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与新媒介之十二特性

兰斯·斯特拉特 著

胡菊兰 译

 

 

【作者简介】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美国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译者简介】胡菊兰，河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

 

马歇尔·麦克卢汉，起初就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北美英语文学教授，去世之后，怎么就成了一名互联网革命的守护神呢？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作家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完成于1943年（至2006年才出版成书）。在这篇论文中，全球性和生态学的思想已经初露端倪，而这也成为麦克卢汉后来论述媒介的研究特征。因为麦克卢汉考查了西方文化领域中的思想史，并把此思想定位为在三学科之间的霸权争夺。三学科指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在中世纪时期形成的教育课程。他认定的冲突，一方是辩证法和逻辑学，其中包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另一方是修辞学和文法的联合阵营。麦克卢汉拥护古代和中世纪的语法学家，他们的关注点比现代世界的规定性语法学家的关注点要宽阔得多，因为，他们既关注语言又关注文学，因此他们也关注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况且，打开通往现代科学之门的是文法学家而不是逻辑学家，正如他们所断言的：上帝给予人类两本书供其研究，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文字之书与作品之书。那么，经验主义就可以理解为对世界的阅读，而方法则开始于不带任何偏见和期待的观察，而且通过模式识别过程建构起对具体事实的概括。这与逻辑的或更近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固定前提形成对比，因为在此分析中，事实被动地要适合于事先已经存在的理论概念。

麦克卢汉就读于剑桥大学，主攻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并开始成为此种新方法的专家，英美新批评是强调细读文本的一次文学运动。麦克卢汉最初任教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1936—1937），而后到美国圣路易斯大学（1937—1944），再后来又经由泰国的易三仓大学（1944—1946），最终回到了加拿大。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教室里他尽力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他利用自己所受的教育分析取自于文学、广告和大众媒介的例证。他的这段教学体验成为他第一本书《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1951）的基础。作为流行文化批判的一部原创性著作，麦克卢汉在揭示流行文化如何反映技术背景，以及流行文化如何与技术社会协力，从而麻痹人们的思想，允许个人做适当调整以适应无人情味的工业背景的过程中，组合了文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虽然，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中展现出对20 世纪中期媒介环境的睿智理解，但是他尚未把媒介用作他的关键词，也丝毫没有强调感官知觉（sense perception），这可是他后来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在20世纪50年代，麦克卢汉从文学学者一举成为媒介专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得益于三个关键性人物的影响。

第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当麦克卢汉1946年在多伦多大学工作时，伊尼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而且是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虽然，伊尼斯在世时（伊尼斯1952年去世），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很有限的，但是麦克卢汉从伊尼斯对《机器新娘》所表现出的兴趣里得到了激励，并且受到了伊尼斯在其生命最后几年中出版的关于文化、技术和传播类作品的影响，例如：《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72，疑为1950——译者注）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1952）等。伊尼斯的写作凸显媒介，虽然几乎完全是物质性的感觉（material sense）（如作为书面媒介的纸张、羊皮纸、纸莎草、泥版等等），他谈到为何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固有偏向（特别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偏向），他还说到从口传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转移，在此他把这种转移视为从耳朵到眼睛的一种转移。在最后一点上，伊尼斯深受他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的影响，哈弗洛克在麦克卢汉到来之前已经离开多伦多大学，前往耶鲁大学任职。但是，他对引入希腊字母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的坚持，通过伊尼斯，间接地为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提供了材料，而且麦克卢汉后来也承认哈弗洛克开创性地出版《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的重要性。

哈弗洛克还受到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仰慕，沃尔特·翁即是麦克卢汉转型中的第二位关键性人物。他是麦克卢汉在圣路易斯大学的研究生，麦克卢汉辅导了翁的硕士论文，该论文论述了杰拉德· 曼利· 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翁与霍普金斯一样，是一位耶稣会信徒）的诗歌艺术，阐释了书面文字与大声说出的文字之间的差异。麦克卢汉建议翁观察现代早期教育家彼得·拉姆斯（Peter Ramus）的作用，接着在哈佛大学，翁在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直接指导下，于1954年完成了他论述拉姆斯的博士论文，佩里·米勒是《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的创始人。翁的研究成果于1958年分两卷出版，分别为：《拉姆斯、方法和对话的蜕变：从话语艺术到推理艺术》（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1958a），以及《拉姆斯与塔郎图书目录》（Ramus and Talon Inventory，1958b）。翁总结道，印刷机导致知识概念化方式的转变，即：从植根于对话、辩论和驳斥，到以印刷媒介为工具、以对事实的视觉显示为基础的这一概念化方式上的转变，他的这一结论是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汉》（Gutenberg Galaxy，1962）一书中持续讨论的主题。无疑，翁也促进了麦克卢汉对感官知觉的托马斯主义式强调，以及对视觉世界、口述世界、听觉世界与文字之间差别的托马斯主义式强调。

第三位关键性人物是人类学家艾德蒙·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彭特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之后他于1948年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并与麦克卢汉成为同事和合作者，直到他离开多伦多大学到圣费尔南多谷州立学院（后来成为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供职。后来，当麦克卢汉于1967—1968学年同卡彭特一起来到福特汉姆大学时，他们再次相聚，并再一次合作。在此，麦克卢汉获得了福特汉姆大学人文科学的艾伯特·史怀哲教授职位（the Albert Schweitzer Chair）。卡彭特提出人类学家之更宽泛的文化概念（同时，他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研究也怀有一份共享的热情），而且还强调了与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21）、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956），以及多萝西·李（Dorothy Lee，1959）有关的语言相对论观念，此观念认为：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固有偏向、形而上学和世界观，而且我们所说的语言会影响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和设想，以及我们对现实的建构。卡彭特的同事，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1959），通过论证所有文化都是一种语言或传播系统，从而支持语言相对论的更宽泛视域；卡彭特同样坚持，每一种媒介都代表着属于自己的一种语言，同时每一种语言都是在自己权限之内的一种媒介（霍尔还把技术描写为延伸，虽然第一个这样写的人不是他，但是他对麦克卢汉对此概念的接受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一起在多伦多的岁月里，麦克卢汉和卡彭特合作举行论文化以及传播的跨学科研讨会，并且合编期刊《探索》（Explorations，1954—1959）杂志，同时还从该期刊中精选了一批文章编辑出版成一部论文集，即《传播中的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1960）。

麦克卢汉的主要思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他编辑《探索》杂志期间，并在由美国国家教育广播协会和美国教育部提供资金支持的《理解新媒介专题研究课题》（Project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中得到充分的展示，整个研究持续的时间从1959年到 1960年，并在1960年出版了作为美国政府文件而被存档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为麦克卢汉两部主要著作打下了基础，一部是《古登堡星汉》，出版于1962年，通常被认为是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另一部是《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出版于1964年，通常被认为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麦克卢汉也是凭借《理解媒介》这部著作，迅速达到荣誉的顶峰（即便这具有一些来源于公共关系帮助的影响，但是专业人士也信服他观点的重要性），并且他从此以“媒介大巫”（Media Guru）、“加拿大知识分子的彗星”（Canada’s Intellectual Comet）、“电子时代的圣人”（Oracle of the Electronic Age）等称号而闻名。其中最后一个称号是特别重要的，这不仅因为麦克卢汉对警句似的短语和表述的偏好，如：“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和“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还有他对媒介环境的准确解读，这一切使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先知——但他自己却坚持认为并解释道：先知仅仅是能够看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其他人，在极大程度上，则沉浸于过去，同时通过凝视后视镜窥视未来之事情（McLuhan & Fiore，1967）。继编辑《探索》杂志之后，电子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之观点，渐渐地占据了麦克卢汉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

由于这一原因，电灯作为一种纯粹的中间物，一种没有内容的中间物，对麦克卢汉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还指出，电报是第一种形式的电子传播工具，因为电报给我们提供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不仅导致了与毕加索有关联的艺术革命（McLuhan，1964），同时还导致了与爱因斯坦有关联的科学革命。虽然第一次指出电报史无前例之能力的是伊尼斯（1951，1972），但是，麦克卢汉对电的作用之更加宽泛的论证，可以追溯到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第四位关键性学者，不过这位学者的影响通常未得到公开承认，他就是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芒福德对城市的研究在《理解媒介》中得到了探讨，而且他对技术的看法在《机器新娘》中也出现了，麦克卢汉明显受到了他的启发。芒福德把电识别为一种技术，他的这一识别促使他在1934年的研究课题《技术与文明》中定义了一个新时代，对这一点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97）已经进行了极其详细的探讨。

电子时代的革命性特征是麦克卢汉畅销的实验性书籍《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McLuhan & Fiore，1967）的中心议题，也是他的其他一些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McLuhan & Fiore，1968）、《穿越消失点》（Through the Vanishing Point，McLuhan & Parker，1968）、《逆风》（Counterblast，McLuhan & Parker，1969）、 《文化是我们的产业》（Culture is Our Business，McLuhan，1970）、 《从陈词到原型》（From Cliché to Archetype，McLuhan & Watson，1970）以及 《把握今天：退出游戏的行政主管》（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McLuhan & Nevitt，1972）等。同时，他理解新媒介的专题研究成了他第二本中等学校教科书《作为课堂的城市》（City as Classroom，McLuhan，Hutchon & McLuhan，1977）的基础。另外，在麦克卢汉1980年去世之前，他已经开始着手编写《理解媒介》一书的修订版，这也成为他全新的研究课题，最终由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完成，并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书名为：《媒介定律》（Laws of Media，McLuhan & McLuhan，1988）；另一部与布鲁斯·鲍尔斯（Bruce Powers）合作的类似课题研究，也是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书名为：《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McLuhan & Powers，1989）。大体上，这两本书论述的都是麦克卢汉的四个“媒介定律”（也可称其为四法则[tetrad]），也可以说是编撰他的理解媒介研究并实施其方法的一种尝试，他先前曾经把这种尝试叙述为一连串的探索，况且媒介定律是基于形式上的因果关系概念，这一点也是在他去世后于2011年出版的《媒介和形式的原因》（Media and Formal Cause，McLuhan & McLuhan）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

虽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相当高的人气和荣誉，但是这也使他成为种种攻击的靶子，这些攻击远远地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知识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一股蓄意压制他作品的势力一起滋生起来了，这不完全是一场阴谋，而是来源于种种方向之敌对元素的聚集。其中一些必然涉及他的研究主题——曾经有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专业学者仍然认为电视不是一种值得学者或教育上注意的适当客体时，麦克卢汉却已在认真地研究它。一些是方法原因——麦克卢汉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应用于文学之外的一些方面，这种方法现在司空见惯，但是在20世纪60 年代却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因为那是一段科学和科学方法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近似于一种垄断的时期；另外，麦克卢汉的研究全部都是跨学科的，这一点虽然在今天屡见不鲜，可是在他那个时代，也仍然是令人皱眉的。之所以如此，一些是起因于他的研究风格，他的研究风格有时以诗歌、警句为特点，有时从表面上看似乎又以玄妙深奥为特性，或许时常又具有讽刺性。这一风格使阅读麦克卢汉的东西具有挑战性，因此大量消耗了读者的耐性，但是，如果不习惯于他这样的散文风格，就不能抓住麦克卢汉研究所展示出的思想。另一些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麦克卢汉是保守的，虽然他并没有公开表示他的看法，或者一直坚持拒绝提供判断并且坚持说他没有观点，还有一些人指责他没能批评权力结构，反而支持反对战争运动，以及从事意识形态分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他人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反主流文化，他被像蒂莫西· 利里（Timothy Leary）之类的LSD—狂热者奉为名人。还有一些是宗教原因，麦克卢汉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皈依者（虽然他并没有公开他的宗教倾向）。其他还有一些是个人原因，因为只要不是侮辱性的指责，麦克卢汉都能表现出直率、具有挑战性和不屑一顾的性格。最后一点原因，无疑是对他成功的嫉妒。

对很多人来说，理解麦克卢汉就是他们学术发现中的一种训练，还包含一个开心的时刻，而后你就感觉你理解了，你开始感觉你与许多仍然不理解的其他人属于不同的类型。或许，媒介的转换有时候更容易理解一些，如：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电视作为一种主流媒体刚刚出现；还有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互联网在普及和能量方面都处于发展阶段，也就是在20世纪90 年代这段时间，渐渐出名的麦克卢汉式文艺复兴开始，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连线》杂志，因为《连线》杂志在他们的刊头位置把麦克卢汉列为他们的守护神。虽然麦克卢汉式文艺复兴并不局限于互联网学者和专家、数字媒介专家，以及具有高水平在线活动或网上可见度高的个人，但是，在麦克卢汉与新媒介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专门连接，对这一点，我的同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的《数字麦克卢汉》（Digital McLuhan， Paul，1999）一书中进行了确认和探寻。另外，在更近的2010年，麦克卢汉的朋友和合作人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在他《理解新媒介》（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一书中，也进行了确认和探寻。

我的目的不是要列举麦克卢汉思想预示新媒介环境的种种方法，况且，这种新媒介环境现在已经与诸如网络空间、超媒体、计算机中介传播、虚拟性和数字化之类的术语联系在一起，我的目的是要回到麦克卢汉理解20世纪中期媒介环境的原点，回到芒福德（Mumford）的洞察，即：电是界定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技术。在这一点上，我还应该解释由麦克卢汉和芒福德，以及诸如伊尼斯、翁、卡彭特、萨丕尔、沃尔夫、李、霍尔、凯瑞等学者分享的视角和知识传统，因为这种视角和知识传统已经渐渐地被指称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于1968年正式把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领域进行介绍，并把其界定为作为环境的媒介研究，而且在1970年他还使这一研究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参见：Postman，1970；Postman & Weingartner，1971）。我认为把麦克卢汉的研究置于媒介生态学的语境之中，而且与其他媒介生态学学者的研究联系起来，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容易理解，本篇文章反映的就是一种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参见：Strate，2006，2008，2011；Strate & Wachtel，2005；也参见：Lum，2006）。

无论怎样，在我们继续进行探讨之前，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媒介生态学，我在此还应该再说几句。堪称新媒介的这一范畴的创立自然引出了什么使新媒介可谓新，也就是说，在哪种意义上新媒介几十年之后仍然保持新？另外，使新媒介相比之下显出其新所在的原有媒介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常见的答案可能会是旧媒介就是大众媒介。甚至，在互联网成为一种流行媒介之前，很多人就注意到，从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中期，起支配作用的大众媒介就一直在退让。在一定程度上，退让给更加专业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形式，其特点是受众分得越来越细，并进行小范围播送。的确，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大众（mass）这一词语有关，如：大众生产、大众消费、大众传播、大众交通运输、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人（mass man）（此处用了一个陈旧的男性至上主义的术语），这些现象都是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对20世纪关注最多的焦点，然而，到了世纪交替的时候，这些现象的意义就渐渐被认为越来越小，然而，是麦克卢汉通常不被承认的影响造成了一种转换——一种从强调大众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传播媒介，亦称大众媒介的研究，到强调媒介研究的一种转换。那么，新媒介之所谓新，是因为它们再也不是大众媒介，但是它们也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媒介，如电话、书面信笺或便条。从古至今，曾经有两种主要的传播模式，其一是一个对众多的修辞和雄辩（以及讲道）模式，这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智者学派有关，同时与当今时代的大众传媒也有关系；其二是一对一的对话、逻辑论证、辩论和驳斥模式，这与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同时与电报和更近的电话之点对点的传递也有关系。不管怎样，新媒介引入的是前所未有的多个对多个之传播模式的发展潜能。这牵涉到互动性与积极参与之间的合并，此种积极参与在大众传播模式中是缺失的，大众传播模式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古腾堡印刷机。由于这一缘故，新媒介有时又被指称为参与性媒介（participatory media）。

在思考新媒介意味着什么的过程中，首先回忆一下麦克卢汉于1960年出版的《理解新媒介课题的报告》（Report on Project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是有益的，因为其中使用了新媒介这一短语。当然，50年前新媒介的构成与今天新媒介对我们来说所包含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麦克卢汉回顾了起源于19世纪的传播革命。这份报告揭示了把新旧媒介分离的媒介革命，这场革命使媒介移离了植根于机械和工业的技术，同时也使其脱离了起源于书写和利用印刷完全成形的传播模式。这是一种向基于电的新兴技术和新型传播模式的转移。今天，许多学者和评论员认为，更近一些，这一转折点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数字技术和互动式媒介的到来而出现的，而且这一切也确确实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些是二次开发，而且，新媒介环境的特点通常来自于一般意义上的电、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之特点。为了支持这种看法，我提出如下的类目，有关电和电子技术的12种特征，这已经被认定为新媒介的主要特点。

 

1.有机性（organic）

通过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试验，电与生命力之间的关联已经得到凸显，他的这一试验转而又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提供了素材。虽然，伽伐尼的理论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芒福德（1934）在电功率中看到了颠覆旧技术之机械意识形态的潜能。在工业革命期间，旧技术通过蒸汽动力的使用获得了其最具危害性的表现形式，并且在这种颠覆旧技术之机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恢复和重新得到一种更加自然、更加有机的意识形态，从而取代旧技术。此外，我们的神经细胞传输电气化学信号这一事实引导麦克卢汉提出建议：由于所有的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所以电子媒介是神经系统的延伸（这将使电脑成为人脑的延伸，的确，当第一批数字计算机于20世纪40年代得以开发问世时，人们通常称其为电脑[electric brains]）。

其次，麦克卢汉有助于激发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对于创造有关“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想象力，“赛博空间”这一词语是吉布森基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新词“控制论”（cybernetics）（参见 Wiener， 1950； 另参见 Strate，1999；Strate，Jacobson & Gibson， 1996， 2003）杜撰出来的；在吉布森之后不久出版的剧本中，对于个人而言，经由神经细胞与计算机技术之间的直接交界面（interface），把电源插头插入插座进入计算机网络系统已经成为非常普及的事情，这又是一个由于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缘故而变得相当普遍的概念。多年来，沿着相似的线索，科幻小说体裁一直有塑造半机械人（cyborg）（cyborg是受控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略形式，也可以用来指称生物机械学[bionics]）的想法，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初引介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们是出于非常严肃的考虑，因为当时他们考虑到人类能力的技术提高和把反馈电路用来改进残疾人所使用的修复学；虽然麦克卢汉（1964）在他的研究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术语，但是，他探讨媒介时却把其视为对人身肢体的延伸（和截肢），这明显表示的是生物学和技术之完全相同的合并。为了实现在神经系统与电子之间建立一个直接交界面的目标，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更加宽泛地说，在诸如不规则碎片几何体、网络型组织、人造生命和群体搜索（crowd sourcing）等现象中，新媒介的有机特性也是随处可见的。

 

2.无线性（nonlinear）

为了能运行起来，电要求电路的完整化，在这层意义上，就要引进一个确实循环的无线元素进入媒介环境，但是，这一媒介环境过去一直受书写、字母、印刷、机械技术和达到顶点的自动生产线的线性控制。麦克卢汉（1962， 1964）强调声学空间与非线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声音从一个声源中心向所有方向辐射，而且听的感觉使我们觉得我们就在世界的中心，声音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传来，他还解释道：无线传输遵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正如通常的电磁场一样。声学空间具有一种声音的有机特点，正如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样，然而视觉空间，尤其是用与文字文化有关系的习惯性立场进行界定，又会使我们位于这个世界之外，疏远我们的环境，我们是外星人看世界，是窥淫者和偷窥狂，我们就像某种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而不是我们自己，这一点与芒福德（1934）的机械意识形态观念是一致的。无线性的这种有机特征使我们脱离了电的回路，从而走向构成控制论基础的反馈环路，维纳（1950）把这一点视为连接生命、智能和技术的共同基础，代表计算与新媒介的互动性基础。依次，控制论又导致了系统理论和生态学的有机视角，导致了混乱，导致了复杂（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得出这样的理论），同时还导致了无线性，我们把无线性与节点和链接的网络联系在一起。

 

3.两极性（polar）

电路系统本质上是两极的，因此，电的连接运行于正极与负极之间，同极对立是磁场独有的特征。此外，电子技术自然是在开与关之孪生状态的基础之上运行的。麦克卢汉（1964）如是解释：电的时代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电报的引进，虽然技术是相似的，但是所开发的通过有线进行传播的信号系统，反映的也是电的两极性质，呈现的是莫尔斯电报电码的点和横杠之形式。虽然，莫尔斯电码已经被废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但是它却更加普遍地预示了信息理论、计算、数字媒介以及技术的二进制代码。

 

4.流动性（fluid）

电力研究的先驱者们也认为电是一种流体，一种可以装进瓶子里的流体，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做的一样（研制电灯泡的第一步，这一步又是真空管的基础，而后又引出了晶体管和硅片）。虽然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但是至今我们仍然说电流（current）、流量（flow）以及电磁波（waves），于是我们在浏览有线电视提供的很多频道时，我们也说频道预览冲浪（surfing），以及网上冲浪。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汉》（1962）一书中抢先使用了这一比喻，在该书中他写道：“彼得·拉姆斯（Peter Ramu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两位教育冲浪者（surfers），或者说是两个对立时期的冲浪者（wave-rider），即古登堡与马可尼或电传时期的冲浪者。” （第144页）后来他又写道：“海德格尔沿着电子波乘着冲浪板冲浪，他的冲浪与笛卡尔乘着机械波航行一样成功。”此后他接着论述道：“天真地沉浸（immersion）于我们这个电子环境的形而上学有机体论之中，可以很容易地导致对海德格尔卓越语言学的热衷。”（第248页）在此，请注意沉浸（immersion）一词的使用，它是另一个液体比喻，这一比喻也已经使用于对应用数字技术的体验。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2006）在提及个人在处理混乱和复杂性的方法时，也使用了与滑板运动有关联的这一比喻。此外，最近对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引用以及云（the cloud）作为对互联网和远程数据库的比喻，展示了流体比喻的另一个例子。

 

5.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

把电理解为一种流体比理解为固体更好，当然它二者都不是，准确地说它就是一种能量。在物理学中，首先认为宇宙从根本上是由物质构成的，转而我们的现代理解又回到宇宙从根本上是由能量构成的上来，电子技术的发展与物理学中的这一转变是一致的；这后一种理解是用热力学定律和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式E=MC2来表示的。这一转移实际上是理论上的非物质化，是继实践中电报的非物质化之后的又一次非物质化，因为电报把用墨水和纸张写成的书面文字转化成了电脉冲；麦克卢汉（1962，1964）把电报表征为对时间与空间的根除，在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对麦克卢汉的详细阐述中，梅罗维茨将其表征为《地域感的失落》（No Sense of Place）。虽然，电报、电话和广播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次非物质化体验，但是新媒介的引入，带来了诸如无纸传输、信息社会和虚拟现实之概念，而且给我们提供了金钱的非物质化，例如：电子汇款、电子商务、电子业务等；图书的非物质化，例如：电子图书、在线期刊等；唱片、录音带和磁盘等的非物质化，例如：mp3、mp4，以及音频和电影档案的其他版式，等等；就更不用说虚拟教室和虚拟办公室了。麦克卢汉还谈到脱壳之人（discarnate man）（McLuhan & Powers，1989），预示了在线化身之概念，而且他还把身体鄙夷为仅仅是与虚构中和现实中网络朋客有关联的肉体（meat）。

 

6.信息（information）

提高电子技术的功能是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发展信息理论背后的动机（Shannon，Weaver，1949），而且他把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关联的信息界定为熵的对立面，以及能量的有机化形式。信息测量的基本单位是“比特”（bit），它是二进制数字（binary digit）的缩略，二进制数字基于二进制数学运算，因此，不管“比特”被编码为0或1、是或不是、正或负，以及开或关，它本质上都是数字的、两极的。比特成为计算机编码的基础，而且与非物质化也有关联，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1995）把这场数字革命表征为从原子向比特的转移一样。更宽泛地来说，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经济也被指称为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因此，麦克卢汉，同时还有伊尼斯、芒福德、维纳以及其他人，已经被列入“信息化的先知”（postindustrial prophet）（Kuhns， 1971）。

 

7.速度（speed）

从物质到能量的转移允许社会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这也是麦克卢汉（1964）研究的基础主题之一。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学家保罗·维瑞利奥（Paul Virilio，1986， 1991）就把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建立在麦克卢汉的这一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除了速度之外，非物质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瞬间连接，这也是广播和新媒介二者的共同特点。速度从心理上和文化上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正如爱因斯坦所解释的，这在物理学上也将是一样的。

 

8.反馈（feedback）

由于电本质上是非直线性的，因此瞬间连接没必要是单向的。相反，电允许反馈环路，这也是维纳（1950）控制论——科学控制——的关键。正如伊尼斯 （1951，1972）和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也清楚解释的那样，信息的传输是实施远距离遥控的关键，但是获取反馈，从而修改已发出的指令，是实施从远处进行一种更加精确、更加彻底，并且更加有效之控制的关键。当麦克卢汉（1964）探讨所涉及的电子媒介的性质时，他已经考虑到了反馈环路，但是就广播而言，与新媒介相比，这方面不太明显。而且，反馈是计算机技术互动性的基础，不过反馈也可以连接到电报和电话（电子传播的第一种形式）的双向式传递上。

 

9.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路易斯·芒福德（1934）注意到，电力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其去中心化趋势，麦克卢汉转而论证电子媒介对中心—边缘之区别的消解，伊尼斯（1951，1972）对此也已经做过探讨。在使用电力之前，有工作需要做时，此工作就必须在能量能提供力的地方做。例如：你要磨麦子，你就必须把麦子拿到磨坊，一个中心位置，这里有一台大机器，这台机器由风或水，或动物，或人力驱动。然而，由于导致工业革命之蒸汽机的加入，促使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工厂成了完成工作的中心场所，从这里，大批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分发出去。这自然导致了等级体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心控制边缘。不过，虽然电气化有时用来指称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它也代表对中心化的极大逆转，因为能量能从中心分散到边缘，允许工作在外部场所完成，由此，又减少了中心位置的分量。麦克卢汉清楚地解释道：这一点对传播技术特别重要。然而，印刷机的产品是在一个集中位置生产出来的，而且依赖于运输才能进行传播，但是，如果把电子信号传到远程位置，接收器在此远程位置就可以复制内容。这具有极大的民主化潜力，因为这样能够提高全体居民的信息获取量。就媒介化之讯息的获取和制作而言，去中心化已经成为新媒介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个人电脑用于台式印刷系统的初期阶段，到最近一波的Web 2.0时代和诸如博客、播客和视频上传的社交网络形式，均可以说明这一点。

 

10.网络化（networked）

电子媒介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民主化，因为，电路除了能进行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传播之外，还允许互动性，因此它不但允许单向传播（如出版、广播），而且还能顾及多对多的传播。与此同时，电路还可以进行双向沟通（如邮件、信息传送、聊天）。虽然，印刷也允许以官僚机构的形式为垂直组织加上一个横向维度，但是电子的多对多传播在形成分散型网络（互联网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的过程中，能够潜在地彻底废除各等级之间的差别。然而，尽管当时一些电报员意识到了这种网络化传播的潜能，并构成了英国作家汤姆· 斯丹迪奇（Tom Standage，1998）所说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但是，其最初却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过，在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无线电报机之后，直到那些参与多对多传播稀有实例的业余爱好者被迫进入电磁区域（electromagnetic ghettoes），即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专门使用的频谱窄带，这种潜能也就变得足够清楚了。如上所述，麦克卢汉（1962）挑选马可尼作为电子时代的象征，就像古登堡是印刷时代的象征一样，因为麦克卢汉和马可尼都意识到电子通信可以用于除广播之外的更多方面。广播和电视在其一对多取向方面与印刷媒介的大众生产是如此近乎一致的相似，以至于它们可以很容易地集合在大众传播和大众媒介的标题之下。但是，麦克卢汉明白印刷和电子媒介在性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当被用于大众传播时，广播仍然是多方向的，因为广播可以向所有方向同时发射，这与书写和印刷的线性，即一次干一件事的定位形成对照。然而，直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络化传播，以及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广播电视网之网络的出现，电子媒介的真正潜能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当麦克卢汉（1964）讨论电视时，他实际上是在更广泛地思考电子媒介，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分析似乎悍然不顾关于电视之世俗认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大量涉及互联网的原因。

 

11.参与性（participatory）

麦克卢汉（1962，1964）强调电子技术中所固有的连接和参与性之感觉，回想起20世纪60 年代，当时很多人感觉很难理解麦克卢汉到底在谈论什么。他把电视叫作参与率很高的一种冷媒介，很多人不理解这怎么可以适用于看电视的被动性，不知道电视是在通往可参与性媒介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麦克卢汉说电视是一种有触觉的媒介，这一评论甚至使很多他最狂热的追随者也目瞪口呆。但是，电脑先驱者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和艾伦·凯伊（Alan Kay）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非常重视麦克卢汉的观点，当时他们还在施乐公司（Xerox）的帕罗奥图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工作。他们开发了图形用户界面，简称GUI，他们以鼠标的形式增加了麦克卢汉论述的有触觉成分。在20世纪的后25年，这对人运算（personal computing）就像遥控之触觉元素对看电视一样重要。更近一些，我们就看到了游戏系统控制器中触觉界面的进一步开发，尤其是在任天堂Wii游戏机（Nintendo Wii）、索尼的体感控制器（Playstation Move）以及微软的体感游戏机（the Xbox Kinect）中。有趣的是，数字（digital）这一词语，其词根含义指的是手指，但是麦克卢汉（1964）辩称，数字作为一种媒介是触觉的延伸。

 

12.沉浸感（immersive）

回到沉浸这一流动性比喻，我们发现，谈话无论涉及的是分布于整个物质环境中的虚拟现实还是普适计算，目标都是一种沉浸式体验（Bolter，Gromala，2003）；甚至像程序设计和文字处理这样的基本功能，也常常被称为程序设计环境和文字处理环境。近来对屏幕和对屏幕研究的学术兴趣，就是麦克卢汉指称为后视镜思考的一个例证（McLuhan，Fiore, 1967），这种思考是聚焦于过去，而不是现在，因为屏幕就是一种用于视觉化的框架残余，它具有像泥版和纸莎草页面一样的书写表面，而且，在舞台口上面的拱形横面以及绘画画框上的文字文化创新中，也可以看到此种情况。在新媒介环境中，框架破碎了，有时导致我们周围到处是支离破碎的众多屏幕，有时导致完全沉浸式环境，麦克卢汉把此与声学空间相联系，后来这种沉浸式环境被叫作网络空间、虚拟现实和思科网真，同时也被称为扩增的现实和普适计算。在此，我们也可以再一次在广播的多方位音响特性以及电报和电话的有线网络中看到先例，而且在看电视的沉浸式体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试例，麦克卢汉（1964）把此描述为内爆，与印刷媒介的爆炸性特性形成对照。再说，虽然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看，每一种媒介，无论它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均起着一种人类环境的作用，电子媒介已经把媒介作为环境的概念提高到一种全新的意识和功能的层面。

有机性、无线性、两极性、流动性、非物质化、信息、速度、反馈、去中心化、网络化、参与性和沉浸感这12种特性，为我们共同展示了电子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就麦克卢汉所有与新媒介有关联的思想而言，这并非是一个详尽的审视，但是这一概述却能够帮助我们解释麦克卢汉的研究实力，以及鉴于技术作为新媒介的近期发展情况，也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电和电子媒介的认识如何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先知。同时，这也证明了媒介生态学研究对理解新媒介和不那么新的媒介，以及对理解电子媒介环境的持续演化和理解我们的技术发展中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还有对伴随而来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后果等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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