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新加坡的精神文明

——《我眼见的新加坡》序

翻开刘祖禹同志的这本新加坡访问记，恍如重游旧地，十分亲切。所以有这种感觉，在于他写得真。

我和祖禹等同志一起去新加坡访问，可以说是一次“开眼”之行。

所谓“开眼”，不仅是看到了“四季长青之树，八节不谢之花”，更使我们看到了有助于中华民族腾飞的种种经验。

打开眼界是有必要的，在现代社会尤其有必要。古代交通不便，音信难通。即使在那个时代，互相沟通，互相借鉴，互相汲取有益的东西，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西方的许多农产品，例如西瓜、玉米、土豆、西红柿等等传入中国。到了近代，西方工业发达，吸引了许多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富强，“睁开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已经迈向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又使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注意其他国家的情况和经验。

我们这次去新加坡，主要是为了考察那里的精神文明，或者说是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的关系。精神产生于物质，反映物质，以物质为载体。人们在物质领域中的变化引起精神领域的变化。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有的是势有必至的，有的却并非如此，而带有其他的特点。这些都是我们有兴趣的。我们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但我们的发展水平又还比较低。我们已经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又很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多了解一点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更是十分必要的。

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西欧开始的。大约400年前，西欧一些国家挟技术之优势，突破封建桎梏，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内掠夺农民，对外侵略世界各落后地区，称霸于全球。与此相应，发展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美国大体上也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后来许多国家想走这条路，却鲜有成功。本世纪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一些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更强调社会的、集体的共同利益。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现象。落后的人们如果不能团结一致，大概是很难同先进者抗衡的。

正如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样，新加坡的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中国同新加坡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国情。中国的事情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办。新加坡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的是：经济的繁荣并非必须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市场经济并不一定等于贪污、受贿、欺诈盛行。东方的优秀传统道德（当然不包括落后的陃习）对于实现现代化是可以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些当然不是简单的概念，而是需要具体地联系现代化的进程，研究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和操作方法。新加坡的情况正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眼见的新加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