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巨匠 后学良师

——怀念齐思和先生

 

齐思和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前辈，桃李盈门，成果丰硕。在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特为此文，以志怀念。

 

一

 

先生原籍山东省宁津县，1907年生。父亲齐壁亭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美国，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曾创办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担任院长，培养出大批人才。青年时期的先生，在这个家庭里受到良好的教养。

1921年，先生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来在南开大学执教的史学界前辈范文澜同志，当时曾在该中学任课。先生在经学方面得到范文澜同志的传授，造诣极深，为他后来从事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92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一年后，听从范文澜同志的劝告，来到当时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北平，转入燕京大学攻读历史。

当时在燕大历史系任教的有洪业、邓之诚、陈垣、王桐龄、张星烺、顾颉刚等教授，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先生在名师指点下，刻苦研习，获得优异成绩，1931年毕业后，被选派赴美留学。

先生赴美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历史系学习，专攻欧美历史。30年代曾被认为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鼎盛时期，“明星教授”云集，如艾博特、施莱辛格、摩里森159等，都在此任教。先生直接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美国史和欧洲史的研究，学业日益精进。他在研究班中的首篇论文即曾得到导师给予“very good”的好评。1935年，获博士学位，返回祖国。

归国后首应北平师范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并在其他大学兼课，当时先生只有二十几岁。两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师大内迁，先生返回母校燕大任教，并兼任历史系主任。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遭到封闭。先生拒受日伪之聘，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恢复，先生返校任教，并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解放以后，燕京大学于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先生转入北大任教，直到逝世。

四十多年来，先生始终坚守教育岗位，特别在解放以后，更是兢兢业业，竭心殚智，为祖国培养历史人才，显示了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四人帮”被粉碎后，先生已是缠绵病榻，依然念念不忘为四化贡献力量，当听到各大学招收研究生的计划时，仍然壮心不已，打算承担任务，为国家再多培养一些人才。可惜病情日重，于1980年2月29日逝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二

 

先生学识精湛，方面广博，一生所授课程包括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断代，世界史从古至今诸段，英美国别史以及史学史、思想史等不下十多门。解放前多开中国古代史课，由于先生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典章制度和学术思想造诣颇深，讲课中每多精辟见解。在抗战期间，先生还曾开设世界现代史课。当时孤悬在沦陷区的燕大，茕茕孑立，消息隔绝。先生大力搜集资料，分析综合，帮助学生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展，深受欢迎。穆楼的大阶梯教室，经常是座无虚席。解放以后，先生转任北大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此后主要讲授这一专业课。

建国之初，百端待举，史学领域也是这样。广大历史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史学家的带领下，为创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而努力。先生也为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事业贡献出力量。

当时高等学校的世界中世纪史教学深感教材缺乏。1953年先生开设此课，即着手编写讲义。此时大家对于系统的理论学习，都处于开始阶段，运用不无困难，而国外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著述，被介绍过来的还寥寥无几，唯一可资借鉴的是苏联高等学校的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先生讲课之余，奋力编撰，在短短一年中，编成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经过修改，于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自编中世纪史教材。今天距离该书脱稿已近三十年，新的中世纪史教科书已出版多种，但是重读该书，仍然感到有其特点。先生十分注意当时中国与亚欧各国的关系，在许多章中都有专节叙述。至于材料的收集，更见苦心，除征引大量原始材料和研究论文之外，人们还可以看到参阅许多西方史学名著诸如《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利普森著《英国经济史》等书的痕迹。当时用功之勤，可以想见。

1960年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统一编写世界史教科书，先生根据分工，主编上古分册。当时承担本书各章撰稿的同志多数是中年或青年教师。先生悉心擘画，周密安排，团结同志，通力合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这是我国史学界发挥集体力量编写的第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的首卷，编者为写出中国的特色做了努力，其中有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部分，材料翔实，水平尤高。今天这本书仍供各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之用。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先生还致力于中世纪史基本史料的选译工作。他为《世界史资料丛刊》主编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个分册，对于该课教学，甚有助益。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提出一项编辑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先生承担了《鸦片战争》的主编任务。鸦片战争前后两次，历时20年，占整个近代史的四分之一，有关的中外资料，卷帙浩繁，编选工作，十分艰巨。先生接受任务后，广搜博采，遍及全国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资料为例，所收集的史料多达200余种。这些资料包括官修书籍、谕折汇编、地方志书、私人著述、笔记、年谱、诗文等，外文资料方面包罗了英国议会文件、外交档案、私人著作以及新闻报纸等。先生从这巨量的资料中披沙沥金，细心选择，然后又对许多材料细加校勘，最后更分门别类，顺序编排，确实费尽匠心。第一次鸦片战争资料于1954年出版后，先生又着手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的编选工作，其间几经耽搁，终于在1978年出版。两部合计，字数在500万以上，有关的重要史料，大备于是，对于国内外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嘉惠良多。1958年，先生还与翦伯赞、聂崇岐、刘启戈合编出版《中外历史年表》，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十分有用的工具书。

先生从事的上述工作，多属新中国历史学的基本建设，对于此后本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三

 

先生讲课之余，从事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不下40余篇，范围涉及古今中外。先生每研究一问题，必广事征引，细加剖析。因能达到很高水平。

先生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侧重两周。由于他的经学基础深厚，文字训诂之学亦有造诣，加以娴熟外国史事，并且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所以往往能够提出新的见解。《战国制度考》（《燕京学报》第24期，1938年12月）是先生最早写出的文章之一。文中指出：“自〔来〕学者于战国制度不肯措意，而此二百六十年间政治社会嬗变之迹遂晦而不明，湮而不彰。”先生研究战国史时，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的年代、舆地、典章制度诸方面，凡见之于各种史料者，都“详加钩稽，勒为诸表”。160本文就是他对所积累的有关制度方面的材料的系统整理。文章就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几个方面进行考查。在农业方面，重视牛耕铁耜的应用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在工商业方面，注意货币流行、人口增加、都市繁兴、平民解放与职业分化等问题。在“阶级制度之废除”和“平民之仕进”两个问题上，虽然误以贵贱区分的泯灭即是封建制度阶级组织的瓦解，并以“平民遂获得政治上之平等”来概括当时的阶级关系；但是文章的着重点乃在于考察各国的变法运动和学术的繁荣以及战术的改进等问题。在政治制度方面，则着眼于列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治结构，指出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每一问题都引用了大量材料，全文脚注多达400余条，涉猎之广，功夫之深，可以想见。文章的结论指出：“战国时代，诚中国史上，在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变化最剧烈之时代”；“诚为由古及今转变最重要之关键”。又指出秦朝的制度“大抵因战国时代之旧”，这些看法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先生于两周历史多所考证，往往突破陈说，提出新解。《毛诗谷物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6月）即是一例。关于《诗经》中的谷名，历代学者曾做过大量注解考证工作，而以清代程瑶田之《九谷考》和刘宝楠之《释谷》最称精博。先生在为撰写《周代农业考》一文（未发表）收集材料时，发现程、刘两氏之作也不免舛错，故为此文，重加考证。文章就《诗经》中所见的十五个谷名，详加考证，订正了程瑶田以稷（谷子）为高粱之误和刘宝楠将蒉混为脂麻（芝麻）之误。文章还对古人食物的品种和制作，做了介绍。这些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均不无参考价值。

先生治学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进行比较，就能使我们发现特点，找出联系”。（《谈谈怎样学历史》161）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中，都曾写出这类的文章。兹以《孟子井田说辨》为例（《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井田制问题，2000年来众说纷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曾有过一次关于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讨论，参加人士甚多。先生在本文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指出，参加讨论的各家只争井田之有无，不曾详考后儒论说井田之所本；也不曾将西洋封建制度之田制加以比较，因之愈辩论而去题愈远。先生为此文，试图“以《孟子》之说还之于《孟子》，《周官》、《司马法》、《王制》之说还之于《周官》、《司马法》、《王制》，后儒之说还之于后儒。更旁稽西洋、日本封建时代之田制，以资比较”。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助法实际上相当于西洋史上的庄园制度。所谓公田，即是西欧庄园中的地主之田（Demesne），私田即是佃农（Villeins）的耕地，而“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在西方亦复相同。因此，文章认为：“然则助法乃封建制度下，田制之通则，孟子不过于此等制度，加以理想化、整齐化，将公田虐民之制，变为仁政之基”这一见解在本问题的讨论中，自成一家之言。

必须指出，先生撰写这些文章，都在解放以前，其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还无接触。他的史学观点深受旧史学传统的影响，文章中对于封建制度的概念和封建社会的起讫年代，率依旧说。但是由于先生见识深邃，材料坚实，一些成果至今仍然受到史学界重视。

40年代之末，先生又将研究范围延伸到中国近代史，而把目光集中在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方面。1949年在《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上刊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翌年又在《燕京学报》第39期发表《魏源与晚清学风》，而以后面一篇更见卓识。文章指出有清300年间，学术风气凡三变，由清初提倡实学至乾嘉而转为声韵训诂，再至道咸又讲求经世之学。“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但是对于这样一位“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的代表人物，一直不曾受到治清代学术者的重视，因此先生为文对魏氏加以评论。文章就魏氏生活的时代，他的经世思想，他在漕运、盐法、河工、兵饷诸大政方面的贡献，关于本朝史事的著述，对于边疆与域外史地的研究成果，对今文学的提倡等各个方面详加缕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魏源的研究渐多。陈耀南在其所著的《魏源研究》（香港，1979年）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从前虽也有人对魏源做过一些评介，“不过，系统而比较全面地考究魏源的著作、事功，以至深入地探索他的学术思想，还是要等到1950年12月《燕京学报》39期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这个里程碑的出现。齐氏盛推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大师’，这实在是绝非溢美的内行话。”陈氏并认为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邓嗣禹在所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推顾炎武、戴震与魏源为清学三变的代表人物，也是受到先生此文的影响。陈氏的评论，看来也非“溢美”。

从50年代起，先生的科学研究又转到世界史领域，主要集中在西欧封建土地制度和西方史学史两个方面。土地制度的研究可以《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l期）一文为代表。过去，治世界中世纪史者每苦于国内收藏原始史料之不足。先生为此文时，正值［英］D. C. 道格拉斯主编《英国历史文献》陆续出版，第一、二两卷收录6至12世纪英国史料共540余件，凡l800余页。先生细捡埃塞尔伯持、威特雷德、伊尼、阿尔弗雷德、克努特诸法典，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土地赋役调查书》等重要史料，分析排比，论述了英国封建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英国与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封建化过程方面的异同，并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关于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片面观点。过去，我国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缺乏研究，一些著作和教材对此，往往语焉不详。先生这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根据大量材料，条分缕析，立论谨严，在中世纪史的研究中，洵不多见。

先生对于西方史学史亦有研究。他留意西方学界的流派，关心国外中世纪史研究的动态。他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5期）一文中，结合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来考察古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作品，因能做出公允的评价。先生还写了一些书评和史学名著的中译本序言，介绍作者、著作及所属史学流派。在《〈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一书的介绍》中介绍了苏联革命前后在英国史研究方面的师承渊源和学术成就。在［美］鲁滨逊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及［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两书的中译本序言中，对于鲁滨逊的“新史学”及其流派做了介绍和批判，并指出该流派在解放前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对于后学，确能增广见闻。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先生在中西交通方面的研究。他主张：“今后研究世界史应当注意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特别要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各时代所占的地位以及对世界各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世界各国文化给予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各个国家的史学家把他们本国史籍中所保存的与世界史有关的资料提供出来，并予以正确的研究，才能丰富世界史的内容。”162先生的几篇有关中西交通的文章都是这样写的。

先生撰写《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文时，广泛收集中国史籍有关拜占廷的资料，参考西方学者如玉尔、吉本、夏特等名家的著作，以中国和拜占廷双方史料互相印证，指出自东汉至明初的1300多年间，两国通使、通商关系，绵延不断，而且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相当密切，从而补足了拜占廷史书的缺略。文章详细地考察了我国古书所载自拜占廷输入的重要商品，从而更正了西方史学家一向以为在中拜两国贸易中只是由中国单方面输出蚕丝的错误看法。文章还详细叙述了中国的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从而订正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关于波斯僧人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文章还对拜占廷在东西方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曾被译成俄文，转载在《拜占廷》杂志上。

粉碎“四人帮”后，先生又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和《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对西方的影响》（《光明日报》1978年1月5日）两文，这是他在病中整理出的旧稿。匈奴西迁问题——包括匈人来源问题和匈人是否匈奴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是一个长期争辩的问题。过去一些西方学者由于不谙中国史料，像吉本那样渊博的历史家竟然认为匈奴西迁为不可能，而另一些人虽然承认匈人即匈奴，但于西迁经过，仍感茫然。我国近代一些历史家如洪钧、章太炎等人虽然开始注意匈奴西迁的历史，但于欧洲历史所知有限，也未能加以解决，因之从公元91年窦宪破匈奴，北匈奴“逃亡不知所向”，到4世纪70年代匈奴突然出现于东欧，前后280多年的漫长行程，迄无定论。先生在《匈奴》文中广泛搜集古史有关材料，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考证，仔细考察西域地理位置，追踪匈奴行进路线，大体上辨识出匈奴西迁行踪，并分作四个阶段加以叙述。文章还追述了匈奴在迁徙前的历史发展，并评论了匈奴进入欧洲以后的活动，使人们对这次迁徙看得更加清晰，更加完整。文章基本上解答了两个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先生对世界历史研究做出的最后一个贡献。

先生毕生治学，方面广阔，成就很多，一些文章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是我们史学园地结出的硕果。

 

四

 

我们曾从先生受业，毕业后时有过从。先生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教益良多。现将一些难忘的印象，缅述如次。

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在祖国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先生讲学燕园，宣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阐述世界大战中敌我形势，对学生循循善诱，勉励将来成为有用之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为日军占领。先生拒绝敌伪之聘，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由于薪俸菲薄，又到天津私立工商学院兼课，每周风尘仆仆，往返于平津道上。但是由于家口众多，子女幼小，而沦陷区物价飞涨不已，先生全家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甚至有时先生夫妇亲自挽车赴煤栈购煤，以节省戋戋的运费。先生处此困境，大节凛然，闭户读书，以待光复。

解放前，先生已是国际知名学者，他对两周史的研究曾为英美学人所称道。当时英国某著名大学曾聘请先生为该校教授，但是先生为了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祖国，毅然谢绝了这次重金礼聘。

解放后，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学习为例，过去先生虽然博览群书，但于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此时先生虽已年逾不惑，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热情不亚于青年，而且见一本，读一本，坚持不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70年代《马恩全集》全部出齐的时候，他竟尔在卧病中坚持完成了通读计划。至于革命导师的一些关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直接论述，例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德国农民战争》以及《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更是反复钻研，不知精读了多少遍。通过长期学习和实践，他衷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终生服膺，当作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武器，终于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

先生学识渊博，著作丰富，这固然由于资质聪慧，师承有自，但主要是由于他研读勤奋，治学严谨所致。先生好读书，遇新书必买，买后必读，遇有新的内容辄加摘抄，而于借到之书摘录更详。几十年所积累的图书资料，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先生寓所的阁楼上犹自盈箧充栋。70年代间，《剑桥世界古代史》修订本陆续出版，第1、2两卷由于70年来考古发现极多，原书均经改写，各扩充为上下两册。其时先生已年近七旬，体弱多病，听说新书已到，亲往北大图书馆借阅，逐本细读，并将新的材料笔之于簿。我们曾获睹这本读书笔记，不但提纲挈领，而且正楷端书，这种老而弥笃的好学精神，堪为后学的榜样。

先生每有著述，于遣材立论，都极为严谨，上述各篇文章，都是如此，这里再举一个例子。粉碎“四人帮”后，先生在病中整理《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旧稿，业已杀青，准备发表，他听说考古研究所藏有近年出版的匈牙利学者玛恩辰—海洛芬所著《匈人的世界》一书（伯克利，1973年版），不曾寓目，不知其中有无新的材料。立即借来，一气读完，从中汲取一些考古成果，印证本文，然后才放心发表。

先生谦恭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尤为亲切。过去读先生文章，不时看到一些我们的老同学的名字，当时他们还是在校青年，只要有一得之见，先生即加以奖掖期许。至于登门求教，更是来者不拒。上文提到的那篇《谈谈怎样学历史》的谈话记录，就是他在逝世前几个月向一位从外地来京求教的大学生讲的。当时先生卧病已久，但是面对这个青年人，竟忘却医生静养的嘱咐，娓娓而谈，从对历史专业学生的要求谈到学习方法以及重要参考书籍，一气讲了一两个小时，这大概可以算作先生最后的一次讲课，这中间倾注了史学前辈对于后学多么深厚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