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文第二部分谈了陆王对章黄和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传承中已含有发展，其中既包括陆先生对章黄学术的传承、发展，也包括王先生对陆先生学术的传承、发展。这第三部分则着重谈陆先生逝世后的十余年中，王先生对章黄与陆先生学术所作的一系列重要发展。

（一）确立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重建与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

王宁先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重点思考确立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问题，发表《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再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1992年）两篇论文，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指出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训诂学理论建设应当大量借鉴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已有成果，而从训诂学中开掘、概括出的理论原理，也必然是对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充实，甚至使这两门学科现有的体系发生重要的变化（《训诂学原理·自序》）。这与1983年陆王先生在《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中所说训诂学的发展趋向是汉语词义学相比，训诂学的学科定位愈益明朗。2004年，王先生《汉语词汇语义学的重建与完善》发表，论说20至21世纪之交，汉语研究在走过很多的曲折道路后认识到：固守旧传统而不加变革是没有出路的，全盘西化不但没有出路，而且是危险的。遵循汉语的事实、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学习借鉴西方真正先进的语言学理念，在方法上走向辩证和综合，应当是今后发展的趋势。训诂学的发展趋向，则是重建与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王先生认为，汉语词汇语义学应当在自己的传统中总结，因为汉语研究的传统含有最全面、最彻底的科学语义观，因而有可能产生最先进的方法。在语义的研究上，全盘西化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王先生提出，汉语词汇语义学的重建和完善，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起反作用的观点，也要坚持内因起主导作用的观点。这不是教条，是经过无数语言事实验证了的；要坚持系统论，这是中西方成功的研究中的共识。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选择继承与选择借鉴的第一个标准。王先生对汉语词汇语义学的确认，使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得到更准确的界定，许多由于西化与守旧而造成的关于训诂学学科性质的混乱说法，也随之得到有力的清扫或进一步的澄清。

（二）进一步清理训诂学的术语，加强训诂学原理的总结和训诂方法的科学阐释。

训诂学术语体系的建立是训诂学理论建设成熟的表现。八十年代末，由于训诂学术语的理论层次逐渐分清，王先生着手建立训诂学术语体系，除了清理旧训诂学已有的概念，主要是做好系联同类概念、辨明异质概念的内在差异、区分临近概念、理顺上下位概念的层次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王先生分析训诂问题的论文，常能显示训诂术语体系的严密及其对明晰地理解训诂现象的作用。

王先生对训诂学原理的总结，包括总结训诂原理、训释原理、词源原理。训诂原理指从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中总结出的文献词义理论，其总结包括了对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对文献词义的存在形式、运动规律、特点性质的科学论述。关于训释原理，则对训释的目的，方式，义训、形训、声训的原理与分类层次，反义同词现象的原理等做出科学解释。在词源原理部分，不仅对传统字源学的理论做出辨正，而且提出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王先生论说汉语词的积累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每个历史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从语言内部寻找理据，只能说是约定俗成。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最重要的阶段，汉语由已有的旧词大量派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促进汉字的迅速累增。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合成阶段的到来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成词造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于是两汉以后合成造词取代派生造词而成为汉语的主要方式。（《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这一理论对于开创符合汉民族特点的可信的词源研究和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先生还总结了从中国传统语言学继承下来并在现代发展起来的语义观：其一，语义中心论。语言中的语义首先指的是实词的词汇意义，而且是词根的意义。语义中心，就是语义首先决定语音、语法。语义是语言的内容，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普遍哲理，不但首先是语义决定语法，而且语义系统也决定音系的规模。其二，词汇意义系统论。语义中心论建立在语义独立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必然是实词的词汇意义自成系统。语义的系统首先在自身的聚合中实现，并不依靠语法。传统“小学”从完全依靠语言环境的随文释义，发展到脱离文献的纂集专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实现了意义的类聚，使意义脱离了文献的语言，不再依赖具体环境，而成为互相依赖的一群，这就使它很容易从具体语词释读的目的，进入词汇意义系统的思考。词汇意义系统论的具体观点是：同一种语言的意义之间互有联系，或处于级层关系，或处于亲（直接）、疏（间接）的关系，词汇意义的演变牵一发而动全局，首先是自身系统决定的。其三，语义的独立研究价值。语义系统是可以描写的，正如语言形式之可以描写。不承认语义可以独立描写，是不彻底的语言观。（《汉语词汇语义学的重建与完善》）王先生总结的语义观及其理论十分清醒与透辟地反映了汉语的实际，对于从今以后开展完全符合民族特点的汉语研究，可以说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具有开天辟地之功。

王先生对训诂方法的科学阐释，是基于分析词际和义际关系的理论认识。她认为，就词与词义的认同和别异来说，笼统的“词”和“词义”的概念是不够用的；区分词与词项这两个有应用意义的概念，设置义位与义素这两个层次不同的理论分析概念，从而建立关于词义内部结构的层次分析法，已经是训诂学理论建设的必然结果。做好词与词义内部结构的科学分析，才能使同源词的意义关系、同义词意义的同与异、义界的构成原理、直训必须在言语中方能成立的性质、词类与词义的一致性等得到清晰的说明，词义的比较与类聚，才可以操作可以检验。从义素层面认识同源词的语义关系，是王先生将西方语义学的义素概念引入汉语词源研究领域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同源词语义关系分析方法。词的深层隐含意义是词义中体现词义特点的部分，是小于义位的单位，可称为核义素，词的表层使用义中可提取出词义中体现词的事物类别的部分，也是小于义位的单位，可称为类义素。判定和分析同义词是从词的表层使用意义出发的，而判定和分析同源词是从表层使用意义和深层隐含意义出发的。

（三）创建汉字构形学体系，开展不同时期汉字构形系统的比较与汉字史的研究。

王先生接受章黄和陆先生的《说文》系联方法、朴素系统论思想而创建汉字构形学，认为科学的汉字学应是对汉字本体即字形的研究，在共时历史层面的汉字总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汉字的个体字符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九十年代以来，王先生指导学科点上十几位博士用统一的术语和操作程序，先后对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楚文字和一部分东方文字、睡虎地秦文字、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东汉碑刻隶书、魏晋行书、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宋代雕版楷书、明代石刻佛经文字、清代民间手写与宫廷文字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对其构形系统做了逐一描写。从而完善了汉字构形学体系。王先生带领学生，在弄清个体字符变化的基础上，拟考察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对这种演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现在，这些成果都已作为汉字构形史丛书陆续出版。可以说这是使汉字学与汉字史都进一步科学化的壮举。

（四）实行研究手段、研究课题的更新，注重传统学科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的应用。

1996年王先生主持的学科点与台湾中华文化统合研讨会合作，自筹经费成立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开始了以计算机为手段研究汉语汉字的新里程。同时改变研究思路，开始注重汉字、汉语属性的量化测查，注重共时汉字、汉语总体系统的描写和对诸多现象的综合解释。研制了计算机小篆字库、甲骨文已识字字库、历代汉字属性库等工具软件，建立了具有全方位学习和研究历史汉字、汉字信息处理功能的汉字学实验室。九十年代开始，在文字学方面，承担了《中古与近代汉字史》《楚文字集成》《宋元明清手写与碑刻汉字及其文本研究》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设计了以今文字构形系统描写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系列课题。在词汇学方面，实现了古今汉语的沟通，从训诂学中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学科点设计的博士论文题目和出版、发表的论著中，相当一部分做到了打通古今，贯通历史和现代。学科点密切关注现代汉字的规范、中小学语文教学等应用领域，参与了信息处理用汉字部件规范，古籍字库建立等多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果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继承传统，坚持创新，谋求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

太炎先生曾引证古语：“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其中暗用《尔雅》“徂、在，存也”句，意为先哲虽故去而其思想事业永存。原因在于后人已传承其思想事业而长久恢廓之了。章黄与陆先生的学术已然如是。于是本文以改写古诗作结，诗曰：

日观峰前海日升，曾照当年七十君。

照宋照汉兼照秦，六龙万乘来如云。

来如云，去如电，从官侍臣皆不见。

信然五经《说文》万古存，新知新运春光如海不可限。

（宋永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00872，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