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朝的门阀制度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上面只简单谈了谈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对于门阀政治的运作、发展及其衰落等问题，都没有具体阐述。为了让大家对门阀政治、门阀制度能有更为直观、更为全面的认识，下面再谈谈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等问题。

（一）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先说南朝。

关于门阀制度在魏晋南朝社会上的影响，最为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亦有写作“士族”“势族”者），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西晋时期的刘毅（216-285，字仲雄，东莱掖县即今山东莱州人）。刘毅是在指斥九品中正制度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刘毅认为九品中正制乃是“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这表明，九品中正制度（或称九品官人法）是为门阀制度服务的，关于九品中正制度对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我们这里不谈。这里要说明的是，门阀制度下的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门阀制度下的魏晋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最大矛盾，就是士庶之分。可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东晋虽然是门阀政治的时代，但当时的士庶之分并未发展到极限。虽然早在西晋时代刘毅就曾强烈抨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但事实上，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曹魏西晋，还是门阀专政下的东晋，士庶之间的区别都没有像后来的南朝宋、齐时期那样不可逾越，魏晋时代的寒门庶族仍然有上升为士族的机会。

举例言之，东晋时期接续琅邪王氏而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颍川庾氏，在汉魏之际仍然是出身卑微的寒门。颖川庾氏上升为士族的时间，正是在魏晋之际，特别是东晋初年；再如，东晋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也是进入东晋以后，才上升为与琅邪王氏比肩的世家大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同琅邪王氏的区别，不过是后者眼中的“新出门户”而已。但不论怎么说，那个时候寒门毕竟还有成长为士族的机会。

然而，到刘宋取代东晋以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尽管皇权政治重新取代门阀政治，使得后者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门阀的观念却早已被社会所认可。以至于南朝的宋、齐时期，竟然成为士庶区分最严格的时代，所谓“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门阀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在时人的观念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多举出一些例子：

 

（1）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并管要务”，深受宋文帝刘义隆的重用。秋、周二人自我感觉非常不错，觉得自己和吴郡张敷又是同乡，于是就商量着去拜见张敷。周纠还算有自知之明，当时不无担心地说：“就怕到时候张敷不待见我们，还不如不去吧。”秋当却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愁他不给我们一张凳子坐坐！”于是，二人就去拜见张敷。二人到来之后，张敷本来已经摆好了两张凳子，距离墙壁三四尺远，等二人就座以后，张敷却呼唤仆人：“移我远客！”弄得秋当、周纠二人狼狈而还。

（2）中书舍人王弘（非琅邪王氏）出身卑微，却颇受宋文帝器重。有一天，王弘对宋文帝说，我非常想成为一个士族。宋文帝就对他说：“你要想成为士人，那就必须得到王球（琅邪王氏）的认可。如果你去见王球，可以说是奉圣旨前来坐席。”于是，王弘满怀希望地去见王球。可是见面之后，王球却举起手中的扇子，说：“你不能坐着。”可想而知，王弘丧气而回，将情况如实上报给宋文帝，宋文帝只能安慰他说：“王球不认可，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3）刘宋孝武帝刘骏的生母路太后，有个娘家侄子叫路琼之，依仗路太后的威势，甚为霸道。路琼之偏偏又和太常王僧达比邻而居，王僧达出身于著名的琅邪王氏家族。路琼之一向自视颇高，有一次“盛车服卫”、八面威风地去拜见王僧达，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返。回来后，路琼之就向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向儿子孝武帝告状，说：“我还没死呢，就有人这么欺负我家，我死之后，怕是讨饭都没有地方吧。”路太后要求孝武帝治王僧达的罪。孝武帝没有答应，对母亲说：“这件事只能怪路琼之太年轻，闲着没事，他去登王家门干什么玩意儿！王僧达是贵公子，我怎么能够因为这事去治他的罪呢！”

（4）宋明帝末年，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实权派。可是，每次到蔡兴宗的面前，王道隆都是小心翼翼，不敢坐下，站了很久才离去，蔡兴宗呢，也从不招呼他坐下。

（5）南齐武帝萧赜在位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纪僧真，非常受宠。纪僧真长得也很有派头，史书说他“容表有士风”。一天，纪僧真对齐武帝说：“臣自知出身寒门，遭逢圣明，才会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我给儿子娶亲，娶了荀昭光的女儿。我已经十分知足了。现在，只有一件事想乞求陛下，就是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个士大夫。”齐武帝听完，就对他说：“这个，你得去看江敩（xiào）、谢蕍他们的意思，我插不上嘴，你自己去试试吧。”于是，纪僧真就打着圣旨的旗号，去拜见江敩。来到江家之后，纪僧真倒是没有客气，径直登榻坐下，结果江敩马上呼唤仆人：“移吾床远客。”不用说，纪僧真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回来后，纪僧真向齐武帝汇报情况，说：“看来，士大夫真不是天子所能够任命的。”

 

类似以上的事例，在南朝特别是宋、齐两代，十分常见。对于这些世家大族高自标置的做法，当时的人说起来，以及后人记录下来，都是以一种赞美的口吻加以叙述的。这个现象只能表明一个事实，即：士庶之间如同霄壤的观念，早已被包括寒门庶族在内的全社会所完全认同，这与东晋时期寒门庶族还经常诉说委屈的情景，大为不同。

士庶之别、如同天隔，既然已经被社会舆论所普遍认可，所以到最后，皇帝干脆发布诏书，直接承认了士庶之间的这个差别。据《梁书·杨公则传》记载：湘州（按，晋朝置湘州，治临湘即今湖南长沙；萧梁置湘州，治大活关城，地域范围自今湖北红安县北界老君山至天台山之河南新县一带）地区素有这样一个传统习俗，就是一些寒门庶族可以通过向官府捐资纳财，谋求州郡的一官半职。后来，杨公则（445-505，字君翼，天水即今甘肃天水人）出任湘州刺史。到任后，杨公则首先发布命令，把这个旧有风俗断绝，规定州郡所有僚属人员全部从“州郡著姓”当中选拔，从而将湘州寒门庶族的出仕之路彻底堵死。再后来，杨公则的做法被梁武帝知道了，梁武帝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要求其他州郡也都按照湘州模式执行。这样一来，就从法律的层面上，将士庶对立、士庶区别规定了下来。

关于梁武帝维护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的记载，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例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一流高门，在梁朝做高级官吏的人，为数甚多，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但毕竟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

另外，梁武帝的统治政策，也直接体现出对门阀士族的特别照顾。《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梁武帝对待门阀士族，能够优待尽量优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以优待。至于对待下层民众，则实行严刑峻法，并大搞连坐族诛，普通人家一人犯罪，则株连九族，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人逃亡，全家都要被抓去做人质。所以说，梁武帝统治时期士族过得十分开心，百姓则穷极无聊。据说有一次，梁武帝到建康南郊祭祀，遇到了一位“秣陵老人”拦住了道路，对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当然，这位“秣陵老人”可能只是史家虚构的一位子虚乌有式的人物，但他的话却反映了梁朝纵容士族的国家政策。

在梁武帝的带头纵容下，当时的王侯子弟，几乎全部“骄蹇不法”，甚至于大白天就敢于在建康的街头杀人抢劫。有了这些高门子弟作为榜样，许多江湖劫贼的胆量也就壮了起来，他们公然在白天杀人越货，遭到追捕之后，就直接藏匿到王侯之家，等到傍晚再出来抢劫。对于这些情况，史言“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梁武帝为什么“难于诛讨”，其实不是真的难，而是因为他执行了一条纵容门阀士族的政策所造成的。

（二）江南士族没落的三大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现象，没有出现在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时代，而出现在皇权政治已经回归的南朝？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门阀政治虽然只存在于东晋时代，但门阀制度、门阀士族、门阀观念，却早在汉末魏晋就已经出现，并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士族在政治上掌权，而逐渐被烙印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这种观念意识并没有因为东晋被刘宋取代、门阀政治恢复为皇权政治而消失，相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强化。因为门阀世族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失去了主导的权力，但是在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等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强大的潜在影响力。

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尽管已经赢得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为了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还需要拉拢、利用门阀士族。刘裕的做法是，一方面尽量限制门阀士族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另一方面却把他们高高地供奉于庙堂之上，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满足和享受。当时人们对门阀世族的仰之弥高，与刘裕等人的这项政策，也是很有关系的。

其次，也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士族内部，是因为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在了下坡的路上，他们之所以再三强调门第阀阅、反复强调士庶之分，正是为了挽救自身趋于衰落的命运。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又是士庶趋于混淆，所谓“昨日卑微，今日士伍”“宋齐二代士庶不分”。

面对士庶混淆的危险，面对大量寒门庶族纷纷挤入自己的行列，受到威胁的世家大族，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提防，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点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世家大族到了南朝，已经在事实上衰落了，但他们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在事实上一步一步成长壮大，但一时之间还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南朝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居于东晋统治地位的几大门阀，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他们进入南朝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被边缘化，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在东晋末年的大变动中，他们都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例如会稽内史王凝之（334-399，字叔平，书圣王羲之次子，中书令王献之的兄长）、吴兴太守谢邈（368-399，谢安侄孙）、黄门郎谢冲、南康公谢明慧、嘉兴公顾胤、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兄弟等，基本上都是在孙恩之乱的时候被满门屠灭，而当谢琰被孙恩临阵斩杀之后，东晋高门中的将才已经灭绝殆尽。从此之后，直到陈朝灭亡，南朝宋齐梁陈的统兵将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基本上与军队的指挥权无关。

世家大族在南朝趋于没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寒门势力的成长。南朝宋、齐两代是士庶区别最严格的时期，恰恰也是寒门势力上升最快的时候，当时中书省的大权完全落入中书舍人之手，而中书舍人一无例外都是由皇帝亲信的寒人担当——“寒人掌机要”，这是大家熟知的史实。事实上，不仅中央机关是由寒人掌机要，地方上也任用寒人为典签，典签监督地方军政大权，有“威行州郡，权重蕃君”之称。

所以说，南朝的士族尽管仍然担任着中央的最高长官，但实际权力却已经逐渐下移到地位低下的次等士族或寒人之手。例如南齐中书舍人茹法亮，深得皇帝宠幸，“势倾天下”，琅邪王氏出身的尚书令王俭，就常常对人说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呢？其根源在于，皇权在伸张过程中与世家大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皇帝为了强化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就必须对门阀大族进行限制，而上升中的寒门地主也希望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皇权与寒门自然就走了一起。因此，宋、齐时期大量出现的“恩幸”或“佞幸”，正是应皇权伸张之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借助皇帝的宠幸，向世家大族展开了夺权的斗争。

除了这个外因，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没落，则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的内在动因。事实清楚地表明，历史发展到南朝，门阀士族已经无力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长大，但求放达不问实务的生活态度，使得他们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政治事务，而专心于空谈玄虚；另一方面，他们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没有也不必有“应世经务”的实际才能。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也能够获得高官厚禄。长此以往，高门士族不仅丧失了实际才能，甚至从思想意识上也鄙薄实干。

事实上，从东晋末年开始，南朝的世家大族就逐渐丧失了军事指挥权，而到了南朝齐、梁之际，他们更加彻底地堕落了。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高门子弟，整天涂脂抹粉、熏衣剃面，出门则乘辇坐车，入门则有人扶持，从来不学习骑马射箭。骑马的话只骑“果下马”，也就是有那种能够在果树下行走的小马，也就山羊大小。所谓射箭，就是那种在喝酒赌钱时所玩耍的、被叫做“投壶”的游戏，因此，高门子弟确实已经没有领兵征战、驰骋疆场的任何能力了。

这些人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还能够依靠祖上的功德、靠“冢中枯骨”得到高官厚禄，并以门第自矜于世人，而一旦遭遇战乱，他们立刻就在劫难逃了。梁末“侯景之乱”，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由于平时很少锻炼，“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结果只能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坐而等死了。大家不难想象，像琅邪王复那样，平时走路都需要丫鬟扶持，听到马叫，就说这是老虎在咆哮，这样的人不死于动乱，那才叫没有天理。

（三）江南士族的消失

梁朝末年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关于这次社会大动乱，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题讲述。这里只简单地说一说“侯景之乱”对南朝门阀社会的破坏。

“侯景之乱”，从本质上来说，肯定是反动的，如果放到今天，叛乱的领导者侯景肯定是犯了“反人类罪”。但客观上，“侯景之乱”却沉重打击了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门阀士族，南朝的许多世家大族，都在这次动乱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侯景之乱”直接摧毁了梁武帝的统治，使得“北强南弱”的局势更加明显。

继“侯景之乱”之后，西魏政权又出兵攻占江陵，从建康逃难而来的三吴地区世家大族，又一次被迁往长安。在这次长途迁徙中，许多原本养尊处优的门阀士族或是死于转徙的途中，或沦为囚虏，不免从事“耕田养马”的卑贱营生。所以说，如果说“侯景之乱”也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对行将没落的门阀统治秩序以最后一击，加速了门阀制度崩溃的进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的门阀士族终于在“侯景之乱”的战火中，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即将谢幕。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梁的失败，也就是南朝的失败。陈亡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在建康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陈王朝，那些幸免于难的世家大族，如琅邪王冲、王通，陈郡谢哲、谢嘏（gǔ）等人，尽管仍在政治上享有高位，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成为门阀制度的装饰品了。他们能够为皇帝做的事情，和从前宋、齐、梁诸朝并无多大差别，不过是禅代之际奉册授玺，“将一家物与一家”，或者是在擢才取士时发表一番空论而已。

公元589年，隋军八路渡江，一举攻克建康，南朝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个栖身之所——陈朝也灭亡了。隋军挟胜利之威，像驱赶牲口一样，将早已凋零不堪的南朝门阀士族和新出的权贵们悉数迁往关中。至此，江南的世家大族，特别是早就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王谢等侨姓士族，几乎从江南完全消失了。这情景，一如唐代诗人韦庄《台城》七绝所描写的那样：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