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良时期《妇女杂志》的样貌

一　科学、实用与新知——现代性资源之一种

《妇女杂志》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家庭”的烙印，从栏目的设计到文章的选择都偏重于生活实用。例如，栏目设计中有“家政”、“学艺”（一度改为“家政门”、“学艺门”），“常识”，“杂句”，“补白”等；内容选择也集中在家庭卫生、烹调、缝纫、家什制作、儿童养育以及治家方法等方面，比如家庭新智识、妇女卫生谈、日用理化学、简易家庭看护法等。

《妇女杂志》第4卷第10号“悬赏募集”如下：

 

一、论著：“促女学之进行，谋教育之普及，晨钟木铎福我坤维本社同人将于是观国民对于女学之心理及童蒙养正之成效，倘荷惠稿毋任欢迎。”

二、译稿：“凡东西各国最新发明之科学精蕴以及时事要闻足为我国女学之观摩者皆所欢迎。”

三、图片：“各女学美术成绩；爱读本杂志者小影；各地风景。”

四、小说：“以关于科学及妇女德性有关系者为限篇幅毋取冗长，文字尤须浅显。”

五、杂文：“凡与本杂志家庭俱乐部所载各种文字相同者一律欢迎，下列数种尤为企望：（一）家庭适用之浅显科学；（二）妇女常识；（三）有益于儿童修养之童话；（四）各种新游戏（附有图画者尤佳）。”

 

需要注意的是，译稿“凡东西各国最新发明之科学精蕴以及时事要闻足为我国女学之观摩者皆所欢迎”，小说“以关于科学及妇女德性有关系者为限篇幅毋取冗长，文字尤须浅显”，杂文“凡与本杂志家庭俱乐部所载各种文字相同者一律欢迎，下列数种尤为企望：（一）家庭适用之浅显科学；（二）妇女常识”，这几个方面都涉及“科学”，与杂志开蒙启智的意图是分不开的。

西方的科学传统为其确立的现代社会优势使偏向于“启蒙救国”的商务印书馆非常看重科学新知，这也是现代性重要的文本资源。这里涉及的“科学”有三个偏向：第一，偏向于浅显科学；第二，偏向于趣味科学；第三，偏向于实用科学。这些偏向无非要使科学新知日常化、生活化、易习得和可操作，使具备一定智识能力的女性能够将科学新知应用到居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与“科学”有关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有关于物理、化学、生物的趣味常识，其意图同样非常明显，即帮助女性建立对周围世界的科学认知方式，祛除迷魅。周国真在《女学生自修用书之研究》一文中说“近日海上出版女报，有四五种之多，或专重文艺，或注意美术。惟《妇女杂志》趋重实用，为最合女子之心理”49，恽代英曾经提出“报刊传播面向整个社会的通俗科学或其他通俗知识，以‘为一般社会得借以获得正确知识’，提高整个民族的智慧水准，不可把报刊简单办成某人或某一阶级、集团或者政治意志的传声筒。那些内容为人间奇闻、世上轶事，诸如奇特变异的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等知识，人们大多会有浓郁的兴趣。……‘加意选材料，使对于阅者有极大兴趣’，力求把趣味性和知识性结合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 50。可见，当时很多报人都意识到报刊趣味性的价值。从科学的趣味中实现对民众的开蒙启智，这是考虑到当时大众总体知识水平以及报刊对读者的吸引两个方面。《妇女杂志》从创刊时起就肩负着女子教育、家政训练、文化培养的任务。虽然时隔近百年，其中的知识性、趣味性仍旧让人感觉到亲切。

民国初年的女学内容集中在贤妻良母的培养上，因此十分重视家事训练和道德维持，从内容上来看这无关宏旨，但却是从微观政治的角度对晚清“强国保种”话语的具体落实。“民初女学生于知识和生活技能家事应两者并重，毋有偏废，以期能为贤妻良母，为夫之贤内助，子得完美之母教。道德方面则宜遵循传统礼教，贞敬顺良，勤淑端俭，不宜以知识自炫，或专事妆饰，浮华奢靡，甚或提倡男女恋爱，自由结婚及作女子参政之论，因女子之责任‘在齐家而不在济世，在阃内而不在阃外’。”51《妇女杂志》的图书广告推荐的课外读物是配合女学宗旨的，以有益家庭实用的常识为多，涉及男女婚恋、女子参政议政以及智识女子职业选择方面的几乎很少，整个社会关于女性的表述和建构仍在“弃国还家”的叙述之中。

二　艺美和娱情

柔性审美与智性启发是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的特征之一。王蕴章较为注重女性自身的文艺修养。《妇女杂志》中的“图画”、“小说”、“译著”、“文苑”、“记述”、“杂句”、“补白”等栏目涉及绘画、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等多个方面。王蕴章对《妇女杂志》中的文艺作品比较偏重，其原因有三。

第一，女学生是《妇女杂志》主要读者群之一，文艺作品作为陶冶和消遣的重要内容，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关注，也能实现辅助女学的意图，尤其是它所开设的“国文范作”栏目，刊载的多是女学生的习作。

第二，很多“旧学才女”在阅读文艺作品时与杂志形成互动，能够撰写一些文章，使杂志能够聚集女性写作群体，确保杂志的稿源。

第三，早期《妇女杂志》刊载了不少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这和当时鸳蝴派小说盛行有关，也和主编的身份有关，王蕴章一直被学界认为是鸳蝴派作家，这也是主编个人擅长的方面。

中国传统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强调文艺的修身立身功能。民初的多数女性，已经在“兴女学”的风潮中，成为具有一定智识的人。通过阅读和撰写一些文艺作品，她们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修养，也能通过阅读文艺作品与其他女性形成“共同的想象”，拓展自身的精神世界，确立自我意识。《妇女杂志》中刊载了大量的国文范作，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也多次在《妇女杂志》上撰写国文范作。“作为一份通俗的女性刊物，当然不会放弃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不过《妇女杂志》主要以女性读者为诉求，又负有教育妇女之责，所以刊登的作品主题多和妇女有关，而且其读者群又以中上阶层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为主，面对良莠不一的写作情形，它在作品的选择和素质上，都必须很小心，有所顾忌，以免得罪名教。”52王蕴章鸳蝴派作家的身份以及他对“闺秀文学”的研究，使其能从文本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对女性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在编辑过程中能将自身独具的经验性的东西向女性充分地表达出来，对于文苑作品的选择也能够呈现女性在当时社会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妇女杂志》中涉及文艺小品文，使读者在《妇女杂志》的阅读空间内获得某种共同的想象和经验。王蕴章处于新旧杂陈的时代，又是一位旧式文人，杂志中不免涉及贞烈的文章，如果仅用封建保守来形容，又显得过于武断。正是这种新旧杂陈，反映出过渡时期一本大众通俗读物的多棱特点。

三　以“西方美人”为参照系

对西方女性的呈现也成为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重要的内容，《妇女杂志》“发刊词一”中写道：“本杂志有见于是，知殖学之不可缓，为之培其本而濬其源。”53在“译海”、“国文范作”、“记述”、“名著”、“妇女新消息”、“杂载”中都有关于西方女性的图片和对她们个人修养以及职业社会生活方面的介绍。不过，对家庭女性介绍较少，精英女性较多，如演讲家、女军人、女商人等，主要涉及的是女性在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生活，当然也不乏贵族女性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妇女杂志》规避了西方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面，强化了异域女性的“优秀”、“知性”、“报国”、“兴业”的形象，成为女性读者观赏和羡慕的对象，这和晚清以来中国男性对“西方美人”的欣赏和崇拜有关，也意图对本土女性读者形成某种潜在的召唤。

在晚清关于西方女性的叙述中，“西方美人”的形象作为一个强势的他者，映衬着中国女性的“弱小”。因此，大众媒介中介绍的西方女性不断建构一个优秀的“他者”，成为一道风景，被中国女性仰视和称叹；成为一个榜样，被中国女性效仿；成为一种理想，形塑中国女性的形象。西方（异域）女性一方面成为可认知效仿的理想女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制造话语压力，使传统女性能够接受女学的启蒙，从“分利”女性成为“生利”女性。媒介借助话语形成的舆论优势，促使女性在不自觉中转换着自我的设计，以适应社会对现代新女性的要求。这与杂志的贤妻良母立场并未构成一致，异域女性并不是作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出现，而是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女性形象。这种对比和反差形成了女性自我认同时的矛盾，新家庭女性和社会女性哪一个是女性的最佳范本？对西方女界精英的介绍，使杂志在“新贤妻良母”之外还有一层不易察觉的意图，那就是理想女性的身份包括“贤妻良母”和“社会精英”的双重想象。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从微观世界中嫁接中西文化，意图建立“新型贤妻良母”——既有中国传统血统，又有现代文明知识。

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对传统家庭女性的教育和启蒙，以及基本的“生利”培训，意在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分量，同时帮助女性用科学健康的方式照顾儿童和完善家庭生活。王蕴章也组织一些文章来探讨什么是理想女学生，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但是，这并没有使王蕴章摆脱“五四”新思潮对他的批判和否定，使他在五四新旧文化思潮的博弈中黯然退场。“王蕴章也在1920年同时辞去《妇女杂志》主编，结束了该杂志发展上的第一期，亦即所谓保守的、鸳蝴派时代。商务这两份杂志在早期发展上显然具有平行关系，而王蕴章同时弃守，也似乎昭示了旧派阵营被迫全面撤退——鸳蝴派文艺让位给新式小说，保守的贤妻良母妇女观被新女性主义挑战。”54但是，王蕴章的编辑策略务实、稳健，也不乏文人的抒情与浪漫，在软文的可读性中，杂志也潜移默化地将强势的西方女性引入，了解和熟悉为次，建构和培育新女性的用意明显。

四　关注家庭生活改良

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期间，几乎很少涉及宏大政治话语，也很少鼓吹女权革命，只是在1919年和1920年的“社论”中，偶尔涉及一些女子社会责任的话题。《妇女杂志》创办初期，民国政治环境尚不稳定，其躲避政治和革命的话语，与商务印书馆在商言商的立场有关，也和主编的价值和审美趣味以及初期的“帮助女学”的宗旨有关。《妇女杂志》在这一时期，有大量介绍家庭改良的文章，比如《世界小家庭主义观》（第1卷第8号）、《改良家庭问题之研究》（第2卷第10号）、《理想之模范家庭》（第3卷第7号）、《理想中之家庭》（第4卷第7号）、《美国家庭可供取法之优点》（第4卷第10号）等，同时通过学艺、家政等新知着力培养“新贤妻良母”，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共刊发学艺、家政、居家等常识的文章五百多篇。“辅助家政”，培养新家庭女性、新儿童，也就是未来的“新国民”，暗含服务社会发展的微观政治学意图。关注家庭，实现社会基础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固社会机体的作用，同时有助于改善社会的环境。在商务印书馆“辅助教育，有裨文化”的文化宗旨中，《妇女杂志》更多地承担了女性教育启蒙的责任，这对维新以来和民国初期女性教育启蒙起到了很好的承继作用，但这种保守立场为后来王蕴章遭到批评并且离职埋下了伏笔。

《妇女杂志》在1921年之前，栏目的设定和内容的选择都是配合当时的女子教育和家政服务的，它所设的“论说”、“学艺”、“家政”、“小说”、“文苑”等栏目与社会需要的女性教育和培养是一致的。面对关于“女权”和“女学”不断游移和改变的诉求，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以“女学”作为一个支撑点，适应社会思潮转换带来的变化。这种立场选择，为后来的儿童教育、传统家庭制度的革新以及女性婚姻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通过培养新家庭女性、造就新儿童、改良家庭，从微观政治的角度为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