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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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一个大圈套

本世纪5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文化组织,名字也很好听,叫作“文化自由同盟”。同盟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这个组织由一些著名的学者、作家发起,其中有英国作家亚瑟·柯斯勒、美国哲学家西尼·霍克、历史学家亚瑟·舒莱辛格等人。组织成立之后,网罗的名人就更多了,其中有英国诗人W.H.奥登、斯蒂芬·史宾德、法国作家雷蒙·阿隆、意大利作家伊纳齐奥·西隆尼、美国原子弹科学家罗勃·奥本哈默、政治家乔治·肯南等人。阵容可以算是十分整齐。

文化自由同盟在35个国家设立了分处,雇佣的专职工作人员就有280名。它出版了各种书籍,还有20多种期刊。其中如《遭遇》(Encounter)这样的杂志更是引人注目。为它写稿的名家,除了上述盟员以外,还有左翼剧作家亚瑟·米勒、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赛、小说家诺曼·梅勒等。

但是,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因为,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1950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各国还比较贫穷,文化人就更穷,成立这样庞大的组织,经费从哪里来?有人怀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更认为“文化自由同盟”这一类组织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文化面具。但是,文化自由同盟的当事人都尽可能地否认这种关系。

直到1967年,有一个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际活动处任高级官员的汤姆·布雷登在《星期六晚邮》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承认他就是1950—1954年期间担负与文化自由同盟联络事务的人,承认文化自由同盟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承认《遭遇》等杂志是中央情报局花钱资助的。这一下,人们才感到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一些过去被蒙在鼓里的作家纷纷起来指责文化自由同盟的负责人是“可用黄金购买的间谍”。布雷登说,中央情报局出钱资助这些文化团体,是“冷战策略之一”。

“冷战”,就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自由同盟成立之时,在1950年6月。正是那一个月,美国在东方发动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朝战争,那是热战。同时,在美国国内提出了“麦卡锡主义”,对一切稍为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进步人士大加迫害。这种迫害也扩大到国外,据最近揭露出来的材料,美国特务对著名画家毕加索就曾长期监视。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手,就是分化瓦解进步阵容。资助文化自由同盟就是这样一手。他们拉拢的很多都是进步的文化人,许多是有社会主义信仰的,有的还曾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人对当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不满。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看中了这一点,给钱,帮这些人组织起来,扩大他们的影响,扩大他们的队伍。这是有钱人同穷人斗争的老办法,穷人总是人多,有钱人就害怕穷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们的办法就是鼓励穷人之间的分化,如果大家都是“各人顾各人”,各有各的主张,有钱人就可以各个击破,分而治之了。他们花钱不是做慈善事业。他们的钱是资本,每1元钱都是要追求10元以上的利润的。

但是,这一套必须秘密地进行。布雷登就只同文化自由同盟主持行政事务的总干事麦可·乔塞尔森个别联系。为了不引起人们对金钱收买的怀疑,文化自由同盟工作人员的薪金并不特别高。但是,他们的书比较容易出版,也比较容易出名。这样,一批作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着“清高”的名声出卖他们的自由了。

秘密被揭穿,首先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大怒,同他的好朋友布雷登断了交。乔塞尔森总干事也只好辞职。文化自由同盟几次改名,终于还是混不下去,最后只能解散了。作家们恢复了“自由”。可是,谁知道还有多少没有看见的圈套在继续用“自由”或者其他名义骗取他们掉入新的陷阱呢?


(《中学生》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