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黄村走来:辞书编辑培训班十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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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日子

三期学员 高 蕾

 

 

黄村日记(一)

原以为驾照是我这辈子考的最后一本证书了,但情况发生了改变。

N多天前,社里领导找我,说:你得去参加一个培训,然后通过考试。

我立刻就有了眩晕的感觉。

领导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来,要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辞书出版的资质,需要有五个有辞书上岗资格证的编辑。社里早两年是有五个有资格的编辑的,有一个今年退休了。不到“五个”人,出版社的资格就受到了威胁。署里还规定,参加培训的人必须是参加工作五年且有中级以上职称的。

室里一个刚工作的小朋友,一个快退休的领导,让这两位参加,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这人一向比较嘻哈,做学问的事从来靠不上边。虽说做了多年的编辑,但都是编少儿书。攒故事是长项,搞辞书,对我来说就和搞天书差不多!

但是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天,我准时去北京报到。

培训地点在北京南边五环外一个叫黄村镇的地方。“黄村”这个名字,我小时貌似在某个“古老”的黑白电影里看到过。那片子好像是讲打日本鬼子的。在一片麦子地里,几个鬼子一边指地图,一边说着日本腔儿的中国话:“黄村的……这里的……”

去北京的当天,北京一家和我们有业务联系的公司让我顺便去谈点事。这真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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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离机场比较近,本来人家说要接我,我说:免了,还是到时候送我去黄村吧!

办完事,公司把我送到了黄村。好远啊!从城北到城南,简直就是穿过了一个北京城啊!

如果说北京城是心脏,黄村可能就是要犯“冠心病”的位置了吧?在那里一点也找不到首都的影子。

从杭州到黄村,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气温。从杭州出发时没想到会有多冷,衣服也就没多带,结果一到黄村就被冻“绿”了!

报到的名单上我是第102名,最后一个。看来领导对让不让我来,可能也琢磨了半天呢!

北京要11月15日才供暖,住的房间朝北,一点阳光不见。空调只有冷风没有热风。在屋里真是越坐越冷……

安顿下来已经天黑了。我一人在外面乱转,跑出好远,也没找到附近有什么大超市。失望。

第二天一早,八点半开始上课。

先是开班典礼。署里来了好几位领导,还有专家什么的。主席台上坐了七八个。听主持人介绍,个个都来头儿不小。班主任也是辞书界的“大腕儿”。

领导们轮流讲话。“盛世修书”,大家都这么说。然后就举例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辞书,汉代的《尔雅》《说文解字》都是在国力最强的时候编成的。我突然就有了个问题:为什么另一个被称为盛世的唐代,没有“修书”而流行写诗呢?这个念头一闪,很快就过去了。

领导们一讲完话就撤了。接下来要给我们这一百多号人做摸底考试。

老师说,我们所有的学员在培训结束时都要经过闭卷考试,没有过关是不能拿到证书的,而且前两期都有没通过的人。

老师的一番话实在令人紧张!!

三张卷子。闭卷考。这样的事已经好多年没遇见了!

内容分几个部分。

基础知识,要回答什么是辞书之类的问题。词条部分,要把有问题的释文改过来,还要说明为什么。最后是综合题,是关于对辞书出版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

我从来没搞过辞书,只是临时抱佛脚地翻了下讲义,基础知识部分估计回答出一半吧。

词条部分就很抱歉了。选词目的事根本找不到北。

最夸张的是改释文。

一个是关于“三个代表”的。如果是正式编书,像这一类的内容照习惯一定是去查中央文件的。这种东西自己“乱造”绝对是找抽!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这样的词条来让我们说事儿。大概改了一下,加了个“中国共产党”(后来老师说这个加对了,但仍然很不全面),其他就搞不明白该补些什么了。

再一个是“重庆谈判”。这个我也不清楚该怎么改。说老实话,如果真要在书里用,一定是要查《辞海》的。(后来老师说,这个释文错在没有“开宗明义”。这种道理,打死我也不会想到!)

综合题相对好一点。谈了些想法,没让白纸空着,然后交了卷。

相信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因这场考试而使自尊心备受打击。李老师说,本次摸底不计入个人成绩,不报名次。话虽如此,但想到最后要闭卷才能过关,心里一阵阵发紧,身上顿时感到更冷了……

上午考完,趁中午休息时跑去买衣服。

大兴这个地方出租车极少。在路边等半天,来了好几辆“黑车”。照杭州的规矩,这样的车是坚决不能坐的。向路边的两个学生打听,她们说去一家大卖场还有好远的路。走着去很不现实,会误下午的课。但正牌的车总也不来,只好坐“黑车”。

坐上一个女司机开的车。叫价倒不贵,十元。

十分钟的车程。到了一家“物美大卖场”。

同样的商场在杭州也有,很大的一家开在城西,里面的东西也非常时尚。但黄村的这家物美,虽说是开在闹市区,但里面的东西,看上去和杭州远郊的余杭镇差不多。裤子的面料很差,绣着扎眼的花。衣服的款式也很难上身。无奈之下,只好买了套内衣。穿在里面,只要是全棉的,款式无所谓了。

下午听周老先生的报告。是关于辞书质量的。

说到编辞书时,他举了些好玩的例子。说某人编的辞书将“妈咪”“小弟弟”“雪乳酥胸”“风骚货”“鸡窝”之类的选作了词条。

又举例说该辞书中对“鸡窝”的解释是“三陪女们住的地方”。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致力于空洞的理论研究或思考,并经常不恰当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自称属于知识精英或上层知识界的人”。

还说,某词典在解释“张”时作者把自己的妻子(姓“张”)搞成了例句。(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者太搞笑了!)

说到科技辞书的某些外文译文时,老先生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俄文,一会儿日文,一会儿法文,一会儿拉丁文……表达超级流畅。

不知道老先生此举别人有何感想,反正我感到自己非常白痴!

从两点开始,这位74岁的老先生一直不停地说了四个小时,中间也没休息。老先生声音洪亮,一点也没有疲劳的感觉。一些年轻人都感叹说,老先生真是腰好背好腿脚好啊!

晚饭后,老师也给我们安排了活动:开会讨论。

全班分成了五个小组。我被分在第二组。组里二十几个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几乎都不认识(分组时老师特意把同一个单位的人都分在了不同的组)。

大家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就是开始对闭卷考试的事担心。看来像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

快九点时结束讨论回到房间。

很冷。很无奈。

之后给社领导发了一个短信:今天老师出考题,让找出设置不合理的词目:狗屎 鸡屎 牛屎。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短信发出后好半天,终于等来回信:最后一个。

我立刻回信:我选的是第一个。老师说是后面两个。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是后面两坨屎,而不是前面一坨屎。郁闷哪!

直到睡下时也没接到领导的回信。估计他也郁闷着呢!

黄村日记(二)

还是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狗屎是对的,鸡屎、牛屎是错的吧!

老师说了,狗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词目,而鸡屎、牛屎就不行了。从道理上说,这两坨屎就相当于某不规范的词典中把鸡肉丸、鸡肉片、鸡肉丝……牛肉丸、牛肉片、牛肉丝……全当成词目一样!

—就是说,对错和它们体积的大小无关,而和词的内容有关!

虽然有点搞笑,但学问真是大了去了!

这次上课还请了一位辞书界的泰斗级人物——巢老,老先生在上海工作,八十多了。个头不高,一头白发很硬挺,密匝匝地竖在头顶上,有点卡通。他长什么样呢?这么说吧,电视剧《家有儿女》里面的刘星如果活到八十岁,差不多就他这样。

老先生很久都没出来了。这次能给我们来上课,真是难得!

他讲的内容是《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讲了忘我的奉献精神、正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态度几个方面。

老先生为人很低调,还把自己得的稿费设立了一个基金,平时他出去活动,所有的费用都从这里出,绝不用公家一分钱!在他的讲稿里,不断有“……在著《×××》时,何尝想到名啊,利啊”这样的话,感觉他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老先生还举了个例子说,有个女编辑,因为要编一本辞书,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还为自己立下了规矩:不探亲,不访友,不会客。甚至还在自己家的写字台上写上“会客请勿超过五分钟”。儿子从小学到中学,她只陪儿子去公园玩了两个小时!

做辞书,看来真是需要点精神的。

的确,给我们上课的徐先生就说过:“编辞书的都不是人。但是——编辞书的都是圣人!”

老实说,听了这话,我当时立刻就要哭了!

回到宿舍,心里多少有点乱:现在还不是圣人。编了辞书后,成了圣人,以后怎么好意思为了辞书工作难度的事和领导讨价还价?怎么好意思再和领导谈年终奖?怎么好意思再谈工作量……

晚上,室里的同事在网上和我聊天,说他马上要去开辞书会。

我给他讲了“圣人”的事,逗他说:“你现在是圣人!”

同事说:“去哪儿好呢?”

我把想得到的中外“圣地”都给他报了一遍:耶路撒冷、梵蒂冈……延安、井冈山……

同事说:“那是去朝圣,不是去开会!”

我说:“圣人去圣地开圣会。合情合理!”

黄村日记(三)

因为上课的缘故,遇到的名人都扎堆了。以前也遇到过名人,个别出现比较多。好比是一颗钻石摆在眼前,让眼前一亮。一堆钻石放眼前,晃了眼,多少有点受“惊吓”。我相当不适应。就像吃多了,消化不良。

我尊重老先生的具体表现是上课认真听(尽量少喝水,少上厕所),认真记笔记(目前手有点抽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尊重他们。

后来发现,其实我这样的尊重方式有点老土。

每次课后,都有学员拿着照相机和老先生合影留念。老先生的涵养好,当然也不会拒绝。

我没拍。我老是想,如果我拍了这些照片,拿回去做什么呢?放在床头?与名人相伴,实在不好入眠啊!放在书里?我这辈子也不会出辞书方面的专著,就是出,也用不着拿与名人的合影说事吧?

不过,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是名人,无法揣摩他们的想法。也许他们很喜欢被人围着?可能那样的感觉比较不一般吧。

听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先生的课,大家都比较认可。他谈的内容没什么要背的条条框框,就是考试估计也是问答题。同时,他谈了未来辞书发展的方向,包括他所在出版社对辞书数字化所做的准备,非常有想法。

只是大家都搞不清他领导的出版社怎么给做辞书的编辑考核呢?比如说,一本小学生词典,光词库就要做四年。一个编辑或多个编辑,四年都在捣鼓这么一个东西,在一般的出版社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利润、工作量……该如何计算呢?这是个问题!

周末有个小小的聚餐。八个人一桌。

一百多号人,差不多人人都去向班主任李老师敬酒。

李老师原来去黑龙江插过队,白酒是半杯半杯喝的。等大家都敬过他酒后,他仍然口齿清楚,谈笑风生。真是好酒量!

本来大家是想把他灌晕,然后问出点什么的。结果呢?李老师“咬紧牙关”,只字不漏。呵呵,神了!!

黄村日记(四)

休息日出去办了点事,怕误了复习,晚饭前赶回来。

晚饭时在饭厅遇到老师。看到饭厅里有不少学员,老师就感叹说:看来大家都很认真啊!

大家都开始叫苦,说压力很大,都在复习啊!还有的说,一天哪里也没去,就在这里看书了。

老师显然有点同情我们了,说:“吃完晚饭,你们去教室复习吧?我去和大家聊聊天吧!”

大家说:“是辅导吗?”

老师说:“不是辅导,是和大家共同学习。”

晚自习的教室里一会儿就坐满了。等到“花儿都谢了”,老师终于出现了。

一片掌声!

老师说:“我怕你们复习的不是地方。还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吧!”

同学很希望他能说点“关键词”,提点重点什么的。老师把几个老师说的重点又说了一下(差不多讲义上的内容都在里面了)。然后,他有点为难地说,题是几个上课的老师分头出的,批卷子也是几个分头批,最后一个老师拿计算机合一下。不合格的连拉分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是署里办的考试,所以卷子也不能太“水”。

立刻“唉”声一片!

老师无限同情地望着我们说:其实老师的心情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希望大家理解……

我们就这么期待地看着老师,老师就这么无奈地望着我们……无语。

看运气吧!

“ 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这话是意大利的斯卡利格说的。我觉得他说这话时有点沾沾自喜“秀”一下。

将要编辞书的我们,难道真就要准备去“服刑”吗?—唉!

黄村日记(五)

上午是语文基础知识。讲课的刘老师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责任编辑,全国有关标点符号的某些条文规定,她是主要起草人。

本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听完以后,还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用了!最麻烦的是,记了一大篇,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到底老师会考什么。这是最最要命的!

下午去外研社参观。

老师说路不远,从招待所到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只半小时就能到。

下午一点半就出发了。一百多人,分乘两辆大巴。结果坐了十多分钟。这么远的路,如果规定半小时走到,那只能是竞走了。

一路上全是正在建设的工地,尘土飞扬。

天热极了。车里就像一个大暖棚。

国际会议中心占地面积很大。红色的外墙与外研社市中心大楼的色彩完全一致,是暗红色的。

现代化的楼群设计,现代化的内部装修。在这个远离“心脏”的地方,还有三个会议:中日学生交流团、输液研讨会和机要工作会议。我个人认为,最后这个会议放在这里最为合适。

领我们参观的小姑娘极为自豪。

在酷热的太阳下,小姑娘带我们到了一个千人大会堂门口。但是,门没开。她说:“错了!”又带我们走了几百米的路,穿过整个草坪,走到另一个楼里。然后,她又说:“不对!”

这么转了半天,把院子里差不多全转过了。

最后带着大家进了住宿的地方,打开两间门让我们参观。瞄了一眼,差不多相当于五星级吧。这么远的地方,门市价六百多,内部价是三百多。这里价格和我们住地差不多,条件与我们住的地方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家多少有点受刺激,说:“我们在黄村学习,然后在这里睡觉!”

不过,说老实话,如果让大家在黄村和这里做个选择,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黄村。这里实在是太乡下了。把学习放在这样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疯掉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除了豪华装修的房间,还有与之配套的桑拿房、健身房、乒乓球室、沙球台……

大家又参观了几千平米的库房。不过,这些搞编辑的人似乎对放退货的库房更感兴趣。但是退货的地方,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

据说这块地是七八年前买的,现在地价已经翻好几倍了!

原来的李社长,现在已经调去集团当老大了。

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上课。讲的全是世界出版的未来,中国出版的未来,还有作为编辑的责任。位置不一样,眼光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已经很久没听这样的报告了,感觉相当陌生。最“雷人”的是李社长时不时来一段英语。这个很正常,因为他是北外毕业的。

几个小时的报告,李社长全是站着说的。据说他原来是当老师的,习惯站着讲。

报告结束,天已经黑了。乘车回来,听见好多人说:“饿死了!”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开始八卦李社长。他是哪儿人啊?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啊?他什么时候学的外语呀……

有知根知底的立刻给出答案:李老师是河北人,原来的工农兵学员。上学的时候他还在当兵,进北外时一个外语字都不认识,经过四年,成了“超人”。

真不知道该夸他厉害,还是夸北外厉害!

晚上又上晚自习。

李老师来看了大家两次。依然是同情。依然是没什么更多的关键内容。

学员中有几个是少数民族,藏族的和朝鲜族的。学习内容对我们这些学中文的来说都有相当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就更大了。

朝鲜族的崔老师拿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边看讲义,一边查词典。

据说,已经有人复习到三点钟才睡觉。太吓人了!

我们一边唠叨署里缺乏同情心,一边想用悲情打动老师……但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是要看书。

杭州有句老话叫“晚上千条路,早上爬起磨豆腐”,用它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黄村日记(六)

可能是因为学习太紧张,有人顶不住了,五个同学拉肚子去挂盐水,还有一个因为书看多了,急性角膜炎发作。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同情心,也没怎么担心同学的身体,而是在讨论:生病可以加分吗?如果可以,我们就去喝脏水……

还有一件要命的事:所有电脑都中毒了。我同屋的小朋友把电脑拿去请一个学了十年电脑的人去修,结果被彻底修死。里面所有的文件都被格式化了,变成了一台可以重新拿出去销售的电脑。就是说,原本是得的感冒,硬是当癌症医,现在已经进了火葬场……

我搞不懂什么原因。一个朋友说,全是因为我们住的“中核宾馆”名中有个“核”字。晕哪!!

尽管学习的日子非常难熬,但也有开心的时候。

有位姓厉的先生,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听他的课,简直就像是听单田芳的评书,实在太好玩了!

厉先生讲课的内容是“辞书编纂与语言文字规范”。先生对我们一天到晚折腾那几个“像”“唯”“做”的编辑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先生讲了些条条框框,然后就是许多有趣的例子。

说到中文引用英文字母,他主张,不提倡大量使用英文字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拿“CT”来说吧!说早上,有个老头儿遇到一个老太太,问:“你去哪儿了?”老太太说:“唉,我去做CT了,挺贵,做一次八百多!”这么听着很正常。要是变一下呢?说早上,有个老头儿遇到一个老太太,问:“你去哪儿了?”老太太说:“我去做了一个横截面扫描,挺贵,八百多!”

先生说:“啊哟,这个老太太不简单!别看穿得破衣烂衫,说不定是北航的博导!”

说到量和单位,就拿“公斤”和“千克”来说事。说,有个人进了一家饭店,对店家说:“给我来800克水饺,1500克二锅头,再来500克猪头肉!”这么说店家还不得吓死?什么顾客,明摆着就是市场管理所的嘛!

又说,知识性的错误千万别犯。说央视就有个主持人分不清“令尊”和“家父”的用法,把人家的爹当成了自己的,而且还不认错,狡辩说因为和做嘉宾的熟悉,所以才说成“家父”。

先生说:“照这个说法推论,是不是不熟悉的见了面说:‘你爱人好吗?’熟悉以后见了就可以说:‘我老婆咋样?’”

先生主张要查阅有权威性的辞书,说:“可别相信‘百度’。查个‘艳照门’,一搜索,全都是那几个网站,一点儿参考价值都没有!”

大家全笑翻了。

厉先生讲了一天,我们也听了一天“书”。

能把枯燥的语言学知识用这样有趣的方法教给学生,太难得了。我在学校里就最讨厌语言,对语法什么的非常抗拒。如果那时能听到厉先生的课,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厉先生讲完课,一边演示他自己做的截图,一边把他的邮箱和密码全告诉了我们,请大家去他的邮箱里看讲稿(其实听他的课,远比看讲稿精彩),提问、交流都可以。又说:“可别进到邮箱里给我写信啊,我没法儿回。”

“怎么会呢?”我们都说。

老师笑说:“嘿嘿,有的人‘很傻,很天真’,就这么干的!”

又是“艳照门”,又是“很傻,很天真”,这老头儿,呵呵!

全班人都很佩服他。

黄村日记(七)

首先要说明一下,这是回来以后补写的,准确说不是“日记”。有两个原因:一是机器请那位博士后朋友拿去修,但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无法使用,只好作罢。二是学习实在太紧张,特别是后面的几天,有近乎崩溃的感觉,根本无暇顾及日记。

听过厉先生的课,后面老师的课就不太好上了。我们都得了“听课后遗症”。学员们表现出从没有过的挑剔:这个内容烦人,那个讲得无聊……大家私下议论说,如果请厉先生头一个上课,就干脆让他一个人从头到尾全讲完!

后面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大家心里都没底。

有次吃饭时我问李老师:“您觉得我们这期怎么样?”

李老师很“官方”地说:“照以往的经验,还是百分之十的淘汰率!”

李老师说的一点也不假。前两期有百分之十的学员没过关,有几个是因为难度太大,学到一半就主动放弃了。这次考试还有上期没过的学员从外地来京补考。

“百分之十的淘汰率”把大家弄得“胆战心惊”!

谁都可能是那百分之十中的一个,谁也不愿意成为那百分之十中的一个!

每天的生活单调得很。早上七点吃早饭,然后就进教室翻书。中午休息一下,下午一般两点上课,一直上到五点半,经常是六点才下课。晚上多数是自习,有时候还安排上课或讨论。

晚上是最紧张的。从饭厅出来,先去自习室把书放好——抢位子,然后绕着大楼周围的小路散步15分钟,马上去看书。商业网点和夜生活极不发达的黄村多少“救”了我们,这里基本上没什么诱惑,除了看书,我们做不了别的。

署里规定,每个出版社要有五个经过培训的编辑才能申请成立辞书编辑室。有的出版社知道这个关难过,一次派了七个,连“后手”都准备好了。

压力更多是来自同学。学员中有新婚三天的新娘子,有两个准妈妈,还有几位快六十的老社长。每个人都很努力地看书,你怎么敢不看?!

老师还说:“根据以往的情况,考不过关的多是职称比较高,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说法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学员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一篇讲义,我看上五遍还晕着呢,同屋的小朋友只看一遍就已经记住了。但是,考试才不管你是50岁的脑子还是20岁的脑子!

说心里话,早年间如果这么认真读书,哪至于去杭大?早去哈佛了!

黄村日记(八)

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和我们一起苦熬的除了老师,还有几位不相识的人。

院子前的空地上是正在建楼的工地,那里有一个没拆掉的水塔。考试临近的那几天,大家发现水塔上上去了几个人。他们把顶上用塑料布围起来,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我们猜测,一定是有些什么纠纷没有搞定,他们用这种方式在争取权利。

晚饭后跑去院子里看水塔也成了生活中的一个内容。看到水塔上有一两个烟头在那里忽明忽暗,我们就想:唉,也有比我们更不容易的人呢!又想:天就要冷了,这些人该怎么过呢……

看着那个水塔,我突然有了个想法:如果过不了关,可以有两个选择——上水塔威胁老师要资格证,或是跳水塔“以身殉职”。

繁重的学习任务让每个人都很不适应。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记笔记的速度简直就跟不上!平时写东西多用电脑,打出来的都是词组,现在改用笔写,好多字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到第三天才慢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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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看我们又记又背的,非常同情,劝我们说:记不住就不要记了,大不了那分不要!考试的内容非常多,每一题的分数都非常少。得一分不容易,失一分不容易。考100分也不容易。

不要?每一分都关系到是不是能拿证,怎么敢轻易放弃?不背更不行。那些概念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不背不记,连听懂课都没可能。

考试的前一天,李老师来给大家做最后一次考前辅导。他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不敢落下,恨不能带上十只耳朵来听!

内容似乎少了许多,但是如果把老师讲过的串起来,实际上是一点也不少的。

李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对几个少数民族同学进行特别辅导。在自习的时候,总是能看到李老师很亲切地问藏族的卓玛和朝鲜族的小崔:懂不懂?还有哪些不清楚?要么就提几个问题,让她们回答。

同学们也很在意老师的解答。每当这时候,老师周围都会围着一大群人。

还有三天就要考试了,我突然开始失眠,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晚上听到同屋小朋友打着香甜的小呼噜,只好一遍遍回忆笔记中的概念。有的想得起,有的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楚了。而且,人家在睡觉,也不能开灯查书。真是难过死了!

广西出版社来学习的夏老师也很“悲惨”,她连床头灯都没有,回到房间只好坐在马桶上看书。晚上失眠,全靠安眠药入睡。

黄村日记(九)

22日下午考试,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个下午!

大会议室里,每张位子上摆着名卡,座位都是分开的,有五个老师分散在考场的每个角落,想作弊都没可能。

一共九张卷子。分三部分:基本概念、编辑基本功、给词条找差错。

第一道选择题是从五个内容里把巢老先生花一上午讲课正确的内容找出来:(编辞书要有)忘我的奉献精神,正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发扬民主精神,科学的工作态度。除了“发扬民主精神”,其他几个都是对的。

这题是一分。

我背它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我先前老把顺序搞错,后来又想不明白:为什么是严谨的工作作风,而不是严谨科学的态度?

折腾了那么久,最后只拿到1分!真让人口吐鲜血!!

类似的东西还有好多,都是背得半死,最后拿1分。但是,这些1都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幼儿园时就懂得1和许多的关系:1个,1个,1个……合起来就是许多。

编辑基本功对经常编儿童读物的我来说,也有一定难度。平时词汇量就少,好多字词平时都不用。临时抱佛脚看了看《咬文嚼字》中列举的容易写错的字,多少搞定了一些。

还有一项是给21个词注音,然后再依据编辞书的方式排序。这题有8分。坐我边上的张老师一直没搞懂是怎么个排序。我悄悄提示她:按照字母顺序排。她还是奇怪:这些打头的字母并没有26个,该怎么个排法呢?她没明白,只把现有的排出来就行了呗!

唉,全急糊涂了!

44个词条改错,内容真是五花八门。有释义错的,有收词错的,有拼音错的,有逻辑错的,有内容不好的……

有时候老师会在一个词条中设N个陷阱,一不小心,就有麻烦!

举几个例子吧

【暴风雪】刮大风,下大雪。

“暴风雪”的词性是名词,释义是动词,所以不正确。

【羊毛】从羔羊、绵羊身上剪下的毛。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第一,从其他羊身上剪下的毛也是羊毛;第二,不一定只用剪的方式。

老师后来解释说:这“羊毛”就像“头发”一样,不是剪下来的才是头发,长在头上的也是头发。

有个词条叫“尤爱”。我左想右想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改它。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老师说过,这样的词根本就是不能收的—搞定!

我们全是一边答题,一边想着怎么才能把老师说过的全用进去。

有个哥们儿说,九张卷子,就差一个:“低级庸俗,淫秽下流”。终于,找到一个举例:“放荡”!这哥们儿立刻用尽全身力气在边上批道:“低级庸俗,淫秽下流!”

老师教的,怎么能不用呢!

有一道题全班没人答对。说“便”的释义之一是“人体的排泄物”,举例是:大便,小便。

老师说这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汗也是排泄物,却和大小便无关。

真没想到,开班摸底考让“屎”搞晕了,到结业考又让“便”搞晕了!

考试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在这种精力超级集中的时候听到这一声巨响,把大家都吓得不轻。后来明白了,是外面的水塔被炸掉了。

有四川的同学说,那声音和她经历的地震很相似,真够吓人的!

我在想什么呢?唉,这水塔一倒,连跳塔的地方都没了……

考试一直到差15分六点才结束。 漫长的四个小时!

晚饭吃得很闷。不对答案心里不踏实,对了答案心里更不踏实。有桌上就立了规矩:不许说考试,说了就罚酒。结果还是有人忍不住说了考试的事,结果被罚了酒。

几位老师也没和大家喝酒,他们匆忙吃完就批卷子去了。

一夜无眠!

李老师没有公布标准答案,我只能按照自己想的胡乱猜。这一整夜我都在做加减法:这里没答对减去1分,那里没答对也减去1分……减到最后无论如何也不到60了。心里那个紧张啊!

吃早饭时遇到夏老师——满脸愁苦的夏老师。

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张老师告诉我们,昨天夏老师给领导发短信:“如果考不过,怎么有脸去见江东父老!”领导回短信一点也没安慰她,只是说:“你以为你是项羽啊?”

这领导和我们领导比,实在差远了!

有通知说署里有领导要来和大家拍照,千万别让领导等。

吃过早饭,大家早早就等在外面,一边又忍不住说那些考题。

拍完照进行结业典礼。

两位同学代表发言。感谢署里的领导,感谢老师,感谢……

都是社级领导,都是出口成章的人,再加上时间太紧,他们发言都没拿讲稿。

×长倒是很能理解我们,讲话时便说:拿这个证书的确很难,前两期各有百分之十的人没过关。刚才我已经问过你们老师了,你们这一期同学非常努力,全都通过了这次考试!

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了这位理解我们的领导。

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阵酸酸的东西——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几位老师为了能让大家知道考试结果,批卷子一直到早上五点。74岁的周老师,也只睡了两个小时!

毕业典礼结束。大家围着老师,都显得那么依依不舍。

我们尊重这些有学识的长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知识,也学如何做人。

李老师、周老师、田老师,他们脸上的笑是由衷的。他们望着我们,就像看着一群自己辛苦带大的孩子……

黄村,原来是这么令人难忘的地方!

再过二十年 期待再相会

九期学员 郭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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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久之计,只有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才能更好地推动国家和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个品牌,也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只有不断推进,不断完善,才能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辞书在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辞书编纂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从1975年开始,国家先后制定了三次辞书规划,出版了一大批基础性、综合性的重要工具书;国家还专门设立了辞书奖,用以表彰有着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为了使辞书编纂有章可循、后继有人,新闻出版总署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开展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辞书班应运而生,担此大任。

辞书班自2006年开始举办,至2015年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培养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出版社的800余名学员,提高了辞书编辑出版人员的综合素质,树立了编辑出版培训界的品牌。

我于2014年参加了“黄村九期”培训班。培训班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丰富,管理方式严格,有助于学员在短时间内掌握到规范、全面的辞书编纂知识。同时,借助辞书班的这个平台,学员们找寻到了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辞书班的授课老师是辞书出版界的权威人士,他们奋战在辞书出版的一线,在编纂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出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流程。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犹如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辞书出版历经的诸多艰辛,也领略了辞书出版之花绽放的美丽;有了他们的坚定支持,我们不再困惑和迷茫,在辞书出版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我们将辞书出版者应该具备的精神牢牢铭记,不断鞭策自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们是我们辞书出版道路上的引路人,有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和渊博学识做榜样,我们将努力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在辞书出版领域做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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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志江老师合影

辞书班的课程设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汇通古今、融贯中西,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将与辞书有关的知识“一网打尽”。中国辞书的发展史是什么样的?辞书应该如何进行选题策划,进而如何进行结构设计和质量检查?国外的辞书发展是什么样的?面对图书编纂数字化的趋势和数字出版的潮流,辞书出版将如何应对?……有的课程甚至不局限于辞书,在科技名词规范、汉语拼音规范、标点符号的应用等方面均有涉及。由此看来,辞书班真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高层次编辑出版人员培训班,是编辑出版界的品牌培训班。

为了增强培训效果,辞书班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开课之初,辞书班有一场摸底考试,旨在了解学员的基础,也能够让学员在未来的培训中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思考。辞书班历来以“严格”著称,最后的结业考试更是毫不含糊。为了让学员能够巩固学习成果,辞书班在课程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周坚持晚自习,并有老师组织学员复习,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串讲。课程完成之后,仍有选题策划的要求,来检验学习的效果。为了帮助学员全身心地完成作业,辞书班还特意寄送公函,请各单位领导为学员完成作业提供便利。有了辞书班的关照,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特许,通过对本社出版特色的思考,并查阅大量的资料,完成了7000余字的选题策划报告,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不仅如此,辞书班带给我们的还有信息的互通、精神的鼓舞和珍贵的友谊。首先,辞书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教会我们辞书编纂的方法,方便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以正确的方式寻求帮助。借用周明鑑老师的话说,就是“知道了找谁可以解决问题,有了专家团队的支撑”。其次,辞书班的老师非常认真负责,有的甚至在完成自己授课内容后,依然连续好几天给学员提供指导,这种忘我的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广大学员。最后,辞书班为期三周的培训,为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员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充分交流的机会。学员们朝夕相处,畅谈选题思路,甚至在结业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之后,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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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明鑑老师合影

十年间,辞书班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经过辞书专业培训的编辑出版人才,为高质量的辞书编辑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出版的辞书,其系统性、科学性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专科类、少数民族类辞书发展势头很好,辞书的数字化及语料库的建设也在逐渐被更多的出版单位所重视……辞书,作为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正不断地走向规范,并继续开拓;辞书班,也树立起编辑出版培训界的一个品牌,吸引着更多的编辑出版人员汇聚于此,成为国家辞书出版人才培训的一个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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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静老师合影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歌词写道:“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到了21世纪,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也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传承过往、追求梦想的见证:“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祖国一定更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那时成就令人欣慰。”如今,辞书班已成功举办十年,源源不断为我国辞书出版界输入人才。经历了辞书班的洗礼,我也由一名初出茅庐的新编辑成长为单位的骨干人才。“忘我的奉献精神、正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态度”这些辞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让我始终铭记在心。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国将从一个辞书大国变成一个辞书强国,期待着到那时,我们辞书班学员再相会。

感谢辞书班付出的所有努力,感谢辞书班对我们的精心培养,预祝辞书班能够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