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提出的是被启蒙与救亡所遮蔽、往往遭到忽视的“五四”的学术之维，它与启蒙、救亡一道构成了“五四”精神的整体。“道”、“政”、“学”，三者的升沉俯仰，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相当耐人寻味。

鲁迅“铁屋子”的比喻非常著名，在那里他将民众比作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的人，先觉者的呐喊对他们是福是祸殊难预料。这一与《妙华莲华经》中火宅之喻相类似的比喻，无意中流露出一种“五四”先驱者共通的心态，那就是以先知先觉自任，着意唤醒民众，引领大家走向光明的地方。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也是如此，它对开启西方启蒙主义的思路有重要影响。而无论是铁屋子里的呐喊，还是盗火者的殉道，都表明了极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以真理或光明的拥有者自命，而进行一种居高临下的宣传与教育。显然，这里有某种类似宗教的情绪。可是，当铁屋子被掀翻，由启蒙而激起救亡，从文化批判发展为政治斗争后，一种新的主流话语却恰恰颠倒了原来的启示者与蒙昧者、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成了知识分子而不是贫民大众。堪称佛教中国化、民间化典型代表的禅宗六祖惠能响亮提出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最终被“转换性地创造”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真是“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从政治斗争中觉醒的民众成了知识分子的教育者与引导者，甚至是灵魂的拯救者。先驱者曾发愿心要“疗救国民的灵魂”，殊不知民众觉醒后，最需疗救的却是知识分子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论述的启蒙精神走向了其反面的“中国版”。个中曲折，非此短文所能详论。只要看看“五四”时期的一些言论，即可推知一些大概。陈独秀在白话文运动中提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与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的态度相比，显得更为坚决、勇猛，也因此而迅速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可是，他这种真理在握、不容反驳的态度，正显示了启蒙者所倡导的思想解放、文化批判的终极限度，那就是对他们所持的“真理”、“光明”本身不能质疑、讨论。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则将《新青年》中几篇驳论，比作“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对康有为及灵学派的主张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这种启蒙初期特有的激烈与急进，作为文化批判的手段，在“打倒孔家店”、“新文学运动”及对德、赛二先生的宣扬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它固定为一种思维模式后，以觉醒/蒙昧、先进/落后、正确/错误、我/敌……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处理事务，就成为启蒙精神的重要原则。

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这“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五四”先驱们那种要将一切事物都放置在理性的天平上“重估一切价值”的气度正由此而来。然而，启蒙的目标是任何一个个人都具有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启蒙的进程却又要求对反对者的自由加以限制，否则，启蒙的要求就会因为阻碍启蒙的力量过于强大、顽固而无法实现。在此，历史性就成为无法排除的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着启蒙的形态，造成其特定的局限。我们在此无意也无法责备贤者，但是，这种带着强烈功利目的的启蒙可以迅速地转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是启蒙起首就是为了救亡的结果。舍筏而登舟，在一种政治斗争的格局中，启蒙就成为更具纯度与强度的宣传。宣传的目的是让理论掌握群众，而一旦群众掌握了理论，哪怕是理论中最基本的道理，就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合乎逻辑地，群众成为理论得以现实化的根本所在，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只有汇入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导致了启蒙者必须接受再教育的历史命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斗争有着自己固有的逻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剧变的政治局势又往往以强力敲开启蒙的大门。启蒙与救亡的交互作用以及此消彼长表明，向西方寻求真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的启蒙思潮本身所具有的二元对立思维，使其与政治斗争之间缺少一种中间地带，因为政治斗争中无法容忍“第三条道路”，而在知识分子中也难以宽容“第三种人”、“第三种”思想或主义。这同样是启蒙运动的必然逻辑与必需策略，因为只有掌握真理与光明，才有资格去开启蒙昧。所以，在“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思潮中，无论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凡是以启蒙的态度去弘扬宣传的，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对所持守的主义本身缺少一种存疑的态度；尽管有的人在主义之间曾徘徊，甚至“觉今是而昨非”地变换主义，却都在认定某一主义后，便惊人相似地采取某种“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五四”以降一些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便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表明，在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之外，尚有一些学者于“经世致用”之外做“凌空蹈虚”及“烦琐考证”之类的学问，他们的许多学术成果，有相当部分至今尚为无法超越的典范之作。这些学者或被置于“国学大师”之类的名下，其实他们倒是以“西学”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终结了中国古代学术；而许多启蒙的先驱，如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鲁迅、郭沫若，在学术上留下的丰厚成果与突出成就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正是由于学术的支持与后援，“五四”启蒙运动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为了启蒙的需要，学术在意识形态面前往往丧失了地盘。在重审历史与传统时，王元化先生指出的一些现代学者以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来治学，留下了特别的遗憾与教训。例如，胡适为了证明白话文是活的文学而文言文是死的文学所写的《白话文学史》，就将“白话”的概念加以扩大，扩大到能够把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杰作都容纳进来的地步，“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由此证明白话文不仅是有史的，而且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这就是以既定意图作取舍而产生的结果。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启蒙的文化批判所说的不是真理，只不过任何理论在学术的领域中，都应按照学术的原则与规范来分析与研究。所以，我们说一些学者有自由精神、独立意志，并非要考究其政治阵线、思想归宿，而是指他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学术的规范。鲁迅、郭沫若的一些学术成果之所以能够垂之久远，同样在于秉持了这样的规范。相反，那些名噪一时的口号、标语式的思想成果与文化宣言，则只有某种历史的价值。

然而，正如启蒙的文化批判在急剧的政治斗争中容易被压倒，就其性质而言本来就处于“冷板凳”上的学术研究更会在救亡与启蒙的高亢音调中被淹没。对现代学术经典的重新发现与发掘，在近年来成为一项学术事业，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大音希声”，政治风云的变幻、意识形态的转化，就像嘈嘈切切的音乐，或如“银瓶乍破水浆迸”，或如“铁骑突出刀枪鸣”，当这些声音暂歇之时，“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此时无声胜有声”，静悄悄的学术事业才显示出自己持久的、韧性的力量。这在自然科学家或许易于理解，“五四”以来的诸多著名的科学家无论其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如何，都以学术上的建树为国家与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其社会价值取向往往与学术活动直接相关，就容易走向政治的中心地带，与意识形态发生较为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这只是对其学术活动能否保持独立不倚的态度的考验，而绝不是曲学以阿世的理由。此外，也唯有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依据，学者之参与政治、启蒙宣传才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因此，“五四”启蒙、救亡与学术的三重变奏中，学术的声音日趋清明，正表明了“五四”传统的复杂构成中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对“五四”开启的学术传统的研究自应是“五四”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其历史命运的反思尤其值得注意。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已被“五四”确立为不容置疑的一些启蒙思潮中出现的命题，也应作学术反思，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承续“五四”学术的优秀传统。限于篇幅，这里只是初步提出几个问题，作为进一步学术思考的端绪。

一是关于文言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文、白分合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在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特别是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五四”以新文学运动为重要动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得文言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若真正只以白话文学史为中心则会丧失大部分杰作，因此对文言文学的研究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部门；鲁迅对汉、魏、晋文学的深刻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对文言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却缺乏语言之维，即从文言文学是文言所写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进行研究。对于古人，是不存在或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在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的情况下，如果研究文言文学仍不重视文言这一维度，则很难说明文言文学的成就。“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文言本身就是特殊的精神形态。例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某种情境下想起的古诗文，往往引发出无限的感受与深思，可是一旦试图重新以白话文来翻译或改写，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意境与魅力；这就说明，文言文学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可以用“白话全译”来代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典籍的宝藏了。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强势影响，虽然对文言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文言这一语言维度来研究古代文学乃至古代哲学、史学等方面的学术领域却长期未被打开。这是相当遗憾的。文言形态的智慧与心灵，需要重新发现。由此，对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就可以作深层次的学术思考。白话文学的成败利钝，也可在新的视野中观照。

二是关于“国民性”的研究。在“五四”先驱们的启蒙心态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因为从一个置身于外的角度来观察，所以能够发现中国人性格世界的诸多弱点。“国民性”的形象，以鲁迅笔下的阿Q最为著名也最为典型，直到现在阿Q精神也仍然是一个纯然的贬语。研究庄子的学者还有人为将庄子比作阿Q而辩白，以确立庄学的价值。我们不妨就分析一下阿Q精神。阿Q精神是一种处于困境之中的自我解脱的精神胜利法。在人的力量无法战胜的困境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拼个鱼死网破，以死亡与失败来抗争，这自有一种悲剧气概；二是屈服于困境，向黑暗低头，融入黑暗之中；而第三种则就是既在现实中向失败低头，又在精神上蔑视对象，并把希望寄托于幻想或未来。也就是说，在精神胜利法中有两个要素，一是对现实的蔑视，其中包含着某种积极的因素，在一定时机可能以“革命”之类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对保存自己的重视，注意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条件下委曲求全，以待时机。因此，阿Q精神至少是有可能引向一种正面的价值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从困厄中挺过来的劫后余生者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有某种阿Q精神在起作用，又如何能一概否定“阿Q精神”呢？而对于“国民性”的整体研究，虽然有人重视了问题的复杂性，注意到西方视角的文化偏见与“五四”时期启蒙批判的文化自虐，但是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却仍然需诉诸学术的研究，如撰写“中国精神史”、“中国性格史”之类的著作，才能有效地回应“五四”提出的问题。

三是科学方法问题。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近年来又被提起，这当与对“五四”时期启蒙与学术关系的重新认识有关。但是，“多研究些问题”却需要确立研究的方法与规范。胡适的另一著名口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现代学术上则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其最为显著者，为史学上“疑古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后来者已有“走出疑古时代”以回应。但是，如何从学术上对胡适的“科学方法”进行反思，以及如何确立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都还应当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总之，“五四”留下的丰厚遗产，学术之维与启蒙、救亡精神一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因为前者常被后者的光芒所掩，尤其应当加以发掘；对“五四”提出的一些思想命题进行学术反思，也是继承“五四”学术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