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生活的真实

人们看社会，都希望自己看得真。

但什么是真，却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抗战初期，年轻的哲学家艾思奇写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泽东同志读后亲自做了摘录，其中有几句就说到这个问题：

“尊重表面事实，是认识的初步阶段”，因为，“表面事实也可给人以某些认识”，反映这些事实总“比粉饰太平的空论家能多看到一点东西”。例如当时有些作品，就“能相当暴露敌人侵略的罪恶和绝对不抵抗的错误”。“然而单看见敌人的侵略，而不看见侵略的本质，单看见不抵抗的错误，而看不见民众抵抗的前途，这种对眼前事实的尊重，与唯物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进一步“抓住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实的内部发展规律性”。

认识今天的社会，仍旧用得着这种方法。

例如，一个学生失足落水，许多青壮年围观不救，反而嘲笑救人的战士和工人是为了“立功”“入党”。这个事实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尚败坏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看见的。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围观的人在发出他们的嘲讽时，也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前提——为人民做好事才能入党、立功。

不要小看这一方面的事实。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尽管坏人发迹，好人受害、受气，他们毕竟不能把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从人们心目中彻底摧毁。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他们做不到。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个客观规律的力量，比任何人的意志更强，当然也比林彪、“四人帮”的力量更强。这就是我们可以最后清除他们在道德领域中的流毒的根据。

看不到前面那一方面，是不真实，是粉饰太平，会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职责。看不到后面那一方面，也是不真实，或者不够真实，会使我们丧失前进的信心。

高尔基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自然主义”是“不忠实的”，“与我们现实不相吻合的，而且是歪曲现实的”。有的作者说：“我写的是真实。”高尔基驳斥说：“存在着两种真实，而且在我们的世界上，那卑鄙、肮脏的旧真实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的，而另外一种真实却诞生了并且成长着（它必定要使前一种真实死亡）。离开了这两种真实的冲突和斗争，就什么也不能了解。”而“自然主义的方法并不是与必须消灭的现实进行斗争的方法”。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需要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真实。

（《北京晚报》，1980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