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恩师与伙伴
股票市场中好像有一个“市场先生”，他的情绪很容易狂躁不安，有时会过度乐观，有时又会过度悲观。“有时他的热情或恐惧会一下子云飞雾散，推荐的东西好像有些愚蠢。”他还告诫一定不要因为市场的表面波动就盲目行动，一定要摒除杂念，把精力放到企业的内在价值等基本因素上。投资者要坚持价值投资的策略，等待投资最佳时机的出现。
一、本杰明·格雷厄姆
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上大学时，开始系统地阅读大量经济学著作，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当读到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聪明的投资人》时，他完全被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所折服，并在日后的投资生涯中，继承和发扬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可以说，这本有关证券投资的著作如同一把钥匙，为巴菲特开启了投资世界的大门。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原先摸索出的那些方法，成为格雷厄姆价值投资学说的追随者。以至于巴菲特从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后，就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系统地学习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他也成了格雷厄姆在投资课上唯一给了“A+”的最优秀的学生。格雷厄姆为巴菲特厘清了“投资”与“投机”的区别，并认为“真正的投资是在保证投资资本安全的前提下，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报酬”。
1.低风险投资主义者
本杰明·格雷厄姆原名叫做本杰明·格罗斯伯姆，1894年出生在伦敦。他刚满1岁时，全家搬到了纽约，他的父亲在那里开办了一家进口中国陶瓷的公司。格雷厄姆9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了3个还未成年的男孩。不久之后在他叔叔的失败经营下，家里原来兴旺的陶器进口生意迅速破产了。这种灾难使一家人只能绝望地挣扎在生活的最低线。母亲曾经尝试通过商业投机赚钱，但最后失败了。之后他的母亲在1907年以保证金的方式买入了一些美国钢铁的股票，还向她的经纪人借了其中一些资金，然而却都打了水漂，这一年格雷厄姆只有13岁。这件事使格雷厄姆深深感受到股市的危险。1914年他在华尔街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他的老板纽伯格也曾告诫他说：“年轻人，一旦做投机买卖，就一定会输钱，请永远记住这一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格雷厄姆一直把这句忠告谨记在心。
早在刚进入华尔街时，年轻的格雷厄姆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价值投资理论的观点。他觉得任何投资都带有一些投机的因素，投资分析的目的就在于降低风险程度，因此必须寻找最安全的股票。受到童年家族生意败落和母亲投资失败的影响，格雷厄姆主张在投资过程中坚持最大程度的安全性。
后来格雷厄姆有一段时间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授课，在讲到证券分析课的同时他经常倡导同学们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自己则向他们宣扬一种叫价值投资法的投资方式，也就是指投资者相对于每股收益或票面价值的低价买入股票，同时也考虑其他标准。由于是低价购进，价值投资者买入股票的红利通常会比平均水平高一些，从而价值投资者的综合收益比也就比较高。格雷厄姆还多次告诫他的学生在公司的财务报告中，要格外关注账目中含糊不清的地方。
格雷厄姆在以后的投资中也把选择方向集中在那些曾经有着可靠业绩的小型公司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对公众没有吸引力”的股票。虽然在熊市的时候这些廉价的股票带来的收益很少，不过其长期的战绩却格外骄人。本杰明·格雷厄姆自己很少有冒进的时候，只有当他发现会有50%的利润时才会谨慎地卖出。
格雷厄姆非常关注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且还能够洞察到市场中的情绪波动。这种有些灵异的观点在几十年后才被心理学家给予证实：不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投资者都会有应激反应。格雷厄姆形容，股票市场中好像有一个“市场先生”，他的情绪很容易狂躁不安，有时会过度乐观，有时又会过度悲观。“有时他的热情或恐惧会一下子云飞雾散，推荐的东西好像有些愚蠢。”他还告诫一定不要因为市场的表面波动就盲目行动，一定要摒除杂念，把精力放到企业的内在价值等基本因素上。投资者要坚持价值投资的策略，等待投资最佳时机的出现。“从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台投票机，但从长期来看，它是一台称重机。”
研究和分析公司的年度报告被格雷厄姆看做是寻找财富的捷径。例如，1926年对于北方管道公司年报的研究使得格雷厄姆有了重大发现，此时该公司握有每股约值95美元的国债。格雷厄姆觉得，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原因支持该公司继续持有这些国债。因为竞争加剧和收益减少，所有人都不看好北方管道公司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下跌到65美元，只有6美元的分红。格雷厄姆决定买入这只股票。后来他曾在会见该公司管理者时表示北方管道公司购买国债支配的资金是属于股东的，并且公司也不需要高买国债。最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方管道公司卖掉了国债，然后分给股东们70美元的红利，格雷厄姆后来卖掉了这只股票，大赚了一笔。
虽然格雷厄姆一直从事股票投资，不过他对金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位学者，他一生中最大的追求莫过于智力上的回报——算计那些数字并看着它们得到证明。那些投资精要获益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还有他自己在华尔街打拼的经验，他把自己的经验凝聚成了两本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书——《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和《聪明的投资人》（Intelligent Investors）。他后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商学院从事教学长达15年。闲暇时他还改进了计算尺，翻译了自己喜欢的一本西班牙语小说。最重要的是他在不断再版的书籍中，继续完善价值投资策略。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金融分析的专业规则和提高证券分析的专业水平，这些使得专业的金融分析师成了一个全新的职业。
格雷厄姆遵循的主要投资原则有以下几点：
一是格雷厄姆建议投资者从商业的角度看待问题，把买股票当成买公司一样。他强调研究公司财务报告和合理调整投资的重要性。由于投资者从商业的角度考虑投资，投资者在观察股市时，可能很容易忘记一只股票代表的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凭证，而不单单是日常价格变动的证明。
二是建议投资者一定要购买那些具有很好安全边际的股票，他的投资理念的关键之处在于避免投资损失。损失可以有大有小，假如一个投资者买了1万美元的股票，随后股票的市值跌到5000美元，损失率就达到50%，这就需要100%的增长才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格雷厄姆采用安全边际——一个简单并且有效的投资概念来避免可能的损失。安全边际表现了投资者所要买的股票价格低于估价的程度。例如，如果一只股票值为20美元，当你在14美元时买进，它的安全边际为30%。这样安全边际越高，那么防止股价下滑的能力也就越强，这只股票也就越能令你放心。
三是格雷厄姆建议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分散投资风险。“安全边际概念与多样化原则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一个与另一个互为关联。”即使一只股票具有投资者关注的良好安全边际，但是单单投资一只股票或许也会让业绩很差，因为安全边际只能够保证获利的机会比损失的机会多，却并不能保证损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买入股票指数不断增加，利润总和超过损失总和的投资结果将会是必然的。因而，保守的投资者通常应该采用广泛的投资组合，把他的投资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几家公司中，也可以包括投资国债。
四是格雷厄姆对于个股投资者的建议，那就是利用平均成本法进行有规律的投资，投资固定数额的现金，并保持有规律的投资间隔，也就是平均成本法。这样的话，当价格较低时，投资者就能够买进较多的股票和基金；而当价格较高时，就能够少买一些。短暂的价格下跌也会提供获利空间，最后卖掉股票时获利就会高于平均成本；这其中也包含定期的分红再投资。
格雷厄姆号称“华尔街教父”，他建立的金融分析思想学说体系在投资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每一代投资者都能够从他身上汲取营养。在格雷厄姆时代，机构投资者还不像现在这样强大，很多投资人都是直接投资股票。
格雷厄姆认为只有最大限度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投资利润才能获得真正的“高利润”；在低风险的策略下获得高利润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高风险与高利润不是直接相关的，投资者带着获得高收益的目标，投资高风险品种，但是收获的有可能只是风险本身。按照他的思路来分析基金投资，就是要在市场运行的几个阶段做好不同的资产分配，例如，当股票市场回暖的阶段，加大投资股票基金往往能够在风险匹配的情况下获取更高的收益。但如果股票价值远远高于其内在价值的时候，股票型投资基金的风险就已经过大，假如这个时候投资人依然排队买股票基金，很可能就会放大自己的风险，最后不一定能获得较高收益。所以，股票市场过热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减少股票基金在个人资产中的比例，转换成债券基金或者货币市场基金，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价值投资的具体表现——“不买太贵的投资产品”。
2.名师出高徒
格雷厄姆的那些观点对巴菲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菲特的书房里图书堆积如山，但是有三本书被他奉为至宝，这三本书每一本都写于50多年前。其中的两本，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的第一版，以及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1949），第三本则是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
1950～1951年，巴菲特师从格雷厄姆。后来他在回忆时说道：
“无论从现实或功利角度来讲，那时我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成为我日后所有的投资和商业决策所依赖的基础。在遇到本之前我就迷上了股市。我在11岁购买第一只股票之前，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攒够了买股票所需的115美元。那之前我阅读了奥马哈公共图书馆里每一本有关股票市场的书。那些书都很有趣，其中一些还特别引人入胜，但却没有一本真正有用。然而，当我遇见了本之后，我的‘智力取经’之路就算到达了目的地。而带给我指导的，首先是他的著作，其次是他的为人。他制定的投资路线图我已经遵循了57年，我没有理由去寻找另外的路线了。
本给我的，除了思想和理念之外，还有友谊、鼓励和信任。他对我完全不求回报——对一个年轻的学子，他只是想不断地给予帮助和提携。最后，我要表达对这位师长的感激之情。他来到这世上，注定会有辉煌的成就：他是如此的慷慨而友善。”
可以说格雷厄姆不仅是巴菲特的导师，更是巴菲特的领路人，是他把巴菲特引入了一座令人向往而又望而却步的城堡——股市。格雷厄姆教会了巴菲特该如何选择股票的系统方法，而在掌握这样的方法之前，对巴菲特而言，股票与赌博其实并无二致。
巴菲特打从第一次在黑板上抄写股票价格的时候，就被股票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尝试对股票进行投资并且研究股市，咨询专家，希望能够有所顿悟。他希望能够明白趋势图中蕴涵的某些神秘联系，想要找到能让他成为富翁的秘诀。然而，他始终也没能够走得更远，就如同当年他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趴在赛马场地面上捡拾别人丢弃的票根一样。那时的巴菲特买股票就像捡票根一样，只是知道有些股票能赚到钱，有些则赚不到钱。
这时候格雷厄姆向他打开了一扇大门，格雷厄姆的授课方式也很对巴菲特的胃口，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方法去寻找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而且他的教学方法也正是巴菲特所期望的。得到了格雷厄姆言传身授的各种手段之后，巴菲特从此不再迷信权威，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了。有了格雷厄姆这样一个偶像，巴菲特决心活出自我，也去股市施展拳脚，这种自我也就是他父亲说过的爱默生式的“大隐于世”的独立性格。
格雷厄姆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曾经给人讲授过金融方面的课程。他那些关于华尔街投资的讲课方式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偏爱。他希望在那些毫无规律的投资中总结出方法，并用类似欧几里得式的数学公式来衡量股市的投资策略。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投机气氛极其浓郁的股市来说，格雷厄姆的方法显得过于另类。他往往喜欢投资那些股价被严重低估，以至于基本不存在投资风险的价值低洼股。尽管格雷厄姆已经十分谨慎，但是当大萧条来袭时，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股票账户依然缩水20%，不过这样的损失还是能够接受的。然而到了1930年，格雷厄姆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熊市已经过去了，又开始贷款投资股票。结果，股市再度下滑。“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观察形容，“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即使是那些最精明的投资人，或者是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也都赔得一干二净了。到了1932年，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股票账户已经严重缩水70%之多，格雷厄姆举步维艰。他的全家不得不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二层小楼，搬到附近一处简朴的公寓里。他的妻子不得不重操舞蹈老师的旧业，挣钱养家糊口。格雷厄姆也准备离开股市，不过合伙人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愿意拿出7.5万美元资金，他们的联合股票账户又存活了下来。当1934年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一书问世时，这位年过40岁的作者已经有足足5年没得到过一分钱的回报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格雷厄姆坦诚地说，投资普通股票可能是“很不可靠”的一件事。在股市最近的低迷阶段，美国1/3的企业的股票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在出售。很多专家在几年前还把华尔街说成是遍地黄金的福地，现在又改口说“持有这些普通股票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投资”。
著名的股评家杰拉尔德.M.洛布著有《投资生存大战》一书，这本书和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差不多同时上市，他认为在股市投资赢利几乎就是异想天开。假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是381.17点，到1932年下挫到只有41.22点的话，那么谁又能知道“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洛布断言：“我真的不认为有谁能搞清楚某只股票的价值到底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洛布的观点与之不同，他觉得，“投机是很有必要的……为的是预测股票未来的走势。”洛布还说，真正需要密切关注的并非企业的赢利状况，还有其他股民的心理。但是，我们又该怎样去揣摩那么多股民的心态呢？我们所能做的还是紧盯住大盘？假如股价上涨了，就应该追涨买进，要是股价下跌，就要及时抛出。仅仅只买价格低的股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一只股票上行通道刚刚打开的时候买进。但是洛布的观点没有抓住这样一种悖论——股民之间的心态是可以互相影响的，每个股民都想比别人先行一步，而格雷厄姆和多德则在他们的书中给出了更精准的阐释：股票投机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博弈，A股民试图判断B、C、D股民的投资决策，而B、C、D股民也在做同样的考量。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一书中表达了逃脱这个心理悖论的可行性。他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只是放在大盘上，更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自身成长性上。通过关注一个企业的赢利能力、资产状况、未来预期等基本要素，投资者能够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有一个准确地把握。
他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股市并不是一台能准确衡量企业价值的“公平秤”，而更像是一台“投票机”。数不清的投资者将会通过股票市场进行“投票”，有的投票可能是理性的，有一些却可能是感性的，以至于有时候这些投票结果可能会和理性价值评判相去甚远。股市投资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当股价远低于股票内在价值的时候坚决买进，而且坚信股价会有上涨的那一天。长期地持有股票，最后就能从中获利。
在大萧条期间，股市和国家经济都是非常危险的。股票价格和商业活动严重下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且具有长期影响。乐观主义者在现实情况下经常碰壁。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损失就是一种成功。投资者还能够购买在基本价值基础上有较大折扣的股票，从中获得一定的安全边际。他们之所以需要考虑安全边际，是因为这东西可以并且很可能会出差错。
即便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格雷厄姆和多德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包括他们一贯坚持的观点，即他们认为经济和市场有时必然经历痛苦的周期，而人们此时需要忍耐。他们在那些阴暗的日子里始终相信，经济和股市必将反弹：“我们在写作此书的时候，必须和一种普遍的观点不断交锋，那种观点认为金融崩溃是永久的。”
如果股市处于下行周期，市场就会不断恶化，廉价的股票更加廉价，投资者必须学会面对这一切。同时，他们还必须忍受上行周期时便宜股票稀少，投资资本不足的问题。近几年，如果以历史标准衡量，金融市场的表现可以说极为优秀，这也吸引了大量新的缺乏管理人员的资本流入。今天，很大部分此类资本——全球算起来可能总额在数万亿美元，可能都是采用价值型管理的办法进行投资的。这其中包括许多以价值为基础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共同基金，现在大约包括9000家对冲基金中的一些，还有一些最大的和最成功的大学捐赠管理部门和家庭投资机构。
必须要指出的是，价值投资者之间也存在差别。巴菲特在《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中，描述了很多成功的价值投资者，然而他们的投资组合可能没有多少是重叠的。一部分价值投资者持有的是“粉单股票”，另一部分则将重点放在高市值股票上。还有一些投资者关注全球性的股票，而另一些执著于一个单一的市场部门，例如房地产或能源。也有投资者会在电脑屏幕上反复筛选，查找廉价的公司；而另一些则会考虑“私有市场价值”，也就是行业买方为整个公司支付的价值。有些可能是活动家，积极争取企业的变化；而另一些则追求被低估然而某些变革趋势已经存在的证券——如剥离、资产出售、重大的股票回购计划，或者新的管理团队——这样就能部分或完全实现其基本价值。当然，就像在任何行业中一样，始终有一些价值投资者比其他人更优秀。
由于大萧条还远未结束，所以如果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市场有信心和把握是十分不易的，那时候许多公司的总市值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值还低。不过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感觉到华尔街的熊市也是由再自然不过的人性造成的。巨额的利润同样也可以演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大量新的理论不断产生，随后又被证明是伪科学，无止境的乐观主义被深深的绝望取代，所有一切都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使然。
股市投资的特点就在于，如果股价远远低于其价值，它就有更大的魔力吸引大家从事投机行为。在股票具有内在价值的时候就会坚决买进，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洛布的投机理论只是把股票看做一张白纸，只要有投资者愿意接单买进就行，赚多赚少其实无所谓，其目标只是把股票转给下一个股民，而后再给下一个股民。与之对应，格雷厄姆主义者把购买股票看成是购买公司的所有权凭证，它的隐含价值应当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吻合。
但是华尔街的投资者可能从不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企业售出后到底价值几何？”这也是格雷厄姆和多德针对股价估值提出的一个问题。它算不得一门精确的科学，人们在投资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精确，他们要做的只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股价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股票。比如说，我们无须问一位女性的年龄，也能够大概判断出她是否已经到了法定投票选举的年龄；同样不需要问一位男士的体重，就能够看出他是否偏胖。
投资者还可能面临这样一种窘境：假如买进一只股价被低估的股票，但是股价进一步下滑，又该怎么办？格雷厄姆和多德坦言，假如有时对股价判断不准确，那必须经过“让人很不爽的一段时间”才能修正过来。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一年里，格雷厄姆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在《聪明的投资人》一书中，他提出了投资“安全边际”。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需要在他愿意付出的股价和他估计的股票实际价值之间留出一个较大的差价。这就和开车时留有余地是一样的道理。假如这个差价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肯定是安全的。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会怎样呢？答案是：股价将会持续下跌。格雷厄姆指出，假如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投资者就不应该被表面的股市动荡所迷惑，不论行情看起来有多么糟糕。
如果投资者因为股市下滑而失去了信心，然后在股价很低的时候割肉，那就相当于把自己根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最根本的优势是什么？大部分投资者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自己有这样一个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方：
“试想你花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你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市场先生’，他是个热心肠。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认为你的股票价值几何，然后在此基础上劝你清仓或加仓。有时他对股价的估值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观点也有可能带着自己的偏好或是恐慌心理，那么有一点你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给你的建议也可能是很愚蠢的。”
现实中的投资者就是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你可能每天都关注股市行情，也可能选择忽略它，但是不管怎样，“市场先生”明天都会带给你一个新的价位。
这些说法对于巴菲特来说就像是发现了塔罗牌一样极具启示意义。他用过很多的股市投机技巧，也试图弄到一些内幕消息，还尝试过迈吉股市分析图，用了一个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紧跟市场走势”。此时他得到了这种投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苦苦猜度B、C、D股民的心理，他或许只需听从父亲的教诲，学会大隐于世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对巴菲特犹如醍醐灌顶，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偶像。
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非常崇拜格雷厄姆，他认为格雷厄姆很有个人魅力。他似乎长得与影星爱德华·罗宾逊有几分相像，他的讲课充满了幽默气氛。比如，在一堂课上，格雷厄姆让大家比较A公司与B公司两份差别很大的资产负债表，最终谜底揭晓，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它们分别来自飞机制造业处于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期罢了。
1950年的时候，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让学生们感到有趣的是，格雷厄姆讲课采用的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形式。他会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式，先设定一个问题，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然而在他自己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小伙子就会经常把手举得高高的。在巴菲特看来，格雷厄姆就像一个“英雄”，地位甚至和自己父亲一样崇高。
格雷厄姆在其他学生的心目中也是一样尊崇。尽管他大多时候比较含蓄，不过他关心自己的学生就像慈父一样。杰克·亚历山大也认为格雷厄姆“是一个理想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形容有些耐人寻味，因为这样形容他的多半是他的学生却不是他的子女。
格雷厄姆和家人的关系却很不融洽，他的花心使得他和子女的关系更加疏远。他抛弃了第一个妻子，找了一个年轻模特。所以在巴菲特遇见格雷厄姆时，他已经离过两次婚，并且和自己的前任秘书在一起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格雷厄姆的风流不羁：有天早上，一个才结婚的年轻女性来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当时的妻子埃斯黛尔在床上缠绵，格雷厄姆竟然建议她也上床来放松一下。
在他失去了9岁的小儿子之后，家里人觉得格雷厄姆愈加难以接近了。他们都认为格雷厄姆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学究，他时常戴着帽子、拄着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背诵诗歌。有一次他的儿子小本杰明只是问了他一个拉丁课上的简单问题，他却给儿子背诵了一篇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讲，看起来就像是在给很多学生上课一样。他平日里和家人朋友聊天时也很缺乏耐心，在自家的晚宴上常会早早地溜走，跑去看书。但是假如谁有幸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那真是三生有幸。华尔街到处都是“烟蒂”型的价值低估股，一个聪明的投资商人所要做的就是运用合理的工具，而后开动脑筋去把它们挖掘出来。对那些想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年轻人来说，格雷厄姆和多德所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就像一块福地，就好像在20世纪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会常去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厅，以希望在那里邂逅海明威，能够和大师近距离接触讨教。
3.青出于蓝胜于蓝
本杰明·格雷厄姆作为价值投资的创始人，已经为价值投资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然而真正把价值投资发扬光大，并且使它闻名于世的却是沃伦·巴菲特。巴菲特在保留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策略精髓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费舍尔主张的长期持有优秀成长公司股票的策略。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几乎不会考虑公司的质地，这毫无疑问是他投资策略中最大的弱点。同格雷厄姆不一样的是，费舍尔主张寻找未来一个时期每股盈余蕴涵大幅增长潜力的“真正杰出的公司”。费舍尔在《怎样选择成长股》中也写道：“找到真正杰出的公司，抱牢它们的股票，度过市场的波动起伏，不为所动，也远远比买低卖高的做法赚得多。”费舍尔的投资主张刚好弥补了格雷厄姆投资策略不考虑公司质地的缺陷。巴菲特将格雷厄姆和费舍尔的投资策略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巴菲特将自己的投资策略归结为“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舍尔”。巴菲特在他的投资主张中分别综合了格雷厄姆的内在价值原则、“市场先生”原则、安全边际原则，以及费舍尔的竞争优势原则、集中投资原则和长期持有原则，这些理论基础构成了巴菲特关于价值投资策略的核心。
把价值评估当做核心也是价值投资者和其他类型投资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价值投资者获取利润的关键在于利用股票市场中价值与价格相脱离进行套利，所以价值评估是价值投资成功的基石。巴菲特对于价值评估的描述是，“内在价值尽管模糊难辨，但它却是评估投资和企业的相对吸引力的唯一合理标准。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企业在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正如我们定义的那样，内在价值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改变的估计值。”所以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并且密切注意估值假设能否在以后的运营过程中得到验证，从而依照估值假设的变化对估值结果进行修正是价值投资者的最主要工作。
看重具有稳定历史的可靠型企业的特点是由价值投资者以价值评估为核心的特征所决定的。企业的经营前景是关系到价值投资者对于企业价值进行预测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是企业的长期发展状况必然会受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前景进行预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拥有长期稳定经营历史的企业，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具有超出其他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确保了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它们的经营前景值得期待，不可预测性也较小。而那些资产重组型或者经营改善型企业则不为价值投资者所喜欢，巴菲特在调查了数百家经营改善型企业后得到结论，那些企业能够产生决定性改变的只是极少数特例，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仍不值得投资。他曾经在伯克希尔1980年的年度总结中写道：“我们的结论是除了极少数例外，当一个拥有聪明能干名声的经理人加入到一个拥有不良经济特征的企业，往往是企业的坏名声依然完好无损，而经理人的好名声却毁于一旦。”格雷厄姆把关系到证券价格波动的那些因素比喻为“市场先生”，“市场先生”是一位情绪波动很大的家伙，他可能依照各种各样难以估计的情绪来报价，使得价格定在他愿意成交的价格上。价值投资者们把“市场先生”视作朋友，他们觉得“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越大对他们越有利。他们把价值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价格波动带来的投资机会。价值投资者对于市场失效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此外，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在性格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巴菲特更愿意自己主动去把握时机，而格雷厄姆对大萧条一直心有余悸，他甚至劝说巴菲特不要投身股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公司工作时，人们对该公司的股票需求量是如此之大，股票一直以高于公司各项投资组合溢价200美元的价格在进行交易，每股股票卖到了1200美元（很多人只买1股股票，就是为了了解公司的投资组合情况）。假如格雷厄姆雄心依旧，他早就成为业界巨头了。但是，格雷厄姆告诉自己第一要务并非挣钱，而是如何避免任何损失。正是因为他的消极保守，使得他不再对公司的业绩进行任何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是热衷于自己的数学法则。
有人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会因此争执不休，考虑到他们俩温和的脾气，这种说法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巴菲特喜欢看到一家企业变得蒸蒸日上，也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不过，格雷厄姆对公司管理层往往持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并不赞成巴菲特去公司调查。然而，格雷厄姆这种教条式的做法使他吃了大亏。
持续的牛市也不能改变格雷厄姆的保守。到了1955年，道琼斯指数已经突破420点，相比1929年时的最高点还要高出10%之多。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20多年很快过去，股指走高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不过，老一辈人经常心有余悸地想起1929年时的光景。就连美国国会都对牛市的延续缺乏信心，他们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当年3月，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来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讲话，他觉得1929年大萧条即将再次来临，同时出了自己的作品《大崩溃》（The Great Crash）。这本书震惊了市场，造成了股市的雪崩。难道股市的再一次崩盘真的要到来了吗？
然而听证会的意图和其所标榜的并不相同，是由于政治家们心中重燃了对华尔街运作规律窥探究竟的渴望。从J.P.摩根时代以来，每一代金融巨头都被召集到华盛顿进行磋商。当格雷厄姆到来时，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明白，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当下最出色的股票投资专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了解格雷厄姆交易的方方面面。大部分时间里，他问话的语气像要随时准备打电话给自己的股票经纪人一样。
格雷厄姆对那些参议员耐心地讲解了一番。每当格雷厄姆表达了对股票期权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都会极力地想要迎合他。终于，富布莱特谈到了核心问题。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当您发现了某只股票，打个比方，您可以用10美元买下这只股票，而您觉得它值30美元，于是就买进；但您只有当许多其他人也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时，才能获得每股20美元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通过宣传，还是通过其他手段？”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只便宜的股票价格抬升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神秘之处。对我和其他任何人而言，它一样神奇。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最终市场会使得股票达到这种价值”。
虽然格雷厄姆的回答中似乎省去了许多问题，但这也正是巴菲特今后执业的基础。也就是股票会回归自身的价值，所以，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需要有耐心。
不过格雷厄姆本人已经对股票失去了兴趣。在听证会结束后一年，也就是1956年，他从股市退出，搬到了贝弗利山，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他选择了开始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经典书籍的平淡生活，在他身边还有妻子以及一位法国情妇相伴。他把自己的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他觉得任何去世时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傻瓜。
其实客观地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也算是十分不错的了。从1936年到1956年的21年间，它的年均赢利率一直保持在17%的水平，超过了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年均14%的增长水平。并且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这一统计数字还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份，那些股份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了。那些到1956年一直持有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指数高出1倍的收益。
1976年9月，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法国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82岁。在这之后，评论家们时常讨论巴菲特与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投资理念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大家一致认为，巴菲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除了恩师的教导之外，他还受到查理·芒格思想的启示，也受过作家兼投资家菲利普·费舍尔的影响。他们都曾指出一个运营良好的公司与只从数字表面看似便宜的公司是不截然不同的。
巴菲特在分析公司方面比本杰明·格雷厄姆要更加主观一些，他能够觉察到一些公司的潜在价值。股票伴随着交易价格之外的“内在价值”这一要素，事实上巴菲特也是从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学来的。在发表于《金融分析师》杂志的一篇文章上，巴菲特也对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给予了盛赞：“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有些人即便在分析了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后，都没能得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分析方法总是奏效——在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之后，上市公司的价值往往会增加，而且能够更好地为人理解。”
他在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得到了“关于公司基本面恰当”的判断，也就是在买入公司股票时要考虑价值原则，并且要有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安全性的沉稳态度，还有不为每日市场行情涨跌所影响的超然。
巴菲特从来都不曾否认过自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拥护者，多年以后，他对于自己心里的崇敬之情也丝毫不会隐瞒：“我人生最成功的事就是选对了自己心中的英雄，我的灵感都来自本杰明·格雷厄姆。”
二、菲利普·费舍尔
假如说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低风险”的数量分析家，那菲利普·费舍尔就是“高风险”的质量分析家。他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相互对立。他侧重于可以增加公司内在价值的分析，如发展前景和管理能力。他建议投资者购买有成长价值期望的股票。他主张投资者在投资前，做深入的研究、访问。他建议投资者投资组合集中化，仅买入一种或极少的品种的股票。费舍尔的投资顾问公司每年平均报酬率都在20%以上，1958年出版的《非常潜力股》一书，到现在仍是很多投资管理研究所的指定教科书。
1.另一位大师
菲利普·费舍尔被当做是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作为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是一位教父级的投资大师，在华尔街受到极大的尊崇。
费舍尔1907年生于三藩市，其父母均是各自家中众多儿女排行最小的，父亲是个医生。费舍尔与祖母关系特别好。小时候他就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以及股价变动所能带来的机会。事情发生在费舍尔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下课后他去看望祖母，恰好一位伯父正与祖母谈论未来工商业的景气，以及股票可能受到的影响。费舍尔说：“一个全新的世界展开在我眼前。”两人虽然只谈论了10分钟，不过费舍尔却听得津津有味。不久，费舍尔就开始买卖股票。20世纪20年代是美股狂热的年代，费舍尔亦赚到一点钱。但是他父亲对于其买卖股票的事情很不高兴，认为这是赌博。
1928年费舍尔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1928年5月三藩市国安盎格国民银行到商学研究所希望招聘一名主修投资的研究生，费舍尔得到这个机会，受聘于该银行当一名证券统计员即后来的证券分析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投资生涯。
1929年美股仍然涨个不停，不过费舍尔评估美国基本产业的前景时，发现许多产业出现供需问题，前景不很乐观。1929年8月，他向银行高级主管提交一份“25年来最严重的大空头市场将展开”的报告，这应该说是一个小伙子一生中最令人叹服的股市预测，遗憾的是费舍尔“看空做多”。他说：“我免不了被股市的魅力所惑。于是我到处寻找一些还算便宜的股票，以及值得投资的对象，因为它们还没涨到位。”在他投入几千美元到3只股票里，一家是火车头公司，另一家是广告看板公司，还有一家是出租汽车公司。美股终于崩溃！虽然费舍尔预测无线电股将暴跌，不过他持有的3只股票亦好不了多少，到1932年，他损失惨重。
1930年1月，费舍尔升到了部门主管。不久一家经纪公司花高薪挖了费舍尔的墙角。这家经纪公司给予他相当大的自由，他可以自由选取股票进行分析，然后将报告分发给公司的营业员参考，以帮助他们推广业务。然而，费舍尔过来后干了8个月，公司就倒闭了，股市崩溃给金融行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费舍尔又干了一段时间文书作业员——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他觉得“很没意思”，之后再也按捺不住，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了。费舍尔所向往的事业是管理客户的投资事务，向客户收取费用——投资顾问。
自1931年3月1日开始，费舍尔踏上了投资顾问的生涯，他创立费舍尔投资管理咨询公司。最初他的办公室很小，没有窗户，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
到1935年，费舍尔已经拥有一批非常忠诚的客户，其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其后费舍尔的事业进展顺利。
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卷入世界大战。费舍尔在1942～1946年服役三年半。他在陆军航空兵团当地勤官，处理各种商业相关问题。服役的时候，费舍尔思考着如何壮大自己的事业。费舍尔投资管理咨询公司服务大众，不管资金多少。二战结束后费舍尔希望服务于一小部分大户，这样一来可以集中精力选取高成长的股票向客户推荐。不久以后，费舍尔的投资顾问公司重新开张。1947年春，他向客户推荐道氏化工，这是他花了很多时间调研的结果。
1954～1969年是费舍尔事业巅峰的15年。他所投资的股票升幅远远超越道琼斯指数。1955年买进的德州仪器到1962年升了14倍，随后德州仪器暴跌80%，不过随后几年又再度创出新高，比1962年的高点高出1倍以上，换句话说比1955年的价格高出30倍。
1960年代中后期，费舍尔开始投资摩托罗拉，在20多年里，股价上升了19倍——即21年内股价由1美元上升至20美元。不计算股利，平均每年平均增长15.5%。
1961年和1963年费舍尔曾经受聘于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所负责教授高级投资课程。1999年，费舍尔接近92岁才退休。2004年3月，一代投资大师与世长辞，享年96岁。
一生之中，费舍尔投入了他的所有热情在成长型股票上，他时时关心并寻找一档能在几年内增值数倍的股票，或是一档能在更长期间内涨更高的股票。
费舍尔执著于成长型投资，重视公司经营层面的特征，这就是现代投资管理理论的重要基础。他重视可以挖掘可投资标的葡萄藤理论，随后也深受金融投资人及许多基金经理人所推崇，并付诸实践。费舍尔被称为最伟大的成长型投资专家，他与价值型投资之父格雷厄姆同为投资大师巴菲特的启蒙老师。巴菲特曾经推崇地说：我的血管里85%流着格雷厄姆的血，15%流着费舍尔的血。巴菲特融合了二人的理念与逻辑，为他自己及伯克希尔公司的合伙人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并且还造就了现代投资市场的投资典范。
费舍尔最主要的股票投资是在摩托罗拉和德州电器上，第一个是他持股最多的股票，他持有了21年，股价总计上涨了20倍。从费舍尔的实例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如何以最有用的方式，找到他知之甚详的出色公司，抱持套牢三年的原则，买进并套牢，只要原来的买进基本条件未变，就不理会市场的高低起伏，最后胜率一定大增。
2.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费舍尔主张投资者应该分三步来分析公司的运营状况：
首先是从已有的文本资料中对企业进行初步了解。主要是年度和中期报表，最新的投股说明书，代理人材料以及报送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数据。联系这些材料你首先要尝试对这个公司的会计账目管理的特点有个印象：有多少钱投资在研究和发展项目上，项目投资对于公司的影响，投资回报率以及管理者的背景情况。另外，你还应当翻阅一些华尔街的重要文献，基本了解一下投资大众对这个公司的看法，因为在现实和大众看法之间的不同可以创造好的投资机会。
其次，还能够从商业圈其他渠道获取信息，正所谓知己知彼，任何可以了解对方的途径都是可应用的，投资者不应当轻易忽略任何关于所要投资的企业的消息，或许，从非专业的投资者那里，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你可以从公司以外的广泛渠道收集到比一个公司实际情况更多的信息，同时你也可能让管理者就某些问题做出解释。要知道，如果管理层有什么丑恶内幕，公司可是不会向你指出来的。但你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公司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另外，你还需对即将会见的公司官员事先作一个评估，这样将有助于使你更客观地了解对方的性格。
再者，你应该亲自去拜访公司的管理者。费舍尔认为，投资者通过拜访管理者，主要能得到三个方面的信息：公司既定的商业策略、策略是否切实可行，以及管理者自身的能力。他主张，考察公司的管理层时，可以关注以下内容：一、公司既定目标的可行性；二、推销小组的训练体系；三、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四、在调动员工积极性上公司有何举措；五、有哪些长期性的削减开支的做法。
很多时候，去亲自探访一下管理者都会让你受益匪浅，对那些老练而能干的人而言，拜访管理者的举动一定会让他们对管理者有一个真实的印象。你可以借此来判断管理者的品质与能力，诸如他们是否诚实，是否真有能力，是否将自己的全部才干奉献给了企业。另外，他们能否在形势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时及时调整策略，随机应变地把公司的运营轨道重新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巴菲特就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费舍尔的主张。甚至在一次演讲中，巴菲特劝说每个投资者都应该购买一个阅读用的眼镜。当他被问及他是如何决定一家企业的价值时，巴菲特是这样回答的：“做许多阅读。我阅读我所注意的公司的年度报表，我还会阅读竞争对手的年度表——这是我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
早在巴菲特还在读书时就亲身实践了这些原则。当他首次对GEICO公司产生兴趣时，他是这样做的：“我会读很多东西，我在图书馆中待到最后……我从BESTS（一家保险评估服务机构）开始研读了公司的年度报告，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同公司的管理层谈谈。”
读书可能是谁都会的，但要从那些庞杂的信息中分辨出真伪，以及哪些才是对你真正有用的东西，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巴菲特认为，要想在投资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就要真正学会读懂公司的信息，而不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匆忙作出决定。实际上，有很多企业会在发布的资料中掩饰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营造出对公司有利的假象。巴菲特说：“如果投资者感到自己不能了解所有的事情，就千万不要轻易投资。在会计报告的脚注中解释延期的人寿保险的费用，还有其他他们想做的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让人费解，我就会对此感到怀疑，假使我连这家公司的官方资料都看不懂，那么我肯定不会投资这家公司，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让我真正了解公司。”
有一回，《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及巴菲特是如何选择股票进行投资的，巴菲特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投资就是写报告，如果你设想自己被指派写一份关于自己报纸的详细深入的报告，你就会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调查，并发掘出许多事情去充实材料，这样你也会更加了解《华盛顿邮报》。事实上，投资也是如此。”
费舍尔主张的投资理念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做一些长线的投资。他认为，投资者要想在股市上赚大钱，就必须选择一个优秀的企业，然后将股票一直持有，直到这个企业发展扩大。最终你的股份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你开始买进时的价格，市场价也必定会达到能真正反映出真实价值的高点。当然投资者想要真正获得利润，就必须详细了解那些公司，找到一家有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而不是随便找一家公司长期持有其股份，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费舍尔对那些利用股市短期波动，从事投机活动的人不屑一顾。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看到一个做短线的商人赚到了钱，而靠长期投资赚钱的人却不计其数。”他觉得，在股票交易中人们往往只看到短期交易所获取的利益，事实上这种利益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有时候就连企业的经营者也不能避免这些错误，他们为了股价的上涨，往往在经营活动中将短期利益放在了首位，随之忽略了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损害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费舍尔觉得，管理者最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给企业制订一个长期的目标，并且只有当这个企业的管理者始终献身于这个企业，始终坚持自己的既定目标，并且调动一切有利资源实现这一目标时，企业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在巴菲特过往的投资生涯中，长期投资的思想也始终贯穿在他的事业中。他与那些只做短期投资的投机客是如此不能互相接受，以至于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讲道，应该对那些持有股票不到一年的投机者的利润，处以100%的惩罚性税收。他说：“我和查理都期望能长时间地持有我们的股票，其实，我们希望拥有股票一直到我们终老。”似乎在坚持长线投资上巴菲特比费舍尔要走得更远。
许多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方式在费舍尔看来都是十分愚蠢的，他们常常看上一大堆数据，然后从中找出那些看上去似乎不错的股票，或是根据所谓的“经济大环境”来选择购买的时机。事实上，就连那些专业的经纪人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选股的，他们过于相信经济景气指数的报告，从而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形势良好，因此应该购买股票。”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蛮有道理的，可事实上却行不通。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各种不确定因素随时在互相影响，到目前为止，就连那些最为权威的机构也不敢声称自己的预报就是准确的，因此，如果把自己的成功与否都寄托在对经济环境的预测上，那将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另外，费舍尔认为，在投资市场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里，所有人都应该擦亮眼睛，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因为在股票市场上，人们的情绪与看法很容易互相传染，人们热衷于制造小道消息，互相传递信息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就好像把大家都说服了自己的观点就真的会成为现实。实际上，市场的熊市一般是在形势好的时候开始的，因为那时候人人都很乐观。但市场的底部一般会在形势最坏的时候到来，因为那时候人人都很胆怯。正如美国股市在1929年大崩溃的时候，正值人们信心高涨之时。等到股市持续低迷了几年，投资者普遍感到伤心绝望的时候，股票指数终于在1932年开始迅速回升。不过，由于大多数投资者被折磨了4年，所以当他们面临绝佳时机的时候变得畏畏缩缩，充满怀疑，从而错失了投资的大好机会。
费舍尔劝告投资者不要被表面的经济情况所迷惑，在大多数人高奏凯歌的时候，你最应该选择持币观望，等到全面不景气的到来及银行与经济学家都说快要完蛋的时候，你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更可观的利润回报。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把握股票在何时买入何时出手是非常重要的，费舍尔觉得对于买入股票的合适时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在某个前景看好，具有投资价值的新企业刚开始启动时购买，大多时候，这个阶段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在它的新产品刚刚上市时，需要有一个打开销路的较为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投资者对其信心不足，所以它不会成为大家追捧的目标，而对另一些投资者来说，如果对新企业及其产品与发展前景有足够的了解，就可以大胆下手。
（2）当颇具实力的公司被一些坏消息困扰时，如像罢工、失误及其他临时性的错误。
（3）对那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具有前途的项目进行投资。对于那些具有前途的行业，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产品销量也会扩大。这些能够大大增加公司的利润。所以在其股票价值真正上涨到反映出这种前景之前，你都有买入的机会。
费舍尔还提醒投资者，除了抓住那几种购买股票的时机外，不要因为战争恐慌而不敢购买股票。在20世纪发生的很多战争里我们都可以发现美国的身影。而它的出现虽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但最后的结果都是股票市场安然无恙。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最近的20年里，那些在中东为石油而爆发的战争往往能刺激股票市场的交易，这表明市场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另一个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好股票出售的时机了。对此费舍尔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当买进股票时各方面都运行良好的话就决不卖出股票。”这与他自己主张的长期投资的原则是相一致的。除非企业发生了大的变故，才应该卖出持有的股票。他觉得如果企业发生这两种变化，投资者最好的选择就是卖出股票。一是你发现自己当初买股票时对这家企业所做的评价是错误的；二是公司的管理方发生了变化，这家公司可能变动过于庞大以至于它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甚至开始走下坡路了。此外第三种卖出股票的实际可能也存在。但这种情形通常会令你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因而费舍尔认为这种情况不应当经常出现，即你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这只股票能够让你轻松地实现20%的年收益，而为了有资金去拥有这只股票，你不得不将手中另一只虽然也在成长，但速度较慢的股票卖掉。然而这样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人能肯定自己对企业有绝对的了解，那么你面临的就是一次绝大的陷阱。很多投资者都有为了另一只看上去可能更有潜力的股票将手中的股票套现的经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不能让你如愿地得到更好的回报。所以费舍尔不得不指出，这种情形虽然不失为一种卖出股票的时机，但一定要谨慎行事。此外，费舍尔还告诫投资者不要轻易抛弃那些你已经有了深入了解的股票，因为这样的股票往往是最可靠的投资机会。
但是实际上，许多投资者看到自己的股票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决定卖掉股票。这对那些抱着投机心理购买股票的人来说，这可能不失为其卖出股票的理由。不过对于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讲，假如当初的选择正确的话，他就不会单单因为股价上涨到了一定程度而将股票抛弃。因为那些真正有潜力的公司会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它的股票就会一直不断地升值，只要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好的方向，你就没有理由将它的股票卖出。
与之相对立的情形是有些投资者在看到自己的股票开始下跌时选择卖出股票。他们在市场出现正常的波动时便迫不及待地卖出股票，以求获得收益，同时在股票跌至更低的时候开始买入。这种思想从表面看来当然非常合理。然而在现实中你永远无法把握股票反弹的最佳时机，同时你还会为股票交易付出更多的交易税，以至于整个的交易成本都会增加，所以你不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劳动中获益。费舍尔认为，如果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从一开始就对企业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有合理的展望，便大可不必为了获得那一点点波动的小利润而如此费心了。比如说，你如果认为一家企业的股价会在10年内翻3～4倍，你便不必为了它今日上涨或下跌了35%而卖掉股票，你应当相信市场的波动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只要坚信目标最终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
有人说费舍尔可能是除格雷厄姆之外对巴菲特影响最大的人。例如巴菲特本人在谈到费舍尔对自己的影响时，就曾这样说道：“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无盖饮水桶’方法的价值：走出去与竞争者、供应者、顾客交谈，从中找出一种行业或是一家公司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当巴菲特最早读到费舍尔的作品时，还只是一个学生。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导师的情形：“当我见到他时，他本人给我的印象，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深刻。”与格雷厄姆一样，费舍尔从不摆架子。心胸开阔，是一位杰出的好老师，虽然他们的投资方法不同，但他们在投资界是同样重要的。
三、查理·芒格
查理·芒格是沃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有“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在外界的知名度、透明度一直很低，其智慧、价值和贡献也被世人严重低估。
1.跌宕人生
1924年1月1日，查理·芒格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直接进入加州法院当了一名律师，并开始投资于证券以及联合朋友和客户进行商业活动，他的一些案例已被编入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在经历一次成功买断后，芒格渐渐发现收购高品质企业的巨大获利空间，一家资质良好的企业与一家苟延残喘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一个接一个地轻松作出决定，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抉择。
芒格此后开始投身房地产投资，并在一个名为“自治社区工程”的项目中获得人生的第一个百万美元。但有趣的是，伯克希尔却从来不做房地产方面的投资。芒格从1978年起，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至今。
芒格的个人生活曾经十分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凄惨。他几乎经历了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和不幸。
在年轻的时候草率的决定使他步入婚姻的坟墓，进而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刚刚离婚不久，儿子泰迪身患白血病不幸夭折，巨额的医疗费用、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使他十分难过；芒格管理的合伙投资公司遭遇了1973年至1974年的股市大跌，损失过半；1978年，芒格因为白内障手术并发症导致左眼完全失明……
然而芒格并没有被这一波又一波的灾难所击倒。芒格和前妻的一个儿子小查尔斯说：“他就是能够义无反顾地摆脱了这些悲剧的困扰。”查理和格雷厄姆、富兰克林一样，也是那种能够经由地狱抵达天堂的不服输的人。
查理·芒格比巴菲特大6岁，他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律师，祖父是一名法官。巴菲特12岁时曾在祖父开的巴菲特父子杂货店当童工，巧合的是查理·芒格那时也在这家店铺打工。那时候他每周六在杂货铺打工，不过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和巴菲特再一次相见。芒格在店里也感受到一种思想的洗礼。查理·芒格说：“没有谁会在店里晃荡，从早上开店一直到夜里打烊，你始终都会忙得不可开交。”
芒格开始在大学主修的是气象学，后来由于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拿到学士学位的情况下又跨入了哈佛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才华横溢而又很有主见。在课堂上，假如在没有准备的时候被教授点名回答问题，芒格就会毫不客气地说道：“我还没读过这个案例呢，但是只要你把事实陈述给我听，我就给你说出相关法律条文。”
芒格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开始在洛杉矶谋生。但在1959年，他回到奥马哈关掉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也是巴菲特的投资人，他觉得芒格和巴菲特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而要请他俩一起到一处上流俱乐部聚会。俩人见面后马上打得火热：
“沃伦，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开了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在洛杉矶也能开一个。”
巴菲特看看他笑着说道：“嗯，也许能行吧。”
接着两人又在共同的朋友霍兰德家里见了一面，其间二人依旧谈得非常投机。芒格整晚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谈得太投入了，当他举杯仰头往嘴里倒饮料的时候，还不忘举起另一只手做出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就可以阻止别人打断自己的高谈阔论了。
芒格外貌平平，面色有些惨白，眼睛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尽管他做事过于主观，并且过度崇尚金钱，但依旧是一个高风亮节之士。他的聪明健谈就像把丘吉尔的自信和对生活的恬淡乐观综合在了一起。有一次，别人问他会不会弹钢琴，芒格幽默地答道：“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从来没试过。”巴菲特从他身上看到一种与自己相似的机智和独立。
夏天，芒格和巴菲特一家一起去度假，两个人的友情变得更加深厚了，巴菲特经常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而芒格一边用电饭煲煮粥一边和他聊天。
巴菲特说自己和芒格有太多相似的想法了，让人感觉简直“邪门”了。不过芒格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那就是芒格不会像别人那样对巴菲特顶礼膜拜，并且这一点也正是最令巴菲特欣赏的地方。巴菲特觉得芒格是一见如故的知己，于是力劝芒格也来从事他这一行。他觉得从事法律行业对于芒格来说太过大材小用了，事实上芒格也深有同感。
后来芒格开了一家名叫芒格-托尔斯-希尔斯的律所，不过他很少去那里上班。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也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后来巴菲特非常困扰地问芒格：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该怎么办？芒格并不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他认为，陷入困境的公司，也就是以格雷厄姆式低价方式收购的那种公司，想要改弦更张并不容易。
芒格向巴菲特介绍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说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难题的人。于是巴菲特在洛杉矶见了他，6天以后博特就到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任职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压缩成本、关闭厂房、大幅削减存货。
哈里·博特干了许多费心又费力的工作，这些也都是巴菲特没有精力去做的。他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业绩不佳的车间里挤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按照哈里·博特提供的模型，巴菲特创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这个企业拥有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多种证券。这也正是巴菲特所擅长的“点石成金”。
然而机械厂的种种转型举措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100名工人丢了饭碗，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利斯镇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比尔·奥蒂斯是巴菲特的一位牌友，他曾经对他说：“你解雇了那么多人，夜里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这对于注重名声的巴菲特而言，可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玩笑话。
“如果不把他们解雇，工厂就会倒闭。”巴菲特答道，“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工厂，大多数留下的工人比以前过得更好了。”
虽然朋友的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巴菲特还是极其反感别人把他叫做破产清算人，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再解雇员工了。
最终机械厂的业绩给巴菲特挣回了面子。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规模缩小了许多，不过利润率却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并且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卖掉了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合伙公司挣到了230万美元的利润，这个数字相当于原来投资额的3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骄人业绩，主要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最初较低的收购价格、巴菲特坚持经营的韧性以及博特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
芒格在巴菲特的多次收购活动中担任他的律师。此外芒格还拥有巴菲特控股的多元零售公司的一些股份。但别的时候，他们的职场道路几乎是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芒格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投资公司。像巴菲特最初的公司一样，这也是一家合伙投资企业，地点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大楼内一个位置便利但是管道密布的地方。这种办公室氛围很称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白领们的不屑一顾。另外一点更是独具匠心，芒格把秘书安排在办公室后面的单人间里工作，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厅办公。
在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见芒格向秘书喊道：“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觉到芒格与巴菲特的联系不断密切，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职业上的联系是非常意外的。他们各自买了洛杉矶一家名叫“蓝带印花票证公司”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些这家公司的股票，也为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已经成为蓝带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芒格则是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蓝带公司是典型的美国商业产物。它向超市收费，向超市发售它的购物券，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以及类似的物品来回收这些购物券。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
蓝带公司之所以如此富有吸引力是因为其在前端收取了现金，但是可以在很长的时间期限内分批地偿还这笔钱。由于它的客户已经提前购买了购物券，而这些购物券经常被顾客塞进抽屉里就忘掉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内，蓝带公司就能够无偿地使用这笔浮存金。对巴菲特来说，蓝带公司就像是一家还没有受到监管当局控制的保险公司。
蓝带公司的保费收入每年就能达到1.2亿美元。这样一来，对于巴菲特而言，除了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的大量财富之外，又多了一个充裕的现金来源。他和芒格都加入了蓝带公司的董事会，接管了董事会的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运作这些浮存金。
对巴菲特来说这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手里掌管两个金库，但是两个金库的经营目标很可能是矛盾的。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一向爱惜自己的羽毛，这种危机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真正发生过，他和他的好友正享受着买入廉价股票带来的巨大快乐。当巴菲特偶尔待在加州的时候，两人会聚在一起，就挑选股票带来的简单快乐谈上很长时间。
2.双剑合璧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这样形容芒格说：“芒格这人非常有趣，不过也很清高。”“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群出类拔萃、极富才华而且事业有成的精英，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芒格总是开玩笑说想要建立一个“芒格王朝”，当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以后，就开始阅读各种广告，期望能找到一位理想的再婚对象，之后和第二任“皇后”养育了8个小芒格王子和公主。芒格的生活相比其他在奥马哈的好友来说要丰富精彩得多了，他经常游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为乐。他经常在加州俱乐部里举办聚会，并且常常是聚会上当然的主角，尤其是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在贝艾斯举行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老掉牙的故事，只有他自己陶醉其中觉得非常有意思。主人对他的好友艾拉·马歇尔说：“你能让芒格闭嘴吗？别人都插不上话了。”巴菲特以及很多其他的朋友在听到芒格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滔滔不绝的演说都会头疼，更别提芒格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了。有一回，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妮·布兰特说她知道的洛杉矶的医院唯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毫不客气地回应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芒格的外表看上去像个严谨的心理学家，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他时常能够看透造成许多现象背后的原因，例如人们无力改变自己的思想状态或者是他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偏见”。芒格的洞察力曾经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菲特在理解和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比芒格显得更自然。巴菲特确实是一个能够克服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偏见”的伟人。
巴菲特与芒格这对黄金搭档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在过去40年里，伯克希尔股票以年均24%的增速突飞猛进，目前市值已接近1300亿美元，拥有并运营着超过65家企业。
在一次破天荒地接受一家美国媒体专访时，芒格仍然把这一切首先归功于巴菲特：“在过去近50年的投资长跑中，他始终表现出超人的聪颖和年轻人般与日俱增的活力。”
巴菲特形容查理：“当他在商业上越来越有经验的时候，他发现运用小却实用的方法来规避风险。”
芒格借助他在其他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技巧，在房地产开发与建筑事业上收获不少。而这时的巴菲特正在筹措自己的巴菲特合伙基金。与芒格早已与一些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不同，巴菲特此前一直是自己经营。遇到芒格时，巴菲特才29岁，芒格是34岁。
两人一见如故并成了好朋友。“查理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而不是像格雷厄姆那样只建议购买便宜货，这是他思想的力量，他拓展了我的视野。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巴菲特说道。
芒格也承认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都讨厌那种不假思索的承诺，我们需要时间坐下来认真思考，阅读相关资料，这一点与这个行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我们喜欢这种‘怪僻’，事实上它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他们经常互通电话，彻夜讨论投资机会。“芒格把商业法律的视角带到了投资这一金融领域，他懂得事情的内在规律，能比常人更迅速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任何一桩买卖，是一个完美的合作者。”一位合伙人感叹道：“查理与沃伦比你想象的还要相像，沃伦的长处是说‘不’，但查理比他做得还要好，沃伦把他当做最后的秘密武器。”
两人双剑合璧导演了一连串经典的投资案例，先后购买了联合棉花商店、伊利诺伊国民银行、茜氏糖果公司、维科斯金融公司、《布法罗新闻晚报》，投资于《华盛顿邮报》，并创立新美国基金。此后芒格成为蓝带印花公司的主席，并在1978年正式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至今。
四、罗斯·布朗金
巴菲特经常幻想假设自己能有足够的资金、人才以及行业的经营条件的话，那么自己的投资将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
1.恐怖的女人
在1983年的春天，又一次相同的假设之后，巴菲特走进罗斯的牛排店对面的一家大商场，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穿过大厅里一排排的多用途沙发，他走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见到了本店的主人。一个个子不高——还不到1.5米的女人，正站在点缀着蓝色的混呢大地毯当中。他微微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在巴菲特看来，这女人足有10英尺高。
罗斯·布朗金，奥马哈人都称她B夫人，她正坐在高尔夫球车上巡视。她顺着过道开着，一边与一个店员高谈阔论，一边精力充沛地与客人打招呼，倒像个只有她年龄——89岁——一半的人。她双颊泛红，棕色的头发蓬蓬松松的，只有两鬓有些灰白。巴菲特觉得，他宁可“和灰熊搏斗”，也不愿和B夫人竞争——这正是他来的原因。
但事已至此，巴菲特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问道，是否愿意把商店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夫人出乎意料爽快地说：“愿意。”
“您要多少价？”巴菲特问。
“6000万。”B夫人说道。
于是合同成交了，巴菲特完成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购。B夫人不会写英文，连读都很困难，于是她只能在底下画了个押。几天后，巴菲特就给了她一张90%的支票（布朗金家族仍持有一小部分股份）。她看也不看就把支票折起来，然后她说：“巴菲特先生，我们一起把所有竞争者都碾碎吧。”交易就这样完成了。
B夫人正是巴菲特理想中的合作伙伴，她就像从电视上蹦出来的女强人，坚决、果敢、有头脑，像巴菲特当杂货商的祖父、零售商本·罗斯纳和巴菲特认可的其他英雄们一样。她的经历就像是让巴菲特熟悉和激动的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就像一个霍拉肖·阿尔杰的剧本，再配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主题音乐，简直让人不可置信。
1893年，罗斯·布朗金出生于旧沙俄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她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一大家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她父亲是个犹太牧师，可是罗斯却不是虔诚的教徒，因为她觉得祷告甚至不能给家里弄来一张床，那么信教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常常半夜醒来看见她母亲，一个食品店主，正在火炉上烤面包。她不愿母亲如此辛劳，因此6岁时就在店里帮忙了。另外，小时候的她还时常目睹哥萨克人袭击犹太人的流血事件，这对于她性格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家里没有能力供孩子读书，所以罗斯连教室里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但她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学会了阅读和算术。受母亲的影响，她认为求别人是件可耻的事。13岁时，她靠辩才为自己在莫斯科一家布店谋了个职位。到了16岁时，这店就由她经营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管理着5个大男人。1914年她与伊萨多·布鲁明克结了婚并把他送到美国，以便日后跟着移民过去。可最后没成功，大战爆发了。在1917年那个绝望的冬天，欧洲遍地烽火，俄国岌岌可危，罗斯孤身登上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在中国边界上，她被一个俄国士兵扣下了，她没有护照。罗斯告诉这个士兵她正为军队采购毛皮，并答应他回来时给他带一瓶伏特加。于是她穿过满洲里到了日本，然后设法在一艘运花生的船上弄了个铺位，6个星期后，她来到了西雅图。
1919年她和丈夫在奥马哈定居下来。罗斯坚持把家里人都接过来和他们一起住，尽管自己也是穷困潦倒。伊萨多经营着一家当铺和旧服装店。为了多赚点贴补家用，罗斯把地下室的家具全部卖掉了。她不会说英语，所以就让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教她。
1937年罗斯用自己辛苦攒下的500美元开了一家店，地点就在巴菲特家杂货店往东一个街区。她给自己的店起名叫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期望能有大发展。从一些老照片里可以看到她那时的样子“一张坚毅的脸，黑黑的头发，挽着髻子，下巴结结实实的”。她的经营方式也很简单——“廉价，不欺”，供货商觉得她定的价格太低，不可能长久维持业务，于是拒绝供货。可罗斯是个精明的投机者，她会坐火车跑到芝加哥或堪萨斯城，那儿的像马歇尔·菲尔德这样的零售商会以比成本稍高一点的价格把剩下的货卖给她。当她实在没有货时，就把自己的家具搬出来。有一次，她的女儿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快把放小孩玩意儿的那个柜子清理出来，我这儿有个顾客。”
她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那些银行家把她嘲讽了一番然后拒绝了，从此她对“大腕”恨之入骨。唯一使她维持业务的就是她的意志。她天天工作，从不休息。而且她发现她的业务对中产阶级极富吸引力，她称他们是“可爱的美国人”。当B夫人有货时，这些忠实的顾客总会带着很多钱来。
1949年麻烦不期而至，莫哈维克地毯厂控告她违反了公平交易法。厂主莫哈威克的地毯最低价为每码7.25美元，B夫人只卖4.95美元。“那又怎么了？”法官问他，官司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法官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购买了价值1400美元的地毯。
然而第二年时她付不起供货商的账了。还好有个好心的银行家给了她90天5万美元的贷款。为了生存，她孤注一掷，她租了个大厅，3天内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家具，并发誓永不借债。就这样，当她57岁时，愿望实现了。
B夫人对待家人和对待雇员都非常严厉。“你个没用的废物！”她会大喊大叫，“你这个笨蛋！懒鬼！”只有她绅士般的儿子路易才能让她变得温柔一点。路易和他母亲一样聪明，不过态度温和多了。当推销员来的时候，B夫人会狠狠地杀价，路易却可能加点价。B夫人会把帮手们解雇掉，路易就再把他们雇回来。“妈妈很强硬，”路易说，“可我喜欢。”
伊萨多死后，路易继续留在店里。不管母亲如何发火，路易都一如既往的温和：“妈妈，你懂得最多。”
B夫人的经销方法也是十分简单的：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她的卖价常常只比成本高10%，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假如有对年轻夫妇来了，手上钱不多，眼泪汪汪的，B夫人虽然清楚地记得每件货的价格，也会只收取成本价，这样老顾客的回头率非常高。
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还是举办一些典礼的最后场所，婚礼、孩子出生或升职后，人们总到这儿来。在B夫人的店里买过家具的奥马哈人以后每逢搬迁，或他们的孩子搬迁时总会先来这里。年岁渐高并没使B夫人放松一下。有一回龙卷风把屋顶吹掉了，她还是继续营业；还有一次商店失火，她就给消防队员送了几台电视，他们就帮她修好了。B夫人从不度假。“我从不撒谎，”她说，“从不欺人，也不轻易许诺。这给我带来好运。”
2.又一个合作伙伴
苏姗·巴菲特与布朗金一家关系不错，而沃伦也从妻子那里得知了这家几乎装饰了半个奥马哈城的家具店。巴菲特上任不久就想买它，可B夫人拒绝了，说他出价太低。
一次的拒绝只能更加坚定巴菲特购买这家商店的决心，他一直留心着，看B夫人是怎样击败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巴菲特和作家亚当·史密斯在城里开车闲逛的时候，巴菲特指着这家商店滔滔不绝地给他介绍起来——业务量、使用面积、营业额等。
“您为何不买下它？”史密斯问。
“正在筹划。”
“总有一天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
终于有一天这个时刻到来了，这时路易和他的3个儿子经营着这家店。B夫人则是董事长兼地毯部的全职老板。巴菲特听到她想出售的消息后，先去拜访路易——先打听一个价格并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听懂B夫人那口音极重的英语。
在签订合同之前，巴菲特只是随意翻看了家具城的纳税记录，上面写着它每年的税前利润为1500万美元。他没做任何的检查，没有查账，也没查存货、应收货款和财产目录。一般的美国人在花6000万美元时肯定要看许多报告。巴菲特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与J.P.摩根的观点不谋而合——商业中要看的主要是人。巴菲特说，假如他信不过布朗金一家，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合作呢？
常有人问巴菲特事情为什么这么简单，他回答说他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在这笔生意之前，他在1982年的报告中写了“求购声明”，给出了他的购买标准。他希望尽快对开价作出反应——“一般只用5分钟。”巴菲特的意思是他不会拖拖拉拉的。当然这机会也是让他感兴趣的——布朗金的商场显然是这样的机会。
该家具城年营业额超过了1亿美元，在同行业中是全国最大的。在奥马哈的同行业中，它的营业额就占了2/3，这个比例也是其他地方的最大商场无法相比的。所以，一些像迪拉德（年营业额4亿美元）这样的连锁店也不愿在奥马哈卖家具，免得与B夫人竞争。巴菲特可能会说，她拥有奥马哈家具市场的“收费桥梁”。
家具世界的生意是如此的好，以至于载运沙发的卡车上都不敢打上它的标记，免得激怒其他城市的商人。“如果有人做梅塔格洗衣机的广告，她就疯狂地把它撕下来，贴在自己的梅塔格洗衣机上，”巴菲特吃惊地说，“与她竞争可就小鬼见了阎王。”
签订合同那天巴菲特的好友丹利也在奥马哈。吃过牛排晚饭后，巴菲特带着他逛了逛家具世界，详细地讲述了布朗金一家的不平凡事迹。还有一位参观者，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说：“沃伦对B夫人的崇拜就像个小孩。他提到B夫人时就像小孩提到自己的祖母一样。”
巴菲特自己无意经营商场，也不想过多地监督，他想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经理，好让商场开业那天就步入正轨。B夫人正是这样一位自觉、自律的理想人选，理想得像个虚构人物。巴菲特提升后的年薪是10万美金，他付给B夫人30万。平常他提起她时就像提到一个“英雄”。
B夫人其实就像他的翻版一样，尽管有的地方略有不及，总的来说还是很像的。她90多岁时还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不休息，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并且她的商场从未做过任何抵押。巴菲特说：“她500块钱起家，结果把别人都击败了。”这只是她的唯一目的。《奥马哈世界》的赫拉德采访她时问她喜欢什么电影，B夫人说：“太忙了，没时间看。”问她最喜欢哪种鸡尾酒，她答道：“没有。喝酒的人会破产。”有什么爱好呢？“开车去窥探一下竞争对手的情况。”
一位记者形容B夫人的家说道，那里就像一座展览馆一样。情侣坐椅、玻璃咖啡桌，各种玻璃和黄铜雕塑排得整整齐齐，像在商场里一样。灯罩上挂满了价格标签。B夫从不愿待在那儿，也从来不玩。“我不像其他富人，”她说，“你没钱的时候，富人们对你很粗鲁。我忘不了这个。”
作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业余管理者，B夫人觉得巴菲特写的东西都是枯燥乏味而又复杂无用的垃圾。她对“弹性”这样的商校贸易术语完全不懂，但她告诉巴菲特她的资金充足，连一分钱也不会错。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校讲课时说B夫人对贬值和利率增长的理解“比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刻”，虽然她可能都不认得这两个专业词汇。他认为B夫人有一点与巴菲特非常相似，那就是都会紧紧地抓住自己所熟知的东西不放松。
一次，一位客人在B夫人工作时来拜访她。她只是穿着毛衣和普通的细纹衣服。她有极好的幽默感和记忆力，形象地说起那天她在莫斯科看见沙皇的两个女儿的情景，不久她们就被杀了。
而巴菲特自己说“每当想到死亡会迫使自己停止工作时，就觉得难以忍受”，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他总是幽默地表达自己最担心的事。人们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的，B夫人这种情况至少是个安慰。在给股东们写报告时，他经常把B夫人的年岁与自己的联系起来。
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可能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说服董事会制定了100岁强制退休的政策。B夫人的脾气越来越粗鲁，这是她的缺点。她与两个孙子关系都很差，他们将来可能会是商场的经理。其中一个罗纳德·布朗金受够了祖母的责骂，他们以后都不说话了。巴菲特不在意布朗金家的这些事，他关心的是家具世界还在赚钱。
巴菲特对这笔交易太满意了，所以伯克希尔又买下了一家商店：奥马哈的波珊珠宝店。波珊的情况真是闪一次电打两声雷。48年前B夫人的姐姐和姐夫丽贝卡和路易·弗里蒂南买下了这家小店，他们是往西冒险逃出俄国到了拉脱维亚。现在波珊已经成为整个美国销售量第二的珠宝店，在纽约的蒂法尼之后。与家具世界一样，它的宗旨也是薄利多销，当然珠宝的利润肯定比地毯高得多。
巴菲特觉得这两家店是如此与众不同，他们都有竞争者所无法比拟的独到之处（巴菲特对竞争的厌恶可以从《布法罗新闻报》事件上看出来，这是他的特点）。不论谁要同家具世界较劲都得有足够的投资并打一场持久战——这条齐脖深的护城河使别人想都不敢想与它竞争的事。
巴菲特觉得家具世界的生意是如此的简单，只要站在柜台边随便打个电话就好了，这令他非常兴奋。他常带着外地的客人来参观B夫人的商场，甚至为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提供客车，好让股东们来看看这家商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具世界已经能够代替红砖建造的新贝德福德纺织厂，成为伯克希尔公司的象征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这里15个月内为巴菲特赚的钱就相当于纺织厂19年赚的钱。
巴菲特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伯克希尔是个集团，而家具世界只是个实体。人们分不清集团与集团的区别，最终消费者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巴菲特苦笑地开玩笑说，从未有人去服装店买一套“哈撒韦”生产的条纹西服。
家具世界的巨大营业额可以使他不必把钱花在存货上，但是纺织业却需要不断地投钱。每当有工厂提高规格时，伯克希尔和其他什么集团也都得跟着提高。所以，没有人能得益，没有护城河，各个企业都得花同样多的钱。
虽然很清楚这一点，巴菲特还是忍不住想再投一点钱进去，或许情况可能就改观了。70年代中期，他又买下一家纺织厂，在汉普郡的曼彻斯特。从账面上看，这次收购便宜到像是抢劫一样的地步，而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回首往事，巴菲特认识到纺织业其实是个陷阱。
单个看每个公司的投资决策都是明智的，具有成本效益的；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效益却相互抵消掉了，是不明智的。越来越多的股东问他为什么还办纺织厂。巴菲特解释说，公司可是当地的一个大雇主，工作很顺利，至少还能获得一些利润的。他认为肯·蔡思也很忠实，一开始就是他在经营。他提醒股东说，是蔡思努力经营纺织厂，才为伯克希尔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可私下里他警告蔡思说：“看起来工厂开始要赔钱了，我可不想这样子。”
虽然蔡思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更换了产品种类和纺织纤维，提高了机器的规格，与工会领导的关系也改善了（他们知道奥马哈的老板是个吝啬鬼），可他并不能在竞争中跑得更远，竞争所需的投入好像是无止境的。巴菲特从中得出了真理：好经理在坏行业中也无能为力。对于困境中的行业也有个老论调，叫“变化的情况很少再变回来……”
1980年巴菲特把曼彻斯特纺织厂的织机数量减少了30%。可1981年纺织厂还是损失了270万美元，成了西伯里·斯坦顿的最糟糕的时期。巴菲特对蔡思说：“如果你不减少开支，我就让你停工。”可是蔡思在困境中竟然成功了，真让巴菲特又吃惊又后悔。
购买了家具世界后，巴菲特和他的合伙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他最后拐弯抹角地公开承认由于他崇拜本杰明·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比如说纺织；但却忽视了像B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可能我受老师的影响太深了，他的观点一直都是那么有价值。所以到现在我才退出。第二年，蔡思退休了，接替他的是莫里森，一个有纺织学工商管理学位的经理人。他希望得到更多的资金，巴菲特拒绝了。没有钱，工厂肯定要受损失。到1985年，巴菲特终于还是把它关了。
那些员工提前就获得了通知和新的技能培训，有许多人去干工资少点的工作。他们要求比合同规定更高的解雇费并给一个月左右的期限。“对于即将失业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大卫·利马，新贝德福德美国纺织工人工会的财务秘书回忆说，“本来工会想和巴菲特见面谈谈的，但是巴菲特冷冷地回绝了他们，他觉得见面是毫无意义的。加利·莫里森认为：‘沃伦要公平。’他的确公平，但是一点也不慷慨。”
巴菲特本人对那些议论也是很敏感的，他在后来回忆到那些事件时说道，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他觉得，在工厂经营的经验使他已发现了一个“中间地带”，不是亚当·斯密那样不顾工人的利益，也不是卡尔·马克思那样什么都包下来。而是他愿意承受“一时不正常的赢利状态”，但却不是“永无休止的损失”。
令人不能想象的是，巴菲特其实也有着“马克思一样的热心肠”，只是别人是很难发现的。他想缓和一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牺牲自己赢利率的“一小部分”——但不是完全放弃亚当·斯密。他文章的论点还是抛弃斯密——抛弃资本是毁灭性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文章中的反面人物，因为和斯密的观点一样，他把钱都投到其他的行业去了。文章还提到另一个纺织厂——伯灵顿工业。伯灵顿不会把钱分投到别处，只是集中在纺织厂上。当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大发横财的一年里，伯灵顿又往纺织业中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它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纺织公司，不过那只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空名罢了。在过去的25年里，它的股票只是从60可怜兮兮地升到6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它的投资人损失了差不多2/3的购买力。马克思可能同意它的做法，可斯密和巴菲特是不同意的。
股东们之所以会有巨大的损失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花在了错误的行业中。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缪尔·约翰逊的马来作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匹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同样，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最赚钱的行业。
蔡思退休后去了西海岸，他说巴菲特经营纺织厂已经太长时间了。他强调说，他非常珍惜与巴菲特在一起的经历，“都说不出为他工作是多么让人高兴”——但他希望巴菲特有所表示。“有件事我总是不明白，”他说道，“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辞职时，他说：‘我记得自我走过工厂的第一天起，你对我一直完全信任。’这就是他的结论。”
工厂的命运表明巴菲特的确关闭工厂的时候太迟了。设备以总数163122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一群吃腐肉的乌鸦，这真是笑话。1981年以每件5000美元买进的织机，在1985年以26美元处理掉了。但是巴菲特依然坚持保留了科夫街的房地产，他把它租给了那里的印刷厂那样的小公司，它们不会记得这儿曾有个纺织厂。BHR公司过去的总部，西伯里曾在那儿自豪地发号施令，BHR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的缩写，这个名字可能会使人想起，曾有个大厂像艘生锈的大船一样停泊在城市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