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对脸，还是背靠背？

——文艺学：本土经验与中国问题

只要不是自欺欺人，我们总是可以在一片繁华与喧嚣的理论图景中感受到触目惊心的贫乏与荒芜。文艺学似乎尤其如此。在西方理论强势的凌逼下，除了一阵阵的欢呼与合唱，勉强的所谓创新实在很少有站得住的建树。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本土经验和中国问题，就有了一种“人穷则返本”的意味。

其实，人文学科的核心是精神，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主动也罢，被动也罢，积极也罢，消极也罢，人必须自由，人文研究必须直面自由。文艺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学，无论是抽象的抒情，意志的超越，还是知、情、意相互冲突与融合的智慧，都应当植根于文艺的实事，投入研究者的生存感悟、体验与理解，成为诗性创造激情的理性结晶体。因此，那种无关痛痒，无关乎研究者自己特定生存时空中的文艺问题、精神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不诚实的，那么至少也是失魂落魄的。

本土经验与中国问题就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被强调：人作为有限的自由，他所具有的“限”如果都模糊不清，又怎能从事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呢？只有从文学实事与生存真相出发的研究，才能真正地触摸、把握到自由的种种限制与限度。否则，虽则呼吸、活动于其中，却麻木不仁，或假装“我没看见”，则从根本上堵塞了自己的心智，又何从产生真正的智慧，创造真正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文艺学或广义的人文学科是与文学创作同质的。

但是，笔者要强调的倒是另一个方面，即文艺学研究虽则在国际学坛上近乎无“话”可“说”，也不能关起门来，以“中国问题”为借口，自说自话，或者把自己的某些私货贴上“中国”的标签，努力地向外国人“送出去”。在一些人看来，咱中国的事么，还是中国人最有发言权，甚至可以独霸发言权。殊不知，文学也好、艺术也罢，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文艺是可以世界化的，即便是它的难以“化”向世界的方面，也仍然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背景下才凸显出来，而为任何人都可以加以研究的。古代文论也罢，现代理论也罢，西方人都可以钻研并加以“现代性转化”的。而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外国人不是有着许多足以令我们专业人员赞叹甚至汗颜的成果么？

在文艺学中，本土经验已经成为世界经验，“中国问题”外人也有甚至更为深刻的考察。一句话，我们无法独占、独享这些经验和问题。其他领域似乎也往往如此。

笔者想说的是，“背对背”地把自己面朝黄土，努力种好自己的园地，这固然重要，但只有“脸对脸”地“面向大海”，才能“春暖花开”。在有些人看来，西方理论已“直流”而入的今天，所谓“脸对脸”也许不过是向其投诚的表情。但面对外国尤其是西方理论，我们放出眼光、开拓视野，正可以更为深入也更为高远地反思自己的问题。世界眼光甚至宇宙意识、天地境界是人文学术的精神向度的标志。有什么样的终极关切，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境界。文艺学中，王国维曾推崇的“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不就具有一种当今文艺学难以企及的境界么？当我们把心灵的根须扎向人类精神的深度方面，“中国问题”才能真正呈现，本土“经验”才能在“先验”的哲学照察下，获得新的理解与剖析。西方中国学研究中的文艺学成果，之所以能取得诸多重要成就，其根由即在于此。

“背对背”的回避，也含有强调特殊性的意味。文艺由于感性的特质而更是精神的敏感器官，文艺传统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差异更为具体而微妙。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差异尤其而被刻意强调。姑且不说西方也有感悟式、格言警句式的文论著述，即便是古代文论与西方在隔绝的情况下有诸多不同，那么，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的今天，能够剥离出纯粹的“中国”文艺学吗？甚至，能够剥离出与世界无关的“中国问题”吗？在古代社会，或可只谈古、今之争，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眼光已经使任何问题都难以孤立地考虑了。

因此，在很多时候，研究“世界问题”、“外国问题”，其实也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西方文艺，也就是研究中国文艺。西方理论的研究者功不可没处，正在于，当某种理论能够更透彻地为学界所理解、掌握时，也总有某些“中国问题”得到了更为透彻的解决。甚至是由此才真正浮现出了中国文艺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那么，从中西哪个方面来提问、研究就并不重要了。古今中外，只要是人文学者关注的问题，只要与个体的精神选择深层相关，只要是采取追求真理的态度，则必然会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祖国有着血肉联系。而唯其是出于个体的真精神，出自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则可以毫无愧怍地抬起头来，与其他文化中的智慧“脸对脸”地“对话”与“交流”。

宋人陆九渊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唯有大胸襟、大气魄，方可产生大智慧。对于中国文艺学，最重要的是深入文学艺术以及一切审美现象的精神内核，自由探索，独立创造。最终，不必观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必逃避任何人的“背”影，在高远的视野中开辟新的学术境界，进行彻底的、根本的理论思考……

那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