，最简单地理一次发，4000日元（相当于360元人民币），稍为像样一点的理发店，8000日元。男士们只好尽量减少理发的次数。”

“你的头发怎么这样精神？”

“这都是夫人的手艺。一个月理两次发，等于省下好几百元人民币。”

日本人看第二职业

那一年，中国正在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位日本新闻界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不明白什么叫精神污染，提了许多问题向中国新闻界的朋友请教：这样做算不算精神污染，那样做算不算精神污染。我们的同志一一做了回答。最后他问：“报社的记者给别的报纸写稿算不算精神污染？”

我们的同志说，不算。

这位日本朋友说：“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你们却不反对。我看你们反对精神污染是假的。”

我们的同志说：“记者业余时间写作，是他个人的事情，报社不好干预。”

这位日本朋友说：“记者怎么能有业余时间？他应该24小时都是记者。”

1993年我到日本又向日本记者协会请教这个问题，我问记者能不能给其他报社写稿。日本记协的先生们大吃一惊，说：“这不是吃里爬外吗？要知道别的报纸是自己报纸的竞争对手！”

我说：“如果给友好的报纸帮忙呢？例如有个运动会，某报不能派人参加，委托另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发一点消息，是不是可以？”

他们说：“那是可以的。但这是报社对报社的事，要由被委托的报社下达任务给自己的记者。”

“他能否得到友好报社给的报酬呢？”

“不能。对这位记者来说，同样是为本报完成任务。”

1992年，我到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中文报业集团的章程，上面明确规定，本报记者每一次向其他报刊供稿，都必须事先得到本报总编辑的批准。还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报刊因转载等原因给新加坡的记者发稿费，新加坡记者必须在收款后的七日内向报社报告，并经过报社报告政府，依法纳税。

德国人卖货

德国的印刷机，特别是海德堡公司的印刷机，世界闻名。

我国某新闻单位的领导人借去德国访问之便，参观了海德堡公司，对机器性能、价格都很满意，就想订购一台。谁知该公司却不接受订货，要我们的同志到香港某公司去办理。理由是海德堡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已交由这家香港公司总代理。总公司不能抢自己代理商的生意。

可是，我们的同志却看到有香港的同行在德国海德堡总公司洽谈订货，觉得很不理解。对方解释说，香港地区的销售代理权并没有交给那家香港公司。所以那家公司也不能抢总公司的生意。

意大利人的义务劳动

我曾到一位意大利朋友家中做客，由女主人的女儿接待我。姑娘告诉我，妈妈因为昨天夜里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组织的“团结报节”义务劳动，上午正在睡觉。

《团结报》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每年举行一次“团结报节”，有各种展览、游戏和文艺表演节目，以扩大影响和募集资金。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义务劳动。姑娘的母亲是中学教师，白天在学校教课，放学后从罗马市区赶到郊区“团结报节”的会场，工作到午夜2点结束，赶回家已是凌晨3点多了，下午还要到学校去上课。

姑娘告诉我，义务劳动就是一切都尽义务。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当然没有补休一说），自己付交通费（有的人从外地赶来参加义务劳动，还要自己解决住宿问题），自己付夜餐费（白天工作的人自己付午餐费、晚餐费），在会场上即使喝一杯水也要自己掏钱。

日本记者先要卖报和下乡

笔者认识不少日本记者，觉得他们人人都能干。于是向日本报社的领导人请教，他们是怎样选拔人才的。

他们告诉我：第一是公开招考，条件是大学毕业生。每年应考的都在千人以上，能录取十个八个就不错了，当然都是些尖子。

第二步是叫这些新录取的大学生卖一年报。所谓卖报就是推广订户，挨门挨户去跑。跑到每一家都是针对这家的情况介绍报纸的内容。老人、小孩、主妇各有各的需求。一年跑下来，对读者的需要也就比较了解了。日本报社的领导人说，不懂得读者需要的人，是办不了报、当不好记者的。

第三步就是把这些新记者放到农村去。一个人一个地区，自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跑，有新闻就向报社发。

我说，“想不到日本也有上山下乡的做法，在农村锻炼多长时间？”

日本朋友说：“没有规定，看自己的表现。表现好的一年就可能调回报社，也有人在农村已经七年了还没有调回。”

关于“小费”的不同规定

新加坡的旅馆服务人员按规定是不收小费的。我曾经问新加坡朋友，为什么这样规定。他们说，旅馆的服务是由旅馆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如果直接与客人接触的服务人员可以收取小费，就会显得很不公道。

日本又是另一种做法。他们是在账单上另加10%作为小费，由旅馆统一收取，客人不用另给服务人员。旅馆收取小费后按各种不同的比例分发给全体工作人员，实际上已成为员工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意大利又不同。我去意大利时被告知每天必须留一定数额的零钱付给清扫房间的女工。我曾和一位女工谈话，得知她的收入全靠顾客的小费，旅馆对她并无另外的报酬。客人多小费收入多些；客人少小费收入也少。到了旅游淡季，旅馆大厦可能会关闭一半以上的楼层，有的只开一两层楼，这时大批打扫房间的女工无法上班，就一点收入也没有了。

这三种办法，只是算账的方法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一份劳动只能取一份报酬。以我的经验，在海外还没有看到既拿同别人一样的一份工资，又拿别人拿不到的小费这种情况。

（《龙门阵》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