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民俗节庆中的地方认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节庆和事件（简称节事）（戴光全、保继刚，2003a、2003b）就受到地理学界的持续关注（Waterman，1998a，1998b；De Bres and Davis，2001；Jackson，1988；Getz and Andersson，2009）。节庆允许地方居民引用共享的故事、文化实践和观点等（De Bres et al.，2001；Ekman，1999），对内而言，有助于保留地方传统历史文化（Assmann et al.，1995），宣扬地方的文化意义，增进人们自我身份与地方的联系，进而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Silverman，1983；Ekman，1999；Quinn，2005；Derrett，2003）；对外而言，节庆在表达特定群体的文化意义时，为他者提供了一个学习自我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机会，实现了与他者的文化沟通与交流（Quinn，2005）。这亦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共存（Hall，1993）。因此，节庆的本质是建构在本土文化之上且具有外向包容性的文化事件。

在文化和空间转向的背景下，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社会文化呈现动态化、多元化、兼容并蓄的特征。节庆常常被视为地方营销的工具和城市再定位的策略。很多研究关注节日旅游和管理及其经济利益（Huang，Li and Cai，2010；侯兵和陈肖静，2008）。例如，有研究探讨政府主办对节庆参与度的影响，认为由于多数城市节事由政府主办，当地居民和普通游客的参与程度不高，有些节事缺乏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连接，知名度不高，种种原因导致节事参与者人数偏低的现象（余青等，2004）。多数城市节事举办历史不长，节事品牌尚在成长之中，其中有数据记载的届数最长的是洛阳牡丹花会，自1982年创办到2003年，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该研究表明，节事活动举办的历史越长，其知名度往往越大（余青等，2004）。同时，本地居民的参与对促进游客形象认知非常重要（Huang et al.,2010）。然而，地方能否继续位居节庆的中心地位仍然成为地理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近期研究特别关注现代城市背景下的节庆（Lentz，2001；McClinchey，2008；Quinn，2005），地方和地方认同再生产（Lewis，1996；Waterman，1998b；De Bres et al.，2001）、权力与认同（Waitt，2008；Curcio，2004）、人类行动者或利益相关者（Crespi-Vallbona and Richards，2007；Karlsen and Nordstrom，2009）等话题，逐步开始关注节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功能、意义和影响（Getz，2010），但对小尺度的民族或社区节日与城市社区的相关话题却知之甚少（McClinchey，2008），特别是较少研究关注节日对本地居民的认同影响。因此，从新文化地理视角探究节日情境，有助于洞察人们如何将其自身身份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相联系（Quinn，2005），也便于积累有关节日或事件与地方的相关知识。

一、 民俗节庆与地方

在全球化与传统相互冲突的背景下，所有地方都在不断被写入新的记忆，地方记忆不但因人而异且随时间发生变化（Lewicka，2008）。城市本底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也适度“反弹”实现本土文化的复兴（朱竑、封丹和王彬，2008）。节庆期间，日常生活的地方被临时改变为生产与消费文化的物质环境，而且人们在体验地方文化的同时也消费了地方（Waterman，1998a）。地方作为节庆实践的场所，充满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地方空间文化身份的符号（Elias-Varotsis，2006）。

然而，地方并非是铁板一块，地方总是由特定时空的内外社会联系建构而成。所谓“地方独特性”也总是“超越地方”的“全球”广泛联系的产物（Massey，1995）。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是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林耿等，2011）。挪威巴伦支海地区的三个节庆案例表明节庆发生的背景非常复杂，具有全球本土化特征。它不仅影响地方也受地方文化影响（Karlsen et al.，2009）。这都为马西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地方性本身还具有自发向外流动的能力，“流动的地方性”概念就强调不同地方的地方性或许有杂糅的可能性，它们不仅共存于一个更大的独立空间而且是互动的（朱浒，2005）。地方与历史、人类以及与其他地方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是不断地交流与互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地方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开放、变化的特性（朱竑、钱俊希和陈晓亮，2010），要求人文地理研究者要从“地方”本身入手来深入理解人地互动过程，解读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情境下“地方”建构的不同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朱竑和刘博，2011）。然而，地方却不具备自己宣称身份的能力，行动者视角对于理解节庆背景下地方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建构过程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它打破了许多地理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微观与宏观、地方与全球、主体与客体、特殊与一般等简化二元对立的社会空间分析范式（Murdoch，1997）。

城市庆祝活动总是根植于地方的，物质景观为节庆实践提供场所，节庆实践反过来为物质景观书写新的记忆，增强或者改变城市的地方性。然而，节庆为了获得更多认同的意义，常常采用与过去有关的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不同群体争议甚至抵抗的领域。精英有权选择记住什么和忘记什么（Hoelscher et al.，2004）。于是，地方与节日经验的互动可能是正面积极的，也可能是负面消极的（Osborne，2001），节日由此成为文化的政治表征（Jeong and Almeida Santos，2004；Mayes，2008；Waterman，1998a）。纪念公共记忆、构建地方认同的任务面临诸多挑战，必须要思考，人们保留/否定谁的记忆……借助节日和仪式，人们又在保留谁的传统（Chang，2005）。广州荔湾区政府通过举办“西关小姐”评选活动，原本希望借“西关小姐”这一极具地方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借以宣传本地文化并刺激旅游发展，虽然它成功地唤起人们对地方的记忆，但也备受争议，不同群体对于这一符号存在多种想象和不同认知（孙九霞和陈冬婕，2009）。事实上，“拥有一个身份”关涉权力、从属和排斥有关的社会实践（Atkinson，Jackson，Sibley and Washbourne，2005）。然而，节庆发生的物质景观固定在特定地方，相对稳定不变，具有真正的物质力量（Mitchell，2001）。

二、 民俗节庆的地方认同建构

彼得·杰克逊认为美学、品味、风格等“文化”问题不能与权力、不平等和压迫相分开，并提出“文化是政治”的观点（Jackson，1989）。唐·米切尔赞同并进一步探讨了文化政治的议题，他对复杂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回顾，提出“文化战争”的概念。文化通过地方的表达，不仅是社会建构的，而且是空间建构的。争夺文化就是争夺空间的生产和控制权。由此定义在特定社会里，哪些行为是合法的，而哪些行为是违法的，谁是“局内人”，而谁又是“局外人”，从而明确了社会边界（Mitchell，2000）。人文地理学者关注性与性别、种族、语言、民族主义等相关文化政治话题。节庆被认为是“反转策略”，尽管抵抗经常是象征性的，如狂欢节实践及其美学在巴西社会引发激烈争论。传统上它常被视为“巴西精华”的文化表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上女性的表演以及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就承载了矛盾且不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尽管巴西社会通常借助权力、知识和社会对“女人是或应该是什么样”的含糊其辞来假装不存在这种紧张和不稳定的关系，但狂欢节始终存在高雅与低俗两种相对的价值观念。然而，女性绝非既成权力和意义体系的受骗者，他们不仅通过身体来传达文化规范，而且更加积极地展示女性特征，由此表演也可能是一种抵抗（Lewis，1996）。

（一） 全球化、地方性与民俗节庆地方认同建构

澳大利亚塔姆沃思被誉为“乡村音乐之乡”，尽管该地所具有的英国殖民历史、凯尔特音乐传统和北美流行音乐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民族主义解释，并共同建构了所谓“乡村”的意义。但是，节庆和乡村音乐仍然被认为组成了该镇地方性身份的主要象征（Gibson and Davidson，2004）。面对海洋公园的竞争，香港迪斯尼一改其米老鼠、唐老鸭和家庭其乐融融的传统形象和文化价值观，大力促销迪斯尼的万圣节，这被视为全球本地化的一剂良药（Lam，2010）。澳大利亚南部港口城市阿德莱德自1997年开始举办两年一度的“品味澳大利亚”节庆，与60年代南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节庆州”的身份有关，因此这就是被发明的传统。当人们将消费视为个人身份的一种表达时，“品味澳大利亚”节庆也倾向于走精英路线，如追溯食品和酒的历史（Brown, Chappel and Jane，2009）。爱尔兰共和国于1978年举办首届戈尔韦艺术节以低价票吸引本地人参与并坚持采用爱尔兰语的案例表明，虽然节庆受到多种复杂力量的影响而面临同质化的危险，但节庆之文化生产具有受争议的性质（Jackson，1988；Waterman，1998b）。只有在与其他地方持续互动过程中，地方性才能得以充分挖掘（Quinn，2005）。

（二） 被建构的民俗节庆

民俗节庆是被发明的传统，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变化，所谓“传统”、“真实”也是由不同群体建构出来的。美国堪萨斯州林兹堡“小瑞典”的案例表明，游客所持有的“该地完整无变地传承了瑞典的传统民俗”的感知与学术界所认为的“唯利是图抹杀了居民的种族”的观点都并非实情（Schnell，2003）。事实上，传统和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不断转换的历史情境下被统治群体和少数文化群体不断地发明和再发明。林兹堡曾为瑞典路德殖民地，原本非但没有任何瑞典标志，连基于语言的地方认同亦渐趋消亡。但随着20世纪末美国民族旅游的兴起，当地居民通过服饰、食品等重新建构地方认同的涵义，再次确立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明确了其“瑞典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而今林兹堡的街道布满提供“瑞典传统冒险”的商店，并且每年举办多次民俗节庆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六月仲夏节、圣诞节前圣卢西亚节、为期三天的瑞典纪念节（Schnell，2003）。由此，节庆、记忆与景观共同参与了地方性文化身份的再生产。游客和居民都认为西班牙巴塞罗那传统文化节事是原真的和本地传统的，但是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游客倾向于围绕其体验到的文化差异而持有存在主义的原真性观点，但居民则持有与文化和社会参考性有关的建构主义原真性观点（Richards，2008）。另一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州文化节的研究发现，持鼓励创新观点的群体和希望保持传统和地方性文化的群体都认为有助于保持加泰罗尼亚的身份，但是他们对身份的理解却存在差异，政策制定者更强调经济和政治方面，而文化生产者更加在乎身份的社会影响（Crespi-Vallbona et al.，2007）。基于城市视角对东莞东坑“卖身节”民俗节庆再造过程的研究认为，权力政治、金融资本与地方性文化共谋使其成为一种不断被发明的传统（阎江，2007）。尽管盎格鲁美国人对海盗遗产的刻板印象包括闯入大海深处的、性别歧视的、血腥的男人强奸和抢劫等，而斯堪的纳维亚对海盗文化的理解却与战争毫无关联，海盗被认为尽管在外工作，但是在家乡却依然是生活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的人，在北欧海盗主题节庆过去被建构和理想化为一种原真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作为身份的一种表达方式（Hannam and Halewood，2006）。泰国帕安岛被外国游客认为是纵欲的游乐天堂，而本地精英却坚决捍卫本土居民固守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在认同的博弈中保持权力与关系的平衡（Malam, 2008）。可见，近距离的文化体验与远程的文化想象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地方性认知与认同（Martin，2005）。

（三） 受争议的节庆实践与多样化地方认同建构过程

节庆实践具有受争议的性质，不同行动者对节庆地方性的认同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地方认同的建构存在多种可能性。

第一，商业化是挑战节庆地方认同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商业化在节庆中的作用与影响却存在不同理解。加拿大安大略省伊劳拉村作为历史遗产地的身份源自其迷人的自然风光，该地在2003年开始举办商业化的赛马赌场。尽管当地居民认为赛马赌场将弱化伊劳拉遗产地的形象，然而多数游客却不这样认为，拥有可持续发展文化保育思想的霸权话语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遗产地的地方认同（Shannon and Mitchell，2012）。全球化、旅游发展和社区内外的商业化都使得地方身份受到争议，这势必导致区域身份的重组和象征性身份的重塑（Jeong et al.，2004）。奥地利沃尔夫冈·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艺术节原本是请最好的奥地利演员来为本地人表演歌剧，商业化导致艺术节关注精英的消费需求而成为精英的艺术节。表面上看来，艺术家、导演和经理是文化的主要生产者，观众是消费者。然而，这一关系在消费者对文化内容提出更多要求时发生反转，消费者成为主动的“生产者”，表演方则按需提供他们想要的（Waterman，1998a）。以色列北部集体农场自1985年始每年一度的室内音乐节加利利山百隆节原本极具传统风格，是草根阶层的文化空间。但在商业化趋势下，以色列上层精英消费群体的需求导致音乐节成为欧洲高雅艺术的象征，而草根阶层被排除在空间的意义之外（Waterman，1998b）。同时，节庆被地方视为治疗经济衰退的良方，如距悉尼以西350公里处、1万人的小镇帕克斯（Parkes），该地面临人口下降、高失业率、经济衰退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批商机敏锐的发起人和猫王的歌迷们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纪念猫王诞辰的模仿秀活动，自此猫王复兴节开始声名大噪。事实上，猫王普雷斯利从未到过澳大利亚，更别提帕克斯这个小镇了。然而，猫王复兴节却成为该地新发明的传统，该小镇被贴上埃尔维斯的标签和独特身份。尽管这一身份受到不同群体的争议，但它为帕克斯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却是不争的事实（Brennan-Horley，Connell and Gibson，2007）。格拉斯哥冬季节试图同时实现刺激旅游和经济复苏与满足城市居民文化需要并改善生活质量两大目标，结果发现，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时实现了两个目标，但事实上游客和商家是节庆服务的对象，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处于边缘的社区和格拉斯哥居民并未受惠于节庆（Foley and Mcpherson，2007）。自贡灯会由地方政府、市场、媒体、学术界等因素合力作用，逐渐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也逐步从本土走向异地，并从民俗转变成彩灯文化产业（田阡，2011）。因此，如何权衡社会和文化复兴的目标成为关键问题（Foley et al.，2007）。

第二，“统治”群体控制节庆并定义节庆的地方意义，由此导致地方认同建构产生多种可能性。一则节庆可能消解其原本具有的地方认同。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民俗节庆被政府打造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经济主导导致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元素被赋予较大的表征权力，政府主导则忽视了民间的声音，强势的畲族文化认同建构策略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表达，抹杀了地方认同的多元特点（马威，2010）。“女儿会”本是湖北恩施市红土乡石灰窑镇的传统民俗，恩施政府为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发展旅游经济，于1995年将“女儿会”移植到恩施州城，2000年又在距恩施市区54公里的梭布垭旅游景区举办，这破坏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消解了传统民俗的地方性（曹毅，2009）。广州珠村乞巧节原称“七娘诞”，自2005年广州市政府介入以来，改称“乞巧文化节”，节日从民间走向官方，呈现半民间化的特点。尽管官方力量的介入对于民俗复兴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节庆的内核却发生了变化，从娱神向娱人转变（储冬爱，2009b）。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下，贵州省都匀市务川县仡佬族精英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中心，精英利用政治和文化表征权力重构地方文化身份、重新书写地方意义。然而，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出现对立，官方主导、没有民众支持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杜芳娟、陈晓亮和朱竑，2011）。二则节庆促进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增进地方认同意识。广州七夕节和鬼节往往借助官方力量得以扩展，官方象征借此成功地进入百姓的日常信仰生活。但是普通人也利用官方象征重塑并保留了大量的地方性文化传统（Wah，2004）。尽管乞巧节内容、形式和功能都已被重构，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陶伟、陈慧灵和蔡水清，2014）。战后香港移民的盂兰节案例表明，香港移民通过举办传统仪式的盂兰节来增强移民地方舒适和亲切感，这种熟悉感让他们将香港看作“家”，增强了移民群体的凝聚力，并重新定位其社会空间身份，进而形成地方认同。但盂兰节并非一成不变，通过与移民地方的互动，移民不但纪念死去的人而且思念活着的人，使节庆在移民地方获得不同于大陆“祖居”地的新意义（Sinn and Wong，2005）。三则保留所谓的传统与原真，但却将地方社区成员边缘化，并挫伤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受到当地群体的抵抗。韩国江陵端午节的案例表明，统治群体控制节庆并定义区域身份而将社区成员边缘化，强调社区和地方的传统意义但却未能实现平等、权力和公正的普世目标，由此节庆可被解读为神圣与世俗、公共与私人、冲突与凝聚等简化二元分类的“文化框架”（Jeong et al.，2004）。

第三，移民与流动性导致地方性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并使移民城市节庆活动呈现多元文化特征。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内21个商业促进区中根据在成立时间长短不同和每年举办一次族群节庆为标准，选择韦克斯福德高地（Wexford Heights）、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小意大利（Little Italy）、厄尔斯考特（Earlscourt）四个族群街区，来探讨与族群节庆有关的地方多元文化现实，并指出，为了使族群节庆强化地方意义和社群的归属感，需要注意到地方的多元意义（McClinchey，2008）。后殖民社会新西兰奥特阿罗广播电视等媒体采用毛利语发音的地名，认为方言地名有助于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地方认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借由方言发音来得以表达，在多元文化下的认同逻辑应该是“既是……又是或者和”，而不是“不是……而是”（Kearns and Berg，2002）。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充分考虑普通百姓，特别是居民和其他使用者的意见，将他们作为地方建构的积极行动者，将有助于增强其采取有利于遗产保护的态度和行动，并增强其对城市的认同（Yuen，2005）。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峦回村帕西傣在适应傣族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利用汉族春节强化族群内部的凝聚力，使得帕西傣保持了清晰的族群认同（马创，2010）。

（四） 节庆增进群体地方认同

节庆有助于增强群体的地方认同。美国堪萨斯河沿岸社区于1997年秋季举办了“沿河而下节庆”（The Rollin' Down the River Festival），科镇河谷遗产联盟（The Kaw Valley Heritage Alliance）负责举办该节庆活动，目的纯粹是为了教育没有任何经济目标。而且，它并非属于某个特定社区的，而是宣传24个分散社区的特定方面。这一节庆主要有堪萨斯河项目、乡村返乡探亲、美国土著项目、自然环境活动、本地农业庆祝活动五大吸引物。结果发现，城镇的人口规模与活动参与度之间呈反比。尽管节庆被开发为针对游客的旅游商品，但是本地居民在过节时仍然增进了对社区的地方认同（De Bres et al.，2001）。尽管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地方性持有不同观点，但都认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传统文化节庆在巩固加泰罗身份中具有重要作用（Crespi-Vallbona et al.，2007）。在打造地方性文化形象时，首先获取群体的地方认同，因为地方认同是地方形象成功的先决条件，地方形象进一步增强地方认同，形成良性循环（Zimmerbauer，2011）。

综上所述，围绕民俗节庆的地方性建构的时空背景，需要考虑多个行动者的文化实践来探讨城市多元文化背景下民俗节庆塑造地方性文化符号的过程，及其对相关群体地方认同的影响，这对保护城市多元文化、树立地方独特形象而言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