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之，一旦我们将自传视为“晚期叙事”，其中的反讽等文学修辞就比较容易被理解了。考虑到自传是“表述立场”或传达意图的一种反观形式，是对自我身份的形塑，它必然是修辞性的，“当一个人将自我辩解的修辞与文类叙事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时，他就更加接近古德曼所说的‘世界式塑造’了，这时被建构的自我及其代表的力量就成了世界的引力中心”^注27。如此，通过对话、辩解、反讽等修辞，自传者获得了重塑人生的权利与方式，也构筑了自我形象的整体。这时，过去往往被设定在当下的语境中被理解和塑造，为现在来服务，如萨特所做的那样：“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注28因此，年近60的萨特在写作这部童年自传时，对童年时代的文学想象活动展开了极为详尽的铺叙，也解释了父亲的死、外祖父的溺爱、他在众人面前的做戏等行为，显然调动了小说的描写技巧，但是其现实目的却非常明确，即为当下的作家身份寻求依据，用写作之灯来照亮迷惘的过去。

在这个过程中，自传的“晚期风格”也为自传本身乃至作者整体写作的真实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因为自传大多不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当一个作者已经出版了一部或多部作品之后，其名字已经为人所知，具有了现实的指涉功能，或者说成了一个“真人”——“指其存在有据可查、经得起核实的人”（当然人们未必会去核查）^注29，此后他如果用自己的名字出版自传，就更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了。相反，“如果自传是处女作，那么，即使作者在书中讲述的是他本人，作者仍不为人所知。”^注30因此一般来说，作者先通过小说、哲学等形式进入公众视野，之后通过自传等现实形式进行自我总结，二者之间构成了对话和互证。

纳博科夫在《庶出的标志》中曾说道：“任何人都能创造未来，但只有智者才能创造过去。”^注31以艺术的方式重新建构记忆和过去，这确实需要天分和能力。不过，就模仿真实的角度而言，要做到真正真诚的自我表达其实更加困难，自传者为自我身份所影响，通过叙述来选择并展示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合法性的偏见”。不过这种所谓的偏见带有了智性发展的特征，这类自传的“价值关乎的是人的心灵、精神，以及智力”^注32。由此可见，自传的最终价值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与提升，自传者向内探索得愈加深入彻底，愈有反讽质疑的精神，就愈有飞跃的可能，从而获得与人世的“新的和解精神和安宁”。

梁庆标：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传记理论与批评研究。近期出版了《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