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宋书画艺术与佛教的特征
宋王朝前后320年（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是秦汉以后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与历代王朝一样，这一时期的君主是国家的绝对权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是在外敌面前，宋王朝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基本上都是以妥协退让、议和苟安的方式求得和平。由于外受异族侵逼，内部矛盾日趋严重，宋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扭转时局，反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官僚机构臃肿膨胀。在思想上，宋王朝虽然把儒学作为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但基本上还是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对佛教、道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扶植。并且传统儒学也得到了改造，形成了所谓的“道学”“理学”。
北宋时期的书画艺术与佛教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一 北宋书画艺术的特征
在整个中国书法与绘画发展史上，北宋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书画艺术在北宋时期的情况大致如下。
这一时期，书法方面出现了盛行帖学、重视“学识”、崇尚“情趣”的书风。而这种书风的出现与当时帝王重视书法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宋太宗曾遣使搜求历代帝王名臣的墨迹，命侍书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因完刻于淳化三年（992），故称“淳化阁帖”，后来徽宗又于大观三年（1109）重新摹勒上石。此后，不论官方、私家，皆刻帖成风，形成了一种以崇尚“二王”书风、临摹尺牍和信札为主的“帖学”。这种书风对于保存名人书迹，推动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此后的元明清书法就形成了专门的帖学派。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书法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碑板和墓志转为重视卷轴和尺牍、信札、题跋。这些表现形式都是属于平常无意识信手而为的寸纸片言只字，书写者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尽兴，书风轻快活泼、恣肆放达。这一点，我们从当时“宋四家”注34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图5）就是手绢形式，以烂漫不羁、达情显趣取胜。其实，宋之前的魏晋书法，也都有书札出现，注35即为了表现人的风采，采用轻快、自然、多姿的书写方式。注36
图5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纸本，33.5×118cm，台北王世杰藏
另外，自从唐代把“书法”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设立以来，书法除了“技艺”这一功能之外，又成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一个阶梯，这使得书法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宋代，人们对书法也就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由唐代注重的“法度”转为“尚意”的审美倾向，强调了书写者“学识”的重要性。此“学识”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卷气”。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仅从书法的“技法”来考察作品的优劣，而是把作书者本人的学识修养以及作品是否表现情趣作为欣赏书法作品的重要标准。比如，黄庭坚就把书写者胸中的“道义”作为书法之“贵”的重要标准；注37苏轼对书家的学识修养也非常重视，在他的书论里也曾涉及这个问题。注38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比较注重书家的学识修养，并且形成了以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尚意”书风。由于元明两代的书法直接受宋代影响，故宋元明的书法大多书卷气重，思想哲理性强。
绘画方面，北宋初期就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画院”，注39到徽宗时日趋完备，并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考入后有一定的职称，可以穿与朝官一样的服饰（即绣有“绯紫”和“佩鱼”），可以支取钱粮。此举吸引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画家，他们相互竞争、切磋、学习，出现了一大批画家，既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也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宫廷画”与以前绘画不同的是，创作目的已经从传统的“助教化，成人伦”转为注重绘画的纯艺术审美愉悦的功能。这使得人们对绘画的理解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由于佛教的普泛化，使得“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深入到各个阶层，于是佛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庄严性，进一步世俗化。人物画在北宋亦有所发展，宫廷画院里就有一批写真名手，苏轼在《赠写御容妙善师》里的“妙善”就是一个为仁宗皇帝画“御容”的写真高手。此外，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出现了以描绘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这一类画介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但表现的主题和主体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山水风光。这是宋代人物画科中的一个新现象。如张择端（宋，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除此之外，表现形式也多为卷轴画，以灵活轻便取胜，比较符合当时以绘画来玩赏消遣的文人士大夫的口味。
北宋绘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乃是文人绘画得到了发展。文人绘画由一大批官僚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组成，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1049～1106）、米芾为代表，并以“士人画”作为他们这一派绘画的名称。他们独立于宫廷画院的画工之外而自成体系，认为“士人画”高于画院画工的创作。画工画的创作宗旨是以玩赏、取悦为目的，而“士人画”强调作画要具有诗的意境，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兴创作，兴之所致取其意气所到，重在“传神”而不拘于物象的外在刻画，把表现主体的情趣作为绘画的最高准则。他们喜欢简淡的水墨色感，表现题材从山水逐步扩展到花鸟。因此，这一时期文人贵族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特别多。另外，他们除了在创作实践方面有所成就之外，在理论上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这方面以苏轼的成就最为突出。北宋中后期兴起的文人画潮流，对此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讨论的主题就与此有关。
总之，北宋时期不同题材的画科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其中文人绘画写意画风的兴起，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北宋绘画有别于其他时代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 北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北宋时期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佛教与政治联系密切。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宋代诸帝王都很重视佛教。自宋太祖开始就对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如重视西行取经，曾派遣大批佛僧西去印度，注40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派僧团。宋太祖还修建了不少寺院，注41并经常亲自抄写和诵读佛经。注42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经》也始刻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太宗崇佛更甚，在行军出征途中，仍以佛事为重。注43并且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建立了译经院。据《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记载，太宗曾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教的广博宏辩、精微妙说，在其即位后的六七年里，度僧达十七万之多。注44建寺修院更是空前，注45在《太宗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中竟说要尽国家之余积，来兴佛事建寺院。注46真宗在位二十五年，与其父一样，也是大营佛事，优厚佛僧。据《宋会要·道释》记载，全国设有戒坛七十二所，寺院近四万所，佛僧达四十五万之多，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仁宗于景祐三年（1036）四月，在为驸马都尉李遵朂（988～1038）编纂的《天圣广灯录》所作序里，就说自己与历代祖先都是佛事的热心者，注47可见也是好佛之人。仁宗时代佛教最明显的特点是，由原先注重外来佛教开始转向注重本土佛教，即禅宗受到了重视。天圣九年（1031），仁宗供奉慧能衣钵，命士大夫为慧能歌功颂德。注48皇祐元年（1049），仁宗在京城专门为禅宗建立寺院，开辟传教基地，寻求有名望的禅师主持寺院。注49此后，英宗、神宗、哲宗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也都大力支持。如神宗在元丰三年（1080），曾出面把律院改为禅宗寺院，注50并且在元丰五年（1082），还对京城著名的大相国寺做了调整。这些举动反映了他对禅宗的重视，同时也提高了禅宗的地位。并且，这一时期的佛僧仍保持在二十余万。哲宗时期仍然采取剃度开坛的放宽政策。另外，在扶植、重视佛教的同时，因为统治、安定诸因素的原因，诸帝王对佛教也时有抑制，以防过于强大危及统治。但是，总而言之，苏轼所处北宋时期的诸帝王都非常重视佛教，这是北宋时期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二，国家经济与佛教息息相关。由于诸帝王的扶植以及重视，寺院拥有大量的田产、房产，加上得到政府给予的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寺院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所以，国家在财政亏空或危机之时，就以各种方式搜刮佛僧以解决财政困难。比如，出卖度牒。度牒是官方颁发给佛僧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文字凭证，佛僧拿到度牒之后，要纳钱给政府。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向佛僧发度牒来得到一笔收入。北宋神宗以后，政府把度牒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依据。注51另外，政府同样还以出售紫衣师号的方式从佛僧那里获得财政收入。赐紫衣师号，原本是帝王对有功于朝廷的高僧大德的一种精神奖励。但从北宋中期开始，不论僧人的道德、才学、名望如何，只要出钱就可以得到紫衣师号的尊称。在苏轼所处的熙宁年间正是买卖紫衣师号的旺盛时期。政府的这些行为使得佛教与国家的联系越发显得紧密。
第二，禅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内证禅”转变为“文字禅”，灯录和语录的编纂成为当时的主要事业。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发展至北宋，则以禅宗、天台、净土三宗为盛，其中又以禅宗的影响最广。在形式上。宋代的禅宗分为五家七宗，即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杨岐二派。其中又以云门、临济两宗最为兴盛，苏轼与这两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一章详细阐述）。同时，在内容上，宋代的禅宗已由原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转为以阐发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文字禅”。即传统禅宗采取的方法是“体认”“参究”，而宋代的禅僧们则主张用各种“公案”“话头”“机锋”的方式来谈“禅”论“道”。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灯录、语录的编纂工作。以这种方式谈论禅宗，不但可以摆脱唯经书是依所带来的弊端，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体证者个人独到的“心得”，使得参悟佛理成为一种生动有趣的生活艺术行为。
第三，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世俗化是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但发展至宋代却有三大明显的特征。（一）由泛泛的三教调和转为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二）由避世修行、救渡众生转为积极入世、忠君爱国；（三）广大士大夫谈禅成风，居士辈出。（一）（二）基本相同，属于由完全的出世转向关注世间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大原因：一是佛教处民族危亡、动荡不安之时，无论从自身的存亡角度还是统治者的提倡，都促使佛僧们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二是唐末五代以来，由于禅宗普遍流行放任自然、不问善恶是非的风气，使得禅宗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便提出了禅教统一、禅与净土统一的主张。宋初的延寿（904～975）在《万善同归集》中从理论上证明了佛僧参与世间生活的必要性，注52此后克勤（1063～1135）更直接地把“佛法”与“世法”等同起来。注53这两大因素都促使佛教向以儒家思想为主调的世间靠拢。也正是上述的这些因素，为士大夫们与佛僧的交往及其以在家修行方式的参禅悟道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气氛与社会氛围。比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圆觉经》等著名佛典喜为士大夫研读，《灯录》也成为士大夫案头常见的书籍。有意思的是，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三记载，仁宗时期，负责考核童行经业的宋绶（991～1040）和夏竦（985～1051），各用十天和七天时间背诵《法华经》。注54可见当时士大夫们对研读佛典的重视。当时的著名人士皆与佛僧有所交往，如杨亿（974～1020）、李遵朂、苏轼兄弟、黄庭坚，甚至连排佛甚力的程氏兄弟、朱熹（1130～1200）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自己与佛教的关系。
第四，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由于帝王们的提倡以及士大夫们的热衷研佛参禅，佛教的影响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文学、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也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文学方面，士大夫们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截然不同的语录体，比如有学者认为朱熹《朱子语类》的行文方式就与汉译佛典的文体极为相似。注55另外，文学作品在思想与题材上也深受佛教的影响。比如，欧阳修（1007～1072）的《六一诗话》就取材于佛教，苏轼的《黄州安国寺记》《大悲阁记》《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司马温公神道碑》等，就明显地含有佛教思想。佛教对诗歌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如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禅喻诗”“以禅入诗”等体裁的诗歌，讲究“翻案法”“悟入法”“活法”等创作方法，为诗歌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同样，由于佛教势力深入民间，一般人民的生活和佛教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因而对深处下层市民中间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小说、鼓子词注56、诸宫调注57、宝卷注58等流行于民间的文学体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熏染。同样，佛教对书画艺术方面的影响就更为深广了。在思想方面，书法与绘画强调的“尚意”“写意”就明显地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书家、画家研佛参禅以及佛僧写书作画之事，举不胜举。这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此处暂不详论。总而言之，佛教影响中国文化（艺术），至宋代更为集中、明显。这也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