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清谈”

说起“清谈”，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空谈、扯淡、吹牛皮等词，进而我们还会想到“清谈误国”。看，吹牛、扯淡都到了“误国”的严重地步！这也难怪，“清谈”在国人的耳朵里一直是个很不中听的词。

比如，被视为辞书界权威的《新华词典》，是这样解释“清谈”含义的：“清谈，指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崇敬虚无，空谈玄理的一种风气。后也称那些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言谈为清谈。”另外一部《现代汉语辞海》则解释为：“清谈多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不切实际的谈论。”

现代学术界自陈寅恪先生之后，对于“清谈”的探讨也有很多，这里也举两个例子。如南怀瑾（1918-2012）先生对“清谈”的看法是：“……名公巨卿，世家大族们对于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手把麈（zhǔ）尾，清谈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为时代颓废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主的三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便是如此这般所造成。”近来比较流行的看法，来自台湾学者唐翼明。他是这么说的：“（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由此看来，主流意见倾向于把“清谈”定为贬义，“清谈”与谈玄说虚、不务实际、逃避现实、玩物丧志、颓废沉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台湾学者的说法，不带有褒贬的感情色彩，他把“清谈”定义为一种“学术社交活动”，也确实具有一定新意，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看，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把“清谈”机械地限定为“魏晋时代”，而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却是不全面的、也不够准确。所以，我们有必要把“清谈”的时代含义及其来龙去脉，先作一番交待。

“清谈”，我们也可以叫它魏晋清谈，这是因为“清谈”是伴随魏晋玄学而兴起的。而且我们要特别指出，“清谈”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就是所谓的“中古时代”，学术界习惯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还有很多同义语，如清议、雅谈、清论、清言、正论、谈、言、咏、咏语、咏言、言咏、谈咏、咏谑、理咏，等等。如此多的同义或近义词，意味着“清谈”的含义不只一个，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清谈”一词的涵义，才最符合魏晋南北朝的实际情况呢？

事实上，中古时代的“清谈”绝不仅仅限于魏晋时代，而是从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整个东晋南朝时代，“清谈”之风也一直未曾稍歇，只不过魏晋时代最有特色、最为兴盛罢了。而且“清谈”的意义，也不只是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追根溯源，“清谈”实际上开始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并与现实密切关联，绝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虚无缥缈。即便是在“清谈”玄虚色彩最浓厚的时候，它也从来没有和现实政治完全脱离关系。

追根究底，“清谈”一词来源于东汉末年以来的“清议”。史学大师唐长孺（1911-1994）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清谈与清议》，专门探讨“清谈”与“清议”的含义，并由此推论玄学起源与实际政治的关系。所以，这里我们就以唐先生的这篇文章为准，先来说一说“清谈”的起源。

“清谈”来源于“清议”，而“清议”则缘于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的形势。清议也叫雅谈、正论，就是对现实人物进行品题。为什么要进行人物品题呢？这与东汉的选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东汉选拔人才主要有两个办法，就是“察举”与“征辟”。所谓“察举”，就是地方政府根据国家需要，定期向中央朝廷推荐所需人才；所谓“征辟”就是国家所需人才，不经过地方官察举，而由皇帝直接下诏书征召。

无论“察举”还是“征辟”人才，都必须有一定依据，比如所选拔上来的“秀才”“孝廉”“贤良”“方正”等名目。你是根据什么，认定这个人的“才”确实优秀的？又是根据什么，说某某人“孝顺”“廉洁”的？这也就是说，必须有人为这些被选拔者做出评定，而这个评定过程就是所谓的“乡闾清议”。通俗一点来说，“乡闾清议”就是人物批评、人物鉴定。再打个比方，就好比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必须由班主任或者学校有关部门给他写个“毕业鉴定”一样。用人单位在考察录用员工的时候，这个“毕业鉴定”，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文献典籍所能见到“清谈”一词的最早记载有两条，一条在《三国志》第一卷《武帝纪》，其中注引张璠的《汉纪》记录了郑泰游说董卓时所说：“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另外一条也在《三国志》里，第七卷《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对青州刺史焦和的评论，说他：“入则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

焦和“清谈干云”的内容，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出来了。孔公绪（即孔伷，字公绪，东汉末兖州陈留即今河南开封人，伷即“胄”的异体字，常用作人名）的清谈，可以根据“嘘枯吹生”四个字进行推测。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曾注《后汉书》，李贤注对这个词语有解释：“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这句话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某人善于吹嘘，能够把死人说成活人，把活人说成死人。其中“谈论有所抑扬”，“抑”就是批评、贬低，“扬”就是称颂、表扬，因此“谈论有所抑扬”，可以肯定就是一种人物评价。“吹嘘”一词在今天的解释是不切实际地赞扬，或者吹捧的意思，但仍然和人物批评有联系。因此我们肯定，孔公绪的“清谈高论”，就是清议，也就是一种人物评论。

既然是人物批评，就免不了要和现实政治发生关系。比如说，你对朝廷的某位大臣评头品足，说他的好话，当然会受到欢迎。如果你要说他坏话，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度量大、品德好的“正直”大臣，听后可能一笑了之。如果偏偏这个人最恨别人说他坏话，他会不会对评论者进行报复呢？东汉末年，震惊朝野、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党锢之祸”，就是由“清议”引起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受到执政宦官的镇压，就缘于他们“品覈（hé）公卿，裁量执政”。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就是评论在朝廷的执政者。

汉末大乱，王纲解钮，造成了“清谈”风气的再度兴盛。然而，到了魏晋之际，特别是司马氏执掌曹魏朝政之后，政治环境日趋险恶。史书上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况下，清谈或清议的内容就必然要发生变化。既然评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容易招祸，可是又实在封不住自己的嘴巴，于是，这些实在忍不住想要说话的名士们，就开始改变清谈的内容，不再对身边的张三、李四等具体人物评头品足，而是改为抽象地谈论君子或小人。如此一来，清议就从原来的“覈论乡党人物”，转变为“口不臧否人物”。“清谈”也由原先的具体人物评论，慢慢变成了不着边际的谈玄说虚，谈论的内容也由以前的儒家务实的学说，转变成为玄虚高远的老庄哲学。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而随着清谈向玄学的演变，它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了。清谈在曹魏正始至西晋永嘉之际，终于盛极一时，其流风余绪一直延续，波及东晋南朝，清谈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由老庄而玄学，由玄学而佛学，进而出现儒玄双修、玄佛交融，甚或诸学杂糅，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北方的南朝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