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字生涯之先声

杨绛先生一百岁了。七十年前，她三十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却身处中国历史最黑暗的阶段。杨绛没有浪费她的才华，她创作的话剧《弄真成假》《称心如意》，当年在上海非常卖座，好评如潮。不像现在，话剧根本无法与电影分庭抗礼，七十年前那个时代，影剧各占半壁江山。我于话剧是个纯粹的外行，可是我手里收藏有七十年前上海出版的一套文化刊物《杂志》，里面有太多的关于上海剧坛的消息及评论，更有演员的采访记，活色生香，其中即有今天人们也不陌生的黄宗英、石挥、张伐、冯喆（《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孙道临。杨绛的话剧创作虽然不幸“生不逢时”，但是她有幸处在一大群优秀导演和优秀演员的中间。我没有资格评论话剧艺术，我所能做的是把当年鲜为人知的一面，和杨绛先生，和话剧有关的点点滴滴，告诉今天的人们——话剧创作是杨绛文学生涯的前哨站，那时她多么的年轻。

我几乎没在现场看过话剧，看过也许也忘记了。某种意义上说，话剧更“高贵”，更“阳春白雪”，更具直接性，看话剧的《茶馆》与看电影（电视）的《茶馆》，不是一回事（感受），甚至看话剧时，你的座位是远是近，也不是一回事，距离产生美，对话剧不那么适用。（《杂志》编辑吴江枫说：“看话剧必得坐在前排，坐在后排根本看不清楚，所以要前排客满是容易的，要全部客满却难。”）

话剧最要紧的是“说话”，说台词要使最后一排的观众也听得清，近乎喊，前排的会感觉到演员的装腔作势。于是之出演《青春之歌》余永泽一角，论家即说有话剧表演的痕迹，我俗眼看不出来。金山出演《风暴》施洋大律师，也有专家这么讲，我听金山大喊“你们杀得了一个施洋，却杀不完四万万伟大的民众”，听出了一点话剧味。不少电影明星原是话剧演员出身，还有是两栖演员，左右逢源。抗战时重庆有“四大名旦”的说法——白杨、张瑞芳、秦怡、舒绣文，所指是她们在舞台的技艺，而一九四九年后，这四位的声誉多来自银幕。

上面有大量杨绛信息的《杂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张爱玲的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首发在这本杂志上，也许你就会对《杂志》的重要性有所明白。前几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年，《弄真成假》时隔六十多年再次搬上话剧舞台，时年九十六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杂志》社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举办了一次《舞台艺术座谈》，参加者有许多杨绛的同行：韩非、石挥、沈浩（《舞台姐妹》里的“沈家姆妈”）、丁力（黄裳的老朋友）、韦伟（《小城之春》女主演）等等。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杨绛（杨季康）的名字（杨季康是杨绛的本名。一九三八年《称心如意》戏要正式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杨绛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董乐山（麦耶）在《杂志》上边每期都写有影剧评论，涉及杨绛的有：“剩下的就只有半数：《浮生六记》《香妃》《弄真成假》，与《飘》才是十月剧坛热闹的中心。”（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弄真成假》以后，我们接着能看到三个喜剧的同时上演，这不能算是喜剧抬头的现象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等多处。董乐山当年还是个大学生，但是艺术鉴赏力非同一般，他对杨绛《弄真成假》的评论和观点被沿用到今天。董乐山在《“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中说：“杨绛女士继《称心如意》后写《弄真成假》，同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先生把杨绛女士推崇为中国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是丁西林）。”

 

二〇一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