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大和九年分司东都事考述

李向菲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至大和九年（835），由淮南节度掌书记转监察御史，赴长安供职，是年秋天，即以疾病为由，分司东都。大和九年至开成二年（837）这三年，是杜牧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这期间唐朝廷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发生后，杜牧和同时期其他文人一样，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仕途选择和人生态度上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对此，虽然有学者发表了文章进行探讨，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以下主要分析杜牧于大和九年春入朝至开成二年在东都洛阳这一段时间内的行踪与思想，并对其之后的行迹稍做探析，以现其思想变化轨迹。

一、分司东都原因

据胡可先考证，杜牧入朝为监察御史时间在大和九年春 1，可从。在朝仅数月，旋又分司东都。分司的具体时间和其中原因，缪钺在《杜牧年谱》中说：“秋七月，侍御史李甘因反对郑注、李训，被贬为封州司马……李甘贬后，（杜牧）盖恶李训、郑注之专权，即移疾，分司东都也。” 2胡可先则认为李甘被贬只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牛李党争造成朝中人事的变化”。他认为，杜牧属于牛党人物，其入京是受牛党人物牛僧孺推荐。大和八年十月，李德裕罢相，李党要员郑覃此时也被调换，由御史大夫转户部尚书；同时李宗闵入相，十一月，温造由前河阳节度使为御史大夫。牛僧孺这时虽在淮南节度使任，但其党人李宗闵已为宰相，他料想自己也入朝在望，故先荐杜牧入京。不料大和九年，朝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五月‘戊午，以御史大夫温造为礼部尚书’；六月‘丁酉，礼部尚书温造卒’；“壬辰，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贬明州刺史’。在这一个月，杜牧的两个靠山，一死一贬，因为地位的变化，牛僧孺入朝也就无望了。杜牧这时在监官的位置上肯定呆不住，只好移疾而分司东都。”而“杜牧为分司的时间应该是六月，而不是七月” 3。

杜牧入京无疑是受牛僧孺推荐，但是认为他是牛党分子，并将其入京与分司东都看作与牛党人物共进退，则显得有些证据不足。

首先，说牛僧孺料想自己入相在望而先荐杜牧入朝，就和史书所载牛僧孺在这个时期的心态不符。牛僧孺虽为牛党人物，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也并非大恶；且自宝历年间以来，他由于看到朝政日非，屡有求退之举。《旧唐书·牛僧孺传》载其在“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袝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而大和年间此次罢相出镇，也是他自己求退。大和六年（832）十二月，由于文宗以“太平”责之，又受朝议所论及李德裕党排挤，因“旬日间三上章请退，不许。会德裕党盛，垂将入朝，僧孺故得请。上既受左右邪说，急于太平，奸人伺其锐意，故训、注见用。数年之间，几危宗社。而僧孺进退以道，议者称之。开成初，搢绅道丧，阍寺弄权，僧孺嫌处重藩，求归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开成二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史。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 4。其晚年数次求退、求居散地，心态大约和当时大多数文士如白居易等对政治的悚惧、避祸心理有着相似性。因此他举荐杜牧入朝恐怕并非因为自己想要入相。

其次，郑覃确实属于李党，由御史大夫转户部尚书，也确实是因为李德裕罢相引起的连锁反应。而温造是否属于牛党，则未见任何史料记载，史书也未载其和牛党人物有任何往来。仅仅根据温造接替李党人物郑覃的御史大夫职位，尚不能判定其属于牛党，并进而推测其为杜牧的靠山。

再次，杜牧虽然和很多牛党人物等都有来往，比如牛僧孺、白敏中等，但未见史料记载其与李宗闵有任何来往，因此同样不能仅仅根据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关系，就进而推定李宗闵为杜牧的靠山。而且在大和九年前后，郑注、李训等人把持朝政，党派成为他们贬逐或者拉拢朝官的一个借口。此时朝官的贬官、升官和党派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具备判断党派分属的依据。

因此胡可先对杜牧分司东都原因的分析稍嫌牵强，而杜牧离开长安的时间也不能坐实为其所认定的大和九年六月。

此处之所以要花气力做此辩证，是因为目前学界在涉及牛李党争的研究中，有一种将牛李党争扩大化的倾向。在分析文人及其创作时，总是先入为主地给每个人贴上一个党派的标签，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再讨论其心态、思想、行为、创作。但是实际上，牛李两党只是由座主门生、亲友姻戚、乡党同年等关系所组成两个松散的对立集团，并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不同政治原则的党派。当时，除了牛李两党人物，大量的朝官都游离于两党之外。特别是涉及一些非政治核心的文人时，这种党派性质就更为单弱。比如杜牧和李商隐，他们和牛李两党人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能说他们就必定归属于哪个党派。在杜牧的研究中，由于其和牛党人物牛僧孺、白敏中等有来往，也给李党人物李德裕多次上书讨论政事，因此有人根据前者将其划归牛党，有人根据后者加以否定，其党派身份一直有争议。于是又有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杜牧在感情上归属牛党，但是在理智上或者说政见上赞同李党。这样的研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史实也就被忽略掉了，其结果也就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因此，我们在分析时，首先应该去掉这些党派的帽子，然后从文献本身出发分析，或许可以得出接近史实的判断。

具体到杜牧大和九年之所以分司东都，并不是简单的党派斗争的结果。缪钺先生认为李甘被贬是杜牧要求分司东都的原因，很有道理，但是这件事情只能说是一个导火索。此时的朝廷，密云不雨，很多人出于避祸心理，开始远离朝廷是是非非，如白居易，如牛僧孺。杜牧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大和九年他才33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但是朝廷却早已不是他这种性格的人能够施展才能的地方了。而他又不像自己的友人李甘、李中敏那样敢于直言，不顾一切。他只有选择离开。在杜牧的集子中，未发现有这一段时期所作的诗文，或者说没有被他收入集中流传下来，可见他的处境与心情。他的郁闷从他之后在洛阳及以后所作的诗文中可约略窥见。

李甘被贬封州司马后，大概不久就卒于任上。开成四年（839），杜牧作《李甘诗》悼念他，详细叙述了李甘被贬的经过，对大和九年前后的政局也做了描述。诗第一节云：

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潜身九地底，转上青天去。四海镜清澄，千官云片缕。公私各闲暇，追游日相伍。岂知祸乱根，枝叶潜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诫若言语。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夜于正殿阶，拔去千年树。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操持北斗柄，开闭天门路。森森明庭士，缩缩循墙鼠。平生负名节，一旦如奴虏。指名为锢党，状迹谁告诉。喜无李杜诛，敢惮髠钳苦。 5

杜牧此处所述正与史书所载相对应，大和八年（834），李训自流人补四门助教，旋充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同年秋入京，为太仆卿，大和九年四月为御史大夫，正是杜牧所说“潜身九地底，转上青天去”。此二人为文宗献上除去宦官的策略，受到文宗重用，遂左右了朝政，其跋扈之状正如“虓虎”。河北藩镇再叛局面已成，大和九年朝廷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史元忠为卢龙节度，认可其割据，大和八年底至大和九年，没有藩镇叛乱事件发生，因此朝廷表面看来无事，即“四海镜清澄”。而众多的朝廷官员也无所事事，“公私各闲暇，追游日相伍”。

但是在杜牧看来，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已有祸根蕴藏其中。“九年夏四月，天诫若言语”，据《旧唐书·五行志》载，“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大风，含元殿四鸱吻皆落，拔殿前树三，坏金吾仗舍，废楼观内外城门数处，光化门西城墙坏七十七步” 6。在古人看来，所有的自然灾异，都是上天的警示，“政有感伤，天地见眚”，灾异一旦发生，君主就要自省。永徽元年（650）晋州地震，高宗便问侍臣是否政教不明；贞元年间京师地震，德宗即自遣“寡德”。而朝臣也常以之规谏皇帝，元和七年（812）京师地震，李绛即规谏宪宗以“绥万方为念” 7。大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师发生地震，四月大风，杜牧此处当是合而言之。但是文宗对此天谴却毫无省觉，以致训、注“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 8。

朝官们则如循墙之鼠，被驱之如奴虏。据《资治通鉴》载：“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按指李德裕、路随、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生平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汹汹。” 9杜牧所作《周墀墓志》中也说到此时局势：“时大和末，注、训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闵，立朋党语，钩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辈，天下悼慑以目。” 10当时朝中混乱之状及朝官的惶惶不安可以想见。“喜无李杜诛，敢惮髠钳苦”，李杜指东汉顺帝朝李固和杜乔，皆为宦者谗毁而遭杀害，这里反用其意，表示庆幸朝官们还没有像李杜那样被诛杀。诗人接着叙述李甘被贬之事：

时当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喧喧皆传言，明晨相登注。予时与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当庭裂诏书，退立须鼎俎。君门晓日开，赭案横霞布。俨雅千官容，勃郁吾累怒。适属命鄜将（原注：赵耽），昨之传者误。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夜登青泥坂，坠车伤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离乳。幽兰思楚泽，恨水啼湘渚。恍恍三闾魂，悠悠一千古。

李甘与杜牧于大和二年（828）同制策登科，两人相善，文章趋向大率相类。大和九年七月，两人均为御史台官员，李甘为侍御史，杜牧为监察御史。李甘被贬事，《旧唐书·李甘传》载：“（郑）注亦求入中书。甘唱于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乃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会李训亦恶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寝，训不获已，贬甘封州司马。” 11而《新唐书·李甘传》又增赵儋事：“既而麻出，乃以赵儋为鄜坊节度使，甘坐轻肆，贬封州司马。”且云“甘终于贬” 12。《旧唐书》将李甘被贬事与赵儋为鄜坊节度使事，分别记于该年七八月，两件事之间似乎并无联系。《资治通鉴》大概注意到两《唐书》这一矛盾，谨慎起见，沿用旧传将李甘被贬事系于七月，而未载赵儋为鄜坊节度使事。据杜牧本诗，则《新唐书》所载为是，两事相互关联。而杜牧诗和《旧唐书》所载此事具体日期亦有不同。“时当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句，冯集梧注曰：“大和九年七月，甲辰朔，八月，甲戌朔，则庚午乃七月二十七日也。《旧纪》以赵儋为鄜坊节度系之八月甲申，与牧之诗不合。诗‘秋夜月’，别有作‘仲秋月’者，又似当在八月，然八月无庚午，不可为据。” 13《旧唐书·文宗纪》所记赵儋事日期当有所舛误，应以杜牧诗所说为是；而李甘被贬日期，《旧唐书·文宗纪》载于七月癸亥，即二十日。之后又记癸亥以下甲子、丁卯日事，《旧唐书·文宗纪》按日纪事，当不致大错，杜牧所记日期或许有误，庚午或为庚申之误。

诗中“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句，充分说明了当日朝士不甘“缩缩循墙鼠”，又无由施展抱负的抑郁心态，唯愿以死赴之。诗歌最后一节描述了甘露之变后的政局及诗人自己的心态：

其冬二凶败，涣汗开汤罟。贤者须丧亡，谗人尚堆堵。予于后四年，谏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于时一禆补。拜章岂艰难，胆薄多忧惧。如何干斗气，竟作炎荒土。题此涕滋笔，以代投湘赋。

虽然训、注被诛，但是贤人一时丧亡，佞人仍然充斥朝廷，政局没有任何起色。杜牧于大和四年（830）入朝为左补阙，虽为谏官，却出于恐惧心理，不能为友人申冤，只能以此诗悼念。

杜牧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欲事功之心一生未泯。他在淮南牛僧孺幕府时，曾写作《罪言》，为朝廷出谋划策，希望能削平藩镇，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此次入京正是要发挥自己的才干，然而却遇上如此政局。李甘被贬是一个导火索，让杜牧内心也产生了恐惧，于是要求分司东都。其《自撰墓志铭》、两《唐书》本传皆在“拜监察御史”后接着说“分司东都”，未言具体时间，大概就在李甘被贬后不久，即七月底八月初。《新唐书·杜牧传》说杜牧：“少与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 14李甘、李中敏二人均以直言被黜，而杜牧虽处剧职，却没有遭祸，诚“善处成败”者也。

二、东都的行踪与交游

大和九年七八月，杜牧分司东都，在洛阳一直待到开成二年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将唐代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分成三种类型：安置罢黜者、远黜量移者及性乐恬退者。 15台湾学者王吉林认为，中唐以后分司东都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朋党政争中暂时屈居下风者以闲职分司东都；二是因年老力衰不愿从事剧务，又不想致仕者自请分司东都。 16所论均很有道理，但是具体到甘露之变前后，分司东都者却大都是出于对朝政悚惧、避祸的心理。白居易、杜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和白居易的闲适不同，杜牧正处于人生壮年阶段，他的政治抱负还完全没有得以施展，却于洛阳闲居，因此过得极为抑郁。

杜牧在这一段时间内所作的诗，主要有“愁”与“望幸”两个主题。

其诗中处处可见愁苦之状，如《洛中二首》其一：“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对愁肠。” 17又如《题敬爱寺楼》：“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化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之意，一片寂寞愁肠。

又有《张好好诗》云：

洛城重相见，婥婥为当垆。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18

杜牧于洛阳东城遇到曾在江西幕中结识的歌妓张好好，昔日旧友四散，当年的幕主沈传师也已下世，而自己仍落拓无所成就，感旧伤怀。时年杜牧33岁，尚称“少年”，却已是“垂白须”。事实上，杜牧不仅须白，发亦白。《东都送郑处诲校书归上都》诗中说：“故人容易去，白发等闲生。此别无多语，期君晦盛名。” 19无端发白，可见其愁状。关于此诗末两句，傅璇琮先生认为，郑处诲在京为秘书省校书郎，为正九品下，官阶较低，所以杜牧以之劝勉。 20这一看法实误。此时的杜牧对于在朝为官及个人安危都有一种悚惧心理，他自己虽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对于这些在朝做官的朋友，还是规劝他们要保护好自己。“晦盛名”乃劝对方要韬光养晦，以免遭祸之意。

洛阳是陪都，高宗武后朝大半时间居于此地，玄宗开元年间也数次巡幸，玄宗以下诸帝就再没有去过东都。敬宗即位以后，“常欲东幸”，宝历二年（826）更是“敕检修东都已来旧行宫”，但都被宰臣以边鄙不宁为由谏止，之后的皇帝再也未见有东幸之意。 21洛中的故行宫对于杜牧来说，就是皇帝、朝廷的代表，所以每每遇到，就伤感不已，如《故洛阳城有感》 22诗所表达的：

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荜圭苑里秋风起，平乐馆前斜日时。钩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笑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感叹之余，诗人又有“望幸之意”。《洛阳长句二首》 23其一云：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芝盖不来云杳杳，仙舟何处水潺潺？君王谦让泥金事，苍翠空高万岁山。

此诗作于春日，缪钺《杜牧年谱》系于开成元年（836），恰在甘露之变以后三四个月之中。头两句说明杜牧此时的心境，深感宦海风波的险恶，将是非名利看得若有若无，自己的心与草色一样的清闲；但是对皇帝的“芝盖”、“仙舟”又有期盼之意。此诗其二的结尾又说：“连昌绣岭行宫在，玉辇何时父老迎。”这个想法在其诗中反复出现。如前引《洛中二首》其一又说：“柳动晴风拂路尘，年年宫阙锁浓春。一从翠辇无巡幸，老却蛾眉几许人。”又《题寿安县甘棠馆御沟》诗说：“一渠东注芳华苑，苑池塘百岁空。水殿半倾蟾口涩，为谁流下蓼花中。” 24对皇帝的念念不忘，希望皇帝能幸临东都，都是自己想要有所作为的心态的曲折表现。

这种心境也集中表现在他的《洛中送冀处士东游》诗 25中。冀“处士有儒术，走可挟车辀。坛宇宽帖帖，符彩高酋酋”。却不乐为官，高蹈出世，“四十余年中，超超为浪游”。而杜牧自己却是“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系囚”，在这种压抑的境况中，“忽遭冀处士，豁若登高楼。拂榻与之坐，十日语不休”。杜牧与之谈古论今，分析当朝治乱根本，对于这样的有才之士，杜牧觉得应该是“好入天子梦，刻像来尔求”，为朝廷所用，施展抱负，但是冀处士却并不愿为世所用，说“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愁”，因此让杜牧觉得其“信非吾辈流”。缪钺《杜牧年谱》系此诗于开成二年，这时杜牧在洛阳已经第三个年头了，可见其在洛阳几年心情一直如此。

杜牧虽有惧祸心理，但仍然有用世之意，这也正是杜牧和同时其他文人，特别是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中闲居文人群的不同之处。他在洛阳三年，却从未和这一群体有任何来往，大概即因为这些人“信非吾辈流”。关于杜牧和白居易的矛盾纠葛，有人从文风分析，认为是对元白诗浅俗风格的不屑，有人从人事关系分析，认为白居易、元稹曾攻击过杜牧祖父杜佑，因此杜牧对白居易等十分反感。 26这些因素固然会影响到杜牧对白居易的看法，但是杜牧和白居易等人的性格方面差异应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杜牧在洛中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包括李戡、李中敏、韦楚老、卢简求等人。

杜牧为李戡所作墓志铭27说自己早在沈传师幕时就曾听闻李戡的大名，听闻李戡“有道、有学、有文”，“一举进士，耻不肯试”，而杜牧“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某曰：‘御史法当检谨，子少年，设有与游，宜得长厚有学识者，因访求得失，资以为官，洛下莫若李处士戡。’某谢曰：‘素所恨未见者。’即日造其庐，遂旦夕往来”。李戡读书业儒，很有识见，“语言行止，皆有法度”。开成元年春为平卢节度使王彦威所辟，开成二年罢归洛阳后病故。

此墓志铭中有一段李戡批评元白诗的文字：

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这段文字颇引后人议论，作为杜牧反对元白诗风的证据。其中矛盾纠葛，此处不拟辩驳。杜牧对李戡的观点看来是认同的，有人以杜牧自己也写过此类诗歌，认为他对元白的批评过激过厉。通过上面对杜牧政治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元白的批评想必有着对其为人的不赞同的因素在内。

关于李中敏，据旧传载：

元和末登进士第，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中敏累从府辟，入为监察，历侍御史。大和中，为司门员外郎。六年夏旱，时王守澄方宠郑注，及诬构宋申锡后，人侧目畏之。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谢病归洛阳。及训注诛，竟雪申锡，召中敏为司勋员外郎。 28

新传增其从事幕府之事：“沈传师观察江西，辟为判官。” 29与杜牧同在江西幕时相识。李中敏上言事，两《唐书》均系于大和六年，唯《资治通鉴》据《开成纪事》等系于大和八年六月，考异曰：“中敏疏言申锡临终，按，申锡去年（大和七年（833））七月卒，若六年，则申锡尚在。” 30则其退居洛阳当在大和九年。其退居洛阳时间既和杜牧时间相近，原因也同样是“谢病”，其中原因，大概也和杜牧类似。

韦楚老，据《唐语林》卷7载韦楚老“与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 31。《唐才子传》有传，但其仕历缺略甚多。杜牧有《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诗，吴企明《唐才子传校笺·韦楚老》将此诗系于大和九年，认为韦楚老大和九年为左拾遗，杜牧《李戡墓志》作于开成二年，其中提到“左拾遗韦楚老”，则开成二年韦楚老尚在左拾遗任上；又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开成五年（840）二月李德裕出为淮南节度，时“拾遗令狐绹、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儒”，又引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提到“故殿中侍御史韦楚老”，则韦楚老尝任殿中侍御史。 32

按，此处考证有误。首先，杜牧《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诗并非作于大和九年，诗题说得很清楚，“病假满”，当指开成二年春，杜顗眼疾，杜牧请假百日，同眼医石生前往扬州看望，假满去官，此诗即作于开成二年秋。又长庆四年韦楚老进士及第，《唐才子传校笺》以诗中“十载丈夫堪耻处”句，以长庆四年（824）下推十年，正大和九年，以证此诗作于大和九年。然而，此句并非指韦楚老而言，而是杜牧自指。全诗云：

洛桥风暖细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独鹤初冲太虚日，九牛新落一毛时。行开教化期君是，卧病神只祷我知。十载丈夫堪耻处，朱云犹掉直言旗。 33

“独鹤初冲太虚日”、“行开教化期君是”、“朱云犹掉直言旗”三句指对方而言，韦楚老如今入朝为左拾遗，如鹤冲太虚；谏官的职责正是在皇帝左右规谏，即“行开教化”；“掉”乃摇动之意，杜牧期望对方能像汉代的朱云那样，挥舞直言的大旗，虽位居下僚，却不惮于皇帝面前弹劾佞臣。“九牛新落一毛时”、“卧病神只祷我知”、“十载丈夫堪耻处”，则指自己处境而言，与对方相比，自己官职既微不足道，身体不好，且还为弟弟眼病到处奔波。杜牧大和二年及第，到开成二年正好十年，十年来无所作为，为大丈夫所不齿，此数句正是诗人慨叹自己处境的不堪。

其次，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提到韦楚老时是在讲其给自己推荐眼医：“至二年间，顗疾眼暗无所睹。故殿中侍御史韦楚老曰：‘同州有眼医石公集，剑南少尹姜沔丧明，亲见石生针之，不一刻而愈，其神医也。’某迎石生至洛。” 34其事在开成二年春，则韦楚老其时官殿中侍御史。其入朝为左拾遗当在开成二年秋，《旧唐书·李德裕传》所书日期当有误。

韦楚老何时为殿中侍御史，何时分司洛阳，史料未载。御史台之属有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居之，称为三院御史，掌管御史台的监察任务。从韦楚老和杜牧、李中敏的交往看，大和九年韦楚老当以殿中侍御史职分司东都，大概在李甘被贬后，和杜牧、李中敏都退居洛阳。

卢简求，据《册府元龟》卷729载：“字子藏，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厘东洛，皆辟为宾佐。入朝为监察御史。裴度镇太原，复奏为记室。” 35裴度“保厘东洛”在大和八年三月至开成二年五月，则卢简求在东都乃裴度幕宾。

三、畏祸心理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和九年入朝所见及甘露之变发生后，杜牧的用世之心受到打击，心态发生转变，由大和九年入京之前的洋洋意气一下子变成悚惧畏祸心理。开成二年秋杜牧入宣州崔郸幕府，四年春入朝为左补阙，虽然仕途上比较顺利，但是他的心境却似乎一直阴云笼罩。

开成二年秋，他到了扬州这个曾经让他“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地方，感受到的却是“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36，因为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于是扬州也不是以前的扬州了。

当他由扬州南渡入宣州而过润州时，闻杜秋娘流落事而作《杜秋娘诗》，杜秋娘曾为漳王傅姆，宋申锡冤案发生后，“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怡” 37。他从杜秋娘坎坷的遭遇联想到许多历史人物，感到命运的变化莫测，又慨叹自己也难免命运的摆弄。

杜牧第一次入宣州幕府，在大和四年九月至大和七年春，这次故地重游，他一改当年欢悦畅快的情绪而充满着忧伤，所作诗基调大多比较消沉。第一次是：“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钐利筋骨轻。画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时联十觥。” 38“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时壮气神洋洋。”第二次来则是：“今年阘茸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 39偶尔诗人也会产生归隐的念头：“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40

杜牧此次在宣州幕府仅一年左右，开成三年冬即迁左补阙。谏官职责是规谏皇帝，在文人看来是很清要的一个职位，而且杜牧一直有匡补时政的抱负。但是在他开成四年入朝时，一路行来，却丝毫不见昂扬的情绪，心里充满了惆怅。“尘冠却挂知闲事，终拟蹉跎访旧游” 41；“故国还归去，浮生亦可怜。高歌一曲泪，明日夕阳边” 42；而且诗人对此次入朝为官尚感犹豫不决：“我来惆怅不自决，欲去欲住终如何。” 43

这正是因为大和九年的经历让杜牧认识到了政治的险恶与变幻莫测，他的政治热情受到了打击。会昌二年（842）他在给池州刺史李方玄的信中说：

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耶柔利己，偷苟谗謟，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知之者皆齿少气锐，读书以贤才自许，但见古人行事真当如此，未得官职，不睹形势，挈挈少辈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知仆者不能持一饭与仆。仆之不死已幸，况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余，乃大幸也，敢望其它？ 44

对直道不容的感慨，可谓当时文人共同的心态。其中提到的“气锐者”，都是“未得官职，不睹形势”的少辈，言下之意，自己已得官职，且睹形势，虽然依旧刚肠疾恶，但是已非当年的“气锐者”了。因此，入朝为左补阙对于杜牧来说便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杜牧在大中二年（848）所作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诗中，便将这次入朝为官的心态做了形象的描述：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奏章为得地，齚齿负明恩。金虎知难动，毛厘亦耻言。撩头虽欲吐，到口却成吞。照胆常悬镜，窥天自戴盆。周钟既窕槬，黥阵亦瘢痕。凤阙觚棱影，仙盘晓日暾。雨晴文石滑，风暖戟衣翻。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唯局蹐，出语但寒暄。 45

自己身为谏官却不敢说话，皇帝所亲近的小人势力强大，而自己无力抗衡，为保全性命，只能忍气吞声，谨小慎微，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说。

虽然如此，但杜牧仍一直怀有政治抱负，关心时政，希望能为朝廷出谋划策，所以他才会在会昌年间数次上书李德裕讨论朝政。这一点也正是他和同时代其他文人的不同之处。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