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杂而不越”——稳健务实的主编策略

一　如何稳健务实

学界一般认为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的这段时间（1915—1920），持守的是“家庭和贤妻良母主义”，带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其实，这是妇女“浮出历史地表”之后，非常务实的路径选择。《妇女杂志》以实用为主、坚持稳健的办志方针，在细微处着眼，既保守着某种既成的传统，又不动声色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启蒙的话语激荡了潜隐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女性，现代性的语境将女性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唤醒，而以软性的“家庭和贤妻良母主义”为主旨的《妇女杂志》则将晚清到民初的妇女问题做了有力的承接。“铁屋中的女性”被唤醒之后，有了自己的呐喊，但是更多生活在“铁屋”中的女性，需要一个缓进和稳健的救赎过程。因此，以培训知晓和善用现代生活器具以及懂得现代料理家庭方式的“新贤妻良母”为目标，成了启蒙之后《妇女杂志》最切实的路径选择。

前面提到的1918年的征稿启事清晰地呈现出王蕴章实用的办志态度，以女学和经世致用的治家育儿方法为主要内容，体恤女性在新学启蒙之中的不足以及在家庭生活之中的困惑；对文学艺术的偏重，也能看出主编力求通过审美趣味和文艺培养来提升女性的个人修养；而对“妇女常识”的介绍和普及，则帮助女性树立对身体的正确态度，以祛除身体之迷魅；他不断强调文字要浅显，非常明确地以女性读者为指向，再次证明了《妇女杂志》的务实。

在《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中有：

 

我们主张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形，根本的去求女子解放的实现，所以我们不主张急进的方法；但我们至少有个高于现社会情形的理想，和前进的精神，但是同人等到底见闻有限，学识浅薄，时常很盼切的愿和海内通人讨论商榷。87

 

王蕴章稳健的主编立场，表现在他对《妇女杂志》整体内容和风格的确定上。《妇女杂志》既要迎合社会大众对女性的舆论建构，又要和商务印书馆“启蒙”和“教育”的文化理想相偕。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主要表现在人的行动上，只有在人的社会行动中才能看到一个社会的真实意义，才能看到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过程。王蕴章作为主编的个体行为，其实关联了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因此，《妇女杂志》的内容选择、宗旨以及风格虽然是由主编个人决定，但是仍旧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凝结和释放。

（一）符合商务印书馆的立场

前文对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商务”立场做过分析，《妇女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整体出版思想的一个载体，也是商务印书馆文化立场和商业立场的重要体现。商务印书馆始终致力“文化启蒙的现代化事业”，《妇女杂志》也为女性启蒙提供了一条务实的路径。从1915年创刊到1932年1月在战火中停刊，17年的时间里，《妇女杂志》主编、作者以及读者，共同搭建了一个“女性声音”的空间，使之成为女性启蒙和性别关系建构的重镇。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一个非常显著的个性特征就是‘趋新’，正如他自己所言，‘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88，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求新，放弃传统，而是保持各自文化上的优势，相互调剂，这也形成了商务印书馆“趋新”和“念旧”的双重文化价值观。所以，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还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其通过渐进的方式改良家庭、性别关系以及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通过“微物新知”实现女性生活启蒙，并由此建构了“新贤妻良母”的理想女性范式，虽然还不能完全脱掉传统女性的陈旧，但是已经朝向现代的方向前进了。商务印书馆坚持的“文化与商务”的立场，一方面使之能够始终向读者提供相对较新的书籍和期刊以及相关的言论，另一方面商人的诉求使这种文化担当始终和经营利益相结合。商务印书馆不标新，但是很策略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阅读。《妇女杂志》对“新知”的推崇，也是迎合了大众对新知识的明显需求。

从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性身心启蒙到成为一个女国民的豪情壮志，裹挟在民族革命中的女性成为了无性别差异的国民，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女性轰轰烈烈救赎自身的运动陷入低潮，已经“苏醒”的女性再次陷入一种尴尬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女性对自身想象无法实现的时代，杂志如何将女性纳入到一个能够被接受的潜移默化的启蒙中，就显得很重要了。《妇女杂志》正好衔接了这样一个女性精神“空窗期”。《妇女杂志》从女学方面将晚清女性的教育更系统化和科学化，其中为女性进行的各种职业培训，虽然以家庭为主，但这也是对康、梁倡导的由“女性分利说”到“女性生利说”转变的有效落实。务实选择，新贤妻良母主义，稳健的策略，缓进的立场，以及对启蒙的有效续接，是对《妇女杂志》在1915—1921年的一个全新理解和评价。

（二）符合社会的合法性指导

维新改良和辛亥革命给女性思想和生存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维新改良确立了“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女性想象，并通过兴女学的方式帮助女性成为具有一定智识、能够诞育佳儿的“贤妻良母”；辛亥革命之后继续采纳以“昌明女学”为主的女性培养的途径。晚清民初兴办的女学，绝大部分还是承袭了维新派倡导的“贤妻良母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指导思想，“（《妇女杂志》）代表着最为正统也最为官方的意愿和指向，与其他一些言论激进，与传统相悖的刊物相比，该杂志与救国保种、贤妻良母目标走得是如此接近：‘与时事同进退’似乎成为早期《妇女杂志》最大的特色”。89通过对《妇女杂志》图书广告中的女子必读书的分析发现，这些广告中经常会出现“教育部审定”、“中学师范规定用书”等宣传用语。女学所涉及的用书，指向的是家庭和培育未来的“新贤妻良母”，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女学用书，符合官方的女学需要，其在“微物新知”方面的重点传播，也符合商务“开蒙启智”的立场。《妇女杂志》顺应社会一般主流话语，以社会合法性为指导，即使在“贞烈节妇”这个问题上，也因洪宪复古造成的社会潮流，而顺应社会的一般需要。当然，这与商务印书馆保持与政治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关系有关，主编王蕴章已经将商务的基本立场融入到文章的选择和内容的设定中。

杂志总是要切合时代的思潮、立场、人文生活以及当时人们的实际心情，同时要在文化和商业之间做出一种平衡。《妇女杂志》既要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也要照顾读者的阅读趣味，同时要顾及商务的文化资源以及开蒙启智的宗旨。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甚至今人看来仍显得市井、守持和落后，但是如果把其放置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会发现其新知内容符合启蒙的诉求，文艺作品符合女性读者消遣的需要，这既呼应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形，也遵循社会的合法性指导。“贤妻良母主义”论调更切合辛亥革命之后女学兴办的主旨。但是，其中的“新质”又是不能被忽略的，毕竟王蕴章时代已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女性思想已被洞开一角，尽管还未彻底打开，但是新鲜空气已经进入，这是客观的。

（三）社会稳固系统的需要

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所持的稳健务实的编辑策略，与社会话语保持同行和一致，并没有超越时代本身以及社会的总体价值系统，而是维持现存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道德和价值系统。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维持社会固有的行为模式，就是维持现存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对于新旧思想共处于一体的知识分子王蕴章而言，与原来的文化叙事、道德体系、精神类型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完全决裂，是很困难的。首先，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很难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其次，身处其中的人易于接受以改良为基础实现的平稳过渡。杂志的舆论主张对于社会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保持稳健的立场也是维持现有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虽然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被斥为落后、庸常和缺乏勇气，但回到历史现场而言，王蕴章的选择至少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也为《妇女杂志》长久生存提供了可能。

帕森斯社会理论认为，“均衡”和“整合”是社会系统运动的基础和归宿，也可以理解为服从和适应社会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性，这可用来解释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的基本样态及其立场选择。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试图均衡各种关系和立场，而这种平衡也体现在《妇女杂志》栏目的设置中：“图画”是对西方杰出女性的展示，“论说”是对女学中存在问题的说明和如何改进的建议，“学艺”、“家政”是对“微物新知”的介绍和传播，“传记”是对烈女节妇的介绍。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就像一个中外新旧女性同时起舞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对于观众而言，各取所需，都能找到共鸣的声音和相近的立场。帕森斯的理论恰好可以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立场背书，其通过稳固的统治形式可以使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都能在社会变迁中保持一种连贯和持续，并实现渐进式的改变。《妇女杂志》作为一个话语空间，是某种文化价值的具体表征，其启蒙的立场、稳健的策略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正是社会过渡和转型时期文化系统的各种力量博弈和制衡的结果。这种均衡和调节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潜移默化中的改良。正如帕森斯所言，“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成分为社会成员共享，并且内化进他们的个性中去以及社会结构中被制度化的情况。……价值通过调节社会不同的主要关系综合体的制度被卷入更加分化的社会结构里的情况……”90杂志总是代表一种立场和价值观，“说什么和怎么说”都在这个空间展布，这种取向和认同既是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回应，也是在各种力量之间保持“均衡”。《妇女杂志》不断提出并且恪守稳健的立场，是符合社会实际状况的。在帕森斯看来，变迁不是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和干扰，而是增加和强化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他比较偏重于渐进的、平缓的调整。这与王蕴章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立场选择是一致的。 

二　更迭的无奈——王蕴章的离职

王蕴章是清光绪壬寅科副榜举人，早年在文明书局任编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后入商务印书馆，在文学上被认为是“倾向于鸳鸯蝴蝶派”，他始终带有旧式传统文人的印记。袁世凯的复辟，使整个社会处于杂乱无序、新旧更迭、守旧势力占据上风的状态。这体现为《妇女杂志》里有多篇文章宣传贞烈观，歌颂传统家庭的旧式建制。《妇女杂志》的这副面孔不能不遭到新文化运动精英的批评和指责。在1910年代的过渡时期，多重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进行博弈，争夺自身的话语立场，新旧生活方式的争夺也可视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世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时，对于一些守旧传统的杂志、书籍，大加挞伐。”91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之下，商务印书馆多家杂志销量日减。王蕴章对微物知识、家庭生活以及鸳蝴文艺的倚重，并不适应新文化运动全新的话语以及人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商务印书馆因传统保守而导致杂志的销量下降，促使其调整出版立场和发刊宗旨，这也使《妇女杂志》逐渐转变了内容、风格。“以印制教科书为大宗，具有垄断性质的商务印书馆，它出版的几种杂志，在当时被视为专为牟利、头脑混沌，提倡名教纲常的思想落后的刊物……王会吾在《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一文中说：‘我从前在嘉兴女子师范里，修身一科的结晶体是‘服从’和‘敬顺’，又有什么‘贤妻良母’，什么‘三从四德’，时时总要接触着我的耳鼓。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也是脱不了这个主义’。”92

在这样的舆论攻势下，一向稳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对旗下的杂志进行了改革。1919年，《妇女杂志》中贞节烈妇之类的文章鲜见，其言论内容已经向妇女问题靠近。下面是《妇女杂志》刊登在《学生杂志》上的改版预告广告：

 

《妇女杂志》出世已经六年了，每一年出版的时候，必有一种什么“进步”、“改良”、“刷新”的广告，读者看了反疑它是具文，此番却是实实在在改良了一下，要请读者判断判断：

迎接新潮变换体例这是根本的改良

多用白话简明切要这是文字的改良

采用新图趣味浓厚这是图画的改良

选择要闻灌输新知识这是译件的改良

妇孺修养无所不被这是家政的改良

家庭俱乐部另列专栏这是余兴的改良93

 

从1920年《妇女杂志》的各期目录上可以看出，其改革的口号已经贯彻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在“社论”栏目中，沈雁冰不断以佩韦为笔名发表《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评新妇女》等文章，并且成为1920年《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者，王蕴章请他做社论主笔，可见其改进《妇女杂志》的努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王蕴章最后辞职的命运。

作为传统知识男性，王蕴章对女性视角的转变，不是革命式地与传统断裂，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逐步改良，这也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王蕴章同时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在他“保守立场”和“纳新启智”的双重态度上。在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期间，旧文人的保守固执以及西学东渐之后的启蒙始终左右着他对《妇女杂志》内容的设定。不能否认，王蕴章面对新文化运动已经做出了调整和改变，但是在新旧压力下，他试图调和的努力却使两个阵营都无法认同，其改良式的意图也因为不彻底而遭到诟病。王蕴章的辞职，是新旧思想一次交锋，也是新旧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下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