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焦菊隐

玻璃弹球

焦菊隐先生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但要说明这些，需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我没有这个力量。我的父母牛星丽和金雅琴给我讲了五十年的焦菊隐，可是我最终也无法完整地描述他的导演艺术；而越是描述不出，我也就越崇拜他。

前一段时间，我远在日本的朋友靳飞先生回到北京。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也是从小就在我家认了干亲的弟弟。还有同是旅日多年的修建先生也回来了。他是我院修宗迪叔叔的儿子，是在人艺大院儿一起长大的发小，如今做了大导演张艺谋的《英雄》与《千里走单骑》的制片。我们仨在北京重逢相聚了。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先生，是因为他们都做了一些让人尊重的事儿，其实我们是非常能敞开心扉无比痛快聊天儿的朋友。

那天，我们聊着聊着就又聊到了焦菊隐先生。靳飞说，他们在日本聚会时经常会聊人艺的一些事，既兴奋又亲切，这是他们在东京生活时的一种享受。这时靳飞突然对修建说：“唉，你不是有一件想不明白的事儿吗？就是焦菊隐那包弹球，说出来让牛响玲听听。”这时，修建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他慢吞吞地说：“响玲姐，你还记得抄焦先生家的事吗？”

其实在“文革”时，焦先生的家被抄过多次，最后搬到了我们院儿里的一间很小的小平房里，大概只有八九平米，屋里有一张单人床，一架子的书，再也没有什么了。就这样，还有人去抄他的“家”呢！那时修建只有五六岁。

修建说，那天红卫兵抄那间小屋时他也跟着混进去了。当时没人注意他，于是他就爬到床底下，在床底下他发现了一个小包，打开一看全是五颜六色的玻璃弹球。嘿！太漂亮了，顺手装进兜里。可是这么多年想起来这事，就是不明白，他那么大一导演，床底下藏着一包弹球干什么呀？

靳飞够聪明的，这时他也瞪着一双滴溜溜的大近视眼，等着我说话呢！

我到底是比他们大几岁，马上就想明白了。焦先生晚年生了个小儿子叫焦世宁，跟修建差不多大，长得胖乎乎的，很可爱。可是焦先生被批斗，世宁他妈只好带着世宁离开了焦先生，好像是每个星期六，他被送回来和爸爸见上一面。那时焦先生的工资早就被停发了，仅有一点点生活费，老人又患了癌症，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可是有件事我记得特清楚。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路过焦先生住的那间小屋，看见焦先生蹲在门口的地上给焦世宁系鞋带。这双鞋是老人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买的。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这几十年也忘不了这个场景。所以我想，修建“抄”走的那包弹球，一定是焦先生给小儿子准备的。

靳飞和修建都同意我的这个解释。我们仨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过了一会儿，靳飞郑重其事地斥责道：“修建！你剥夺的是一个父亲最后所能给儿子的一点点父爱，你太残酷了！”我也跟着说：“修建，你这错大了。”修建怯了：“我那时太小，我哪知道呀。”他这话是这么说，但是表情里已满是自责。我们接着又追问他弹球的下落，他说在院子里跟别的小孩儿一块玩儿时给输了。也好，焦先生那花花绿绿的玻璃弹球，应该也陆续地给过许多孩子快乐，就是焦世宁没有分享到。

我曾经在北京人艺的报刊上看到焦世宁回忆父亲的文章。世宁说因为他太小，父亲去世时才不到十一岁，所以关于父亲的记忆不多。他只记得在那间小黑屋里，父亲亲手教他包书皮儿，并告诉他：“书是最好的东西。”

我和靳飞、修建还是很想把弹球的事告诉世宁，他的父亲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曾经为他准备了一包玻璃弹球。

补记：

《玻璃弹球》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人艺往事》专栏里，被远在东洋的焦世宁从网络上搜到了，他激动地回到国内。当他与濮存昕夫妇在一起时，询问怎样才能联系到牛响玲。小濮的爱人宛萍说：“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她帮助世宁从方子春那儿要到了我的电话。

一天我正带着孩子逛商场，手机响了。我边走边用手在我那非常杂乱的包中翻找，半天才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既亲切又陌生的问候：“您好，您是响玲姐姐吗？我是焦世宁。”他在电话中做着自我介绍。他告诉我，因为他看到了我写的文章，是讲述他童年时发生的他本人并不知道的故事，那个故事一下子把他带入童年往事中，久久不能平静。

于是我们相约见面了。他虽然长大了，但是并没有脱离他小时候那憨厚可爱的样子。他比我们刚建院出生的这批孩子小。在他两三岁时“文革”就开始了，他父亲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家里连续被抄，小小年纪的他，受到了许多在那个年龄段所不该受的委屈。

提起童年时光，世宁眼里含着泪。他清楚地记得，他那非常疼爱他而又无能为力的老父亲，每个星期只在周末时才能跟他见上一面。他们父子俩在那一间不足八平米、昏暗潮湿的小屋里，相互用最沉默的感情交流着，没有常人的欢乐，没有儿时的撒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