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笔”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北京人艺也不例外，成立了写作小组，希望大家写出更多更好的剧目。于是我爸牛星丽和黄宗洛叔叔、杨宝琮大大、李翔叔叔四人一组被派去苏州一个叫大达码头的小镇，写末代状元、民族企业家张謇的事迹。这位张先生搞了一个女子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女学生的作品是咱们中国的“苏绣”，在法国巴黎的艺术展上获奖，当时很是为祖国争了光。

就这事儿，他们决定写一个歌颂这个女学生的剧目，剧名暂定为《绣娘》。据说只是拉了一个提纲。我妈说：“他们哪是写剧本去了，简直就是给北京人艺丢脸去了。”我妈这句话可把我给说糊涂了。我看着我爸，等着他的反应。这时我爸却笑了起来，然后他才对我说：“我们到了苏州，发现那公共汽车出奇地拥挤，可是我们四人都像跑单帮的似的，每人都背着一个大背包，前胸还挂着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是洗脸盆，盆内扣着吃饭用的饭盆、钢勺、漱口杯、牙膏、牙刷等。只要车身那么一晃，我们四人胸前就会稀里哗啦地发出响声，使车内的人很不满。最可气的是他们都听不懂普通话。我们对售票员说了半天我们要去文化局，她总是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们。还好车上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听懂了，等到快到站时，他提醒我们该下车了。可是车上那拥挤的程度，我们根本动弹不得。于是我们发挥话剧演员的特长，亮开嗓门齐声说：‘劳驾了！劳驾了！让一让！我们要下车。’话音落地，根本无人理睬。我们只好互相推搡着往车下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车上掉了下来。等站稳之后，我发现黄宗洛胸前的那个网兜上面挂着一支钢笔，就嘲笑他：‘嘿！宗洛，你这技术够高的呀，这叫贼不走空，临下车，还偷人一支笔！’黄宗洛毫不示弱，更加高声地说：‘嘿！快来瞧啦！快来看！牛星丽技术更高一筹，一下子偷人两支钢笔！’这时我们才发现每人胸前都丁零当啷地挂着别人的笔。等到了文化局，我们四人一说，把当地的干部们也给乐坏了。但是挂来的笔还是要交公的，我们就把笔留到了文化局的传达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