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岳霖问题

虽然金岳霖的英文水平很高，但他毕竟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不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他以哲学家的深刻与睿智对语言与翻译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因而留给后人成为“金岳霖问题”。一、金岳霖将意义与意味在理论上剥离，实质上造成了译意与译味的二元对立，如何解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二元对立？舍味而取意，文学翻译还会剩下些什么呢？译味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文学翻译重在译味，而味又不可译，译意容易，文学翻译却不在意，如此的悖论如何解决？二、文学翻译是很难的，味是不容易传达的，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如此消极悲观的翻译观几乎等于说文学不可译。如何解决文学不可译的难题？三、金岳霖也承认，诗所重者不完全在味，还有意境，但他用境界来解释意境，结果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味在哪些方面不同于意境？意境与境界有何区别与联系？三者孰轻孰重？又如何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以上问题就是本书所说的“金岳霖问题”。

一、译意与译味的二元对立

金岳霖留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译意与译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才导致金岳霖在取舍上的悖论观。下面我们先来分析译意与译味之间的二元对立，然后再看金岳霖翻译思想的悖论。

金岳霖是根据什么把译意与译味划分开来的呢？仔细研读《知识论》的上下文可以发现，金岳霖站在知识论的客观立场上把“思”与“想”区分开来：所思的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所思的对象是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所想的内容是意象，所想的对象是具体的特殊的东西。金岳霖就是根据所思与所想的内容与对象的不同把译意与译味区分开来。译意的根据是同一的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译味的依据是想象、情感与意象。由此看来，译意与译味的根本区别在于思议与想象、意念与意象、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区别。

金岳霖的译意中的“意”指的是意念上的意义，而译味中的“味”指的是意象的意义。在意念与意象的关系上，金岳霖将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意念是普遍的、抽象的，意象是特殊的、具体的。在他看来，意念与意象的根本区别，在于意念的抽象性：“意念总是抽象的，抽象的意念根本不是像。”（金岳霖，1983:228）对于知识论来说，重要的是意念上的意义而不是意象的意义。为此，金岳霖运用抽象的工具，保留意念的意义，去除意象的意义，从而割裂了译意与译味的内在联系。

在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关系上，金岳霖认为情感上的寄托，无论从字说还是从句子说，都不是意念上的意义。他回避两者之间的联系，而突出它们之间的冲突：

字与句子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意念上的意义，这二者当然有关系。我们在本条所注重的关系是它们底冲突。大致说来，意念上的意义愈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少；意念上的意义愈不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容易丰富。（金岳霖，1983:809）

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金岳霖在谈到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的关系时，把两者从理论上剥离开来，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只注重它们之间的冲突。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对立的结果直接造成了译意与译味之间的两分离，彼此失去了联系，一方可以离开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关于金岳霖的这种问题，有学者做出这样的评价：“随着意味在知识论领域与意义的剥离，意味在思想中的地位被贬低，这又反过来减损了意味在元学领域的正当性。由此看，金岳霖以划界方式对待‘意味’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使矛盾更加尖锐。”（贡华南，2008:260）

金岳霖将意味与意义、意象与概念之间对立起来，人为地把译意与译味割裂开来，结果导致意味的实质性滑落，反映了他翻译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

金岳霖把本不可分的思想人为地切分为“思”与“想”，而且撇开了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之间的联系，这样译意与译味就必然出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就难免陷入译意失味、译味失意的两难困境。面对这种两难困境，是重意还是重味？金岳霖站在知识论的立场得出重译意而不注重译味的结论。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的翻译思想存在着一种悖论：文学翻译重在译味，但是味差不多不能译；译意容易，但文学翻译所重者又不在意；译意虽可以清楚地表达概念与命题，但没有感情寄托；译味虽有感情寄托与趣味，但在翻译中传达不出来。当两者不可兼顾的时候，金岳霖认为应该舍味而取意。注重译意，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将会大大降低，如同葡萄酒兑水，淡而无味也。舍味而取意，“译味说”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深受西方主客二分思维观念影响的金岳霖在译意与译味的关系上最终走向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中倒向译意一边，结果导致译味说的实质性滑落，大大降低了文学翻译重在译味的实际价值。

二、文学的不可译性

文学翻译确实很难，其难度可以说是居各种翻译文本类型之最，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本不应该成为金岳霖问题。但是，金岳霖对文学翻译困难的认识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理由，他从译者译不出情感寄托和读者得不到其中的味两个方面把文学推向了不可译，因而文学不可译构成他翻译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金岳霖提出的文学翻译的种种困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我们才把文学不可译性看作是金岳霖问题之一。

金岳霖虽然承认意味的存在，但仅局限于在同一种语言内。当意味跨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界限时，金岳霖认为意味就进入了不可说的领域。为了说明金岳霖的不可译翻译观，我们不妨从《知识论》第十五章论“语言”中摘录原文如下：

文学是很难翻译的。这还是从小说、戏剧、论文方面着想。味是不容易传达的，有时简直就不能传达。懂两国语言文字的人用不着翻译。用得着翻译的人应该是不懂原文的人。不懂原文的人，对于用原文的人底生活习惯环境等，或者是没有认识，或者是没有经验，所以得不到引用原文的人对于该原文所有的意味。他们只能在译文中去求此意味，然而在译文中与原文意义相同的句子，不必有原文中所有的味道。重意的作品问题小，重味的作品问题大。有的时候，问题大到毫无翻译底用处。（金岳霖，1983:815）

王宏印（2003:167）对这段话是这样评价的：“从译味的不易始，到翻译的无用终，这一段话几乎是要取消文学的翻译了，或者几近鼓吹文学翻译不可能论了。”擅长逻辑思维的金岳霖在论证文学不可译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措辞谨慎而又有分寸，他用“文学是很难翻译的，味是不容易传达的，有时简直就不能传达，诗是差不多不能翻译的”这样的语言既没有把话说死又在字里行间传达了文学不可译的观点。当然，他所说的不可译是指译味中的情感寄托，而不是意念上的意义。但整体说来，金岳霖的文学翻译观是非常消极的，因而，文学不可译只是我们根据他的翻译观给他的一个定性概括。

那么，金岳霖是根据什么得出文学翻译不可能的呢？仔细分析上边这段话，我们可以从译者的翻译与读者的接受两个方面概括：一是味主要是指字句上的情感寄托，情感寄托译不出来，味就不能翻译，这是从译者方面讲的；二是从读者方面说，懂两国语言文字的人用不着翻译，用得着翻译的人应该是不懂原文的人。译文读者由于没有原文中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因此得不到原文的味。译者译不出来，读者感受不到，两个方面合起来足以说明味不可译了。

但是，金岳霖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步步为营，逐层深入，他又提出了译味也有信与达的问题：

就一方面说，译味当然仍是译，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可是，所欲达的和所求信的，不但是意义而且是意味。……从另一方面说，译味不只是翻译而已，因为要在味方面求达求信起见，译者也许要重行创作。所谓重行创作就是原来的意味，不拘于原来的表示方式，而创作新的表示方式。（金岳霖，1983:813）

在这段话中金岳霖对译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味既要信又要达。在译意层面上做到信和达已经不容易了，在译味上信和达就更难上加难了。金岳霖认为，译味不只是翻译，而是要创作新的表达方式。

在翻译中要做到译文的信与达确实是很困难的，金岳霖对译味中的情感寄托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非常精道。他所谓“译味的信和达”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译味麻烦得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一语言文字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如果我们要译味，我们不但要得到一种语言文字底味而且要得到第二种语言文字底味才行。（金岳霖，1983：812-813）

由此可见，要做到译味的信，译者必须要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历史、环境、风俗与习惯，然后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同的趣味与情感，并用目标语表达出来。译味的“达”指的是读者方面，意思是译文读者能在译文中得到与原文相同的意味。翻译如何才能做到译味的信与达呢？金岳霖只是说“要创作新的表达方式”，至于如何创作，那是翻译者的事情，他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如果再接着往下问：如何才能让译文读者在译文中得到与原文相同的意味呢？这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了。

文学翻译的困难并没有到此结束，下边还有更困难的，那就是意境。谈到意境的翻译，金岳霖认为比意味还要难：

诗差不多不能翻译。……我们可以引用王静安先生底名词说，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这意境更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诗中的意境大都是“特殊的”。……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的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用本国文去传达本国诗的意境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用别种文字去表示它。（金岳霖，1983:816）

在这段话中，金岳霖把诗歌意境翻译的困难分析得很到位，提出了“诗差不多不能翻译的”观点，核心意思指向诗歌的不可译性。对于金岳霖来说，译味已经是不可能了，意境更显得空灵含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么说是否意味着取消文学的翻译呢？金岳霖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性，他没办法解决文学不可译难题，这就需要后人超越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对文学不可译的论证从文学是很难翻译的开始，到味是不容易传达的，一直到诗歌差不多不能翻译结束，其逻辑推理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最后得出文学不可译的结论。尽管金岳霖的翻译思想与逻辑分析方法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他对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的观点相当精辟，洞察入微，说出了文学翻译的难点所在。

三、相关范畴的关系

金岳霖论翻译涉及的主要范畴有译意、译味、意念、概念、意象、意境、境界。这些范畴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除了译意与译味外，金岳霖对于其他几个范畴没有界定各自的意义所指，结果让读者感到很迷惑。二、译意与译味的意义所指虽然很清晰，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彼此相矛盾。三、从描述归纳的情况看，意义、意味、意境、境界对于文学翻译似乎都很重要，具体到实际翻译的时候，译者应该以何者为重？如何区别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金岳霖没有回答，需要超越与发展。

首先，金岳霖在提到意味、意境与境界三个范畴时没有界定各自的意义所指，结果让读者感到很迷惑。金岳霖认为，诗之所重，既不完全在味，也一大部分在味。诗既然不完全在味，那么诗之所重者又是什么呢？金岳霖引用王国维的话说，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由此可见，“意境”应该是一个不同于“意味”的概念。意境又是什么呢？“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味，而是境界上的意味。”（金岳霖，1983:816）意境与境界又是什么关系？说到这里，意味、意境与境界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金岳霖不是翻译工作者，在范畴界定方面我们不必责怪他，但是他提出的这三个术语对于文学翻译是很重要的，它们构成文学翻译的核心范畴，是研究翻译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其次，金岳霖对译意与译味的意义界定得比较清楚，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需要进一步解决。根据金岳霖的定义，译意中的“意”指的是“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译味中的“味”指的是“情感上的意味”。前者以概念与命题的形式得以表达，后者以想象与意象的形式得以再现。以概念与命题表达的意义是抽象普遍的理，与人无关，而以想象与意象表达的意味是具体特殊的情感寄托，与人相关。金岳霖在谈到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的关系时指出二者成反比关系，即意义越清楚，情感的寄托越贫乏。按照金岳霖的说法，译意与译味之间就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可以彼此分离而单独存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译意与译味没有联系吗？译味能离开译意而单独存在吗？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金岳霖遗留下的三个问题：译意与译味的二元对立问题，文学翻译不可译问题以及相关的范畴界定问题。提出这三个问题并非是为了批判金岳霖的局限性，而是为了继承与发展前人的理论，并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其实，金岳霖问题反映的多数不是金岳霖本人的局限性，而是翻译本身的二律背反。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就成为翻译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