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立国际法庭，审判纳粹首要战犯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美国。马尔梅迪（Malmédy）集体屠杀的发生，以及美军挺进欧洲后亲身体验到的纳粹暴行，引起人们的强烈抗议，这些都加快了美国行动的进程。然而，它的开始和最终确定，却直接导因于围绕美国战后对德国和欧洲的政策而引发的大讨论。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各部门间为制订计划处理即将被征服的德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才诞生了纽伦堡审判。⁵⁸

1941年的莫斯科战役，以及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然而，美国政府的战时气氛直到1944年夏季才发生转变。彼时，同盟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德国上空，并重创德军在大西洋的U-潜艇舰队。同时，苏联军队从东面的反击势如破竹，而盟军兵力也巩固了诺曼底登陆，开始向莱茵河推进。德军回天乏术，战败已成定局。在华盛顿，人们已经预见到纳粹政权的迅速崩溃。

当时，美国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却担心乐观情绪可能严重影响战用品生产以及军力供应。不过，他同时感觉到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德国政府的垮台。此前，由于军部没有充分准备到1943年墨索里尼的突然崩溃，所以给政治官员们带来很多麻烦。有此前车之鉴，史汀生在公开警告过分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决定在德国失败问题上防止重犯类似的计划错误。

1944年中期，代表德国占领区的流亡政府敦促同盟国制订切实的计划，处理战后的德国问题。随着纳粹的节节败退，这些政府不仅想知道盟国政府打算如何对待被解放的欧洲，它们也希望盟军当局严重警告德国人，严禁他们垂死挣扎，继续进行屠杀和破坏。它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项明确的战争罪行政策，来威胁德国作恶者，如果他们胆敢实施更多的暴行，将承担严厉的后果。

犹太人代表团，到此时已经掌握着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详细信息，他们呼吁同盟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从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宣告战犯政策，试图解救仍然在纳粹魔掌中的不幸的受害者。

为了回应这些流亡政府的呼声，以及犹太人代表团对威慑性的战犯政策的要求，几大盟国政府早在1944年以前，就公开表达过他们的意见。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几项预示性的宣言，如1942年的圣詹姆斯宣言，1943年的莫斯科三大盟国外交部部长宣言，虽然模糊，却已经宣布了盟国即将实行惩罚。另外，1943年秋至1944年1月，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成立了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⁵⁹，开始收集战争罪行的信息，编制要指控的战犯名单。委员会由17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其中没有苏联人。因为斯大林要求委员会分派名额给苏联的每一个共和国，在此前提下他才同意加入，他的要求遭到拒绝。由于存在种种障碍，这个委员会难以开展有成效的工作，对未来的审判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⁶⁰ 例如，它仅仅收集证据以及涉嫌的罪犯名单，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界定罪行，思考首要战犯与次要战犯之间的区别，规定对这些战犯采取何种形式的司法程序，等等。

苏联尽管没有加入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但是当其军队不断推进时，它发布了一个更加明确的单方预告，警告纳粹罪犯即将到来的下场。1943年底，在引人瞩目的哈尔科夫对德国军官和苏联卖国者的审判中，苏联人就论证到这些威胁并不完全、彻底，他们还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英国和美国政府却不愿发布明确的宣告，它们反对在战争结束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美、英两国都没有经历过纳粹占领的恐怖现实，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怀疑有关战争罪行报道的真实性。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导，最为强烈地反对战争罪行政策，他们担心太多的公开威胁，会激起德军报复同盟国战俘。这忧虑如此之深，以至于1943年当兵临城下的盟军开始进行西西里战争罪行审判时，美、英政府立即干涉，并下令停止。到1944年为止，美军拒绝在战俘营里把有嫌疑的德国战犯隔离起来，英国政府也遵循了这一做法。

根据美国陆军部的立场，以及国务院一贯对外来干预所持的冷静态度来看，在1944年夏季后期，盟国中的小国政府和犹太人代表团所施加的要求采取战犯政策的强大压力，并不容易打动美国政府。

然而，1944年8月下旬，一个非常强硬的人物打破坚冰，明确提出了战争罪行问题，他就是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