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会心一笑(2)
心里的珍珠
在儿时的记忆中，故乡是一艘在风浪中行驶的大船，是一片开满银色芦花的沙滩，是一辆吱吱呀呀穿过绿色原野的独轮车，是小河、竹林和袅袅飞升的炊烟……
这种印象是朦胧的，像一首飘忽美妙的诗。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市区长大，回故乡，只是学校放暑假时偶尔的活动，是了不起的远足了。那时候，觉得崇明岛很远，坐在小而拥挤的轮渡上，颠簸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从浩瀚的水面上露出的那一线绿色。是的，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故乡就是那一抹淡淡的绿色。到后来，那一抹绿色才慢慢缤纷扩展，成为具体的画面。
在那一片黑褐色的沙滩上，早已没有了我当年留下的小小的脚印。记得我曾经和家乡的孩子们一起躺在沙滩上，仰望着蓝天白云，倾听着江潮的音乐。就在我沉醉在辽阔自然的天籁之中时，突然感到身上发痒，低头一看，竟是无数小如蚂蚁的螃蟹，它们成群结队，密密麻麻地从水里爬上来，就像遍地透明晶莹的细小珍珠，在阳光下无声地滚动，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惊喜地在沙滩上凝视着这些奇妙的小生命，我无法想象，这些蚂蚁般的小东西，怎么可能长成张牙舞爪的大螃蟹……我的舅舅告诉我，世界上的螃蟹，都是经过长江口从大海里游进来的，崇明岛，是螃蟹的发源地。我深信舅舅的话不会假，任何在海滩上见过这样铺天盖地的小螃蟹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话。我问舅舅，为什么螃蟹都游到崇明岛来，舅舅想了想，笑着说：“因为崇明岛好啊！”
舅舅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走南闯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年轻的时候，他的事业很发达，完全可以到大城市里去发展，可他还是回到了崇明岛。他说崇明岛好，当然也不会错。小时候，我是用一个孩子的目光和感受来体会故乡的好处。这里有辽阔的海滩（我一直把这里的江滩叫作海滩，故乡的人大多也这样叫），有绿色迷宫般的芦苇荡，有彩色的田野，有在城市里看不到的蓝天，有城市里听不到的虫鸣鸟叫，有永远也吃不完的瓜果……在舅舅家的那个大院子背后，有一条小河，水面约莫十五六米宽。这条小河，也是我童年的乐园。在这条小河里我认识了很多种鱼，并且和我的表哥们一起，学会了“狗刨式”游泳，学会了“沉勿留顶”（潜水）……小河边有一片很大的竹园，一到晚上，一群孩子就在竹园里用网捕鸟，宁静的竹园被我们搅得欢声不断……
以上这些情景，距离今天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但回想起来，它们仿佛就在昨天。四十年中，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现在仍用童年的这些印象来向人们介绍崇明岛，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在这四十年中，我曾经在这个岛上生活了七年，我看到过崇明人怎样用坚韧的毅力改造和建设自己的家乡。作为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我也曾参加过对荒滩的围垦。那是在崇明岛最东端，一个叫东望沙的地方，在茫茫无边的海滩上，人群就像我儿时见到的螃蟹那么密集，人们用肩膀，用双脚，用汗水，用高亢的劳动号子，日复一日地在海滩上奔忙。我们筑起了一条长堤，把汹涌的潮水挡在了外面。于是，被长江和东海的浪花冲刷了千万年的滩涂，成了农田，成了岛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怎样评价这种“沧海桑田”的业绩。回想起来，我并不为当年在海滩上流下的青春汗水后悔，它们使我明白了生存的艰辛，也懂得了创业的艰难。崇明岛就是在这样坎坷的跋涉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
这些年，我很少回故乡，但是，崇明岛就像一枚珍珠，藏在我的心里，我经常想起它，并且用我的思念和幻想丰富它，完美它。我想，这种感情，大概是每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所共有的。
最近，我又回了一次故乡。阔别十多年，崇明岛的变化是惊人的。我无法历数那些新修的路，新造的楼和新建的工厂，这样的变化，在故乡到处可以看到。我的八十岁的舅舅去年刚刚去世，我一个人来到舅舅的家，来寻找当年曾给我的童年留下无数美好记忆的旧宅院，然而已经无迹可寻。舅舅家的院子里已经造起了新楼，院子后面的小河早已填平，成了宽阔的公路，河边那片浓荫覆盖的竹园也不知去向。说实话，面对着这些新的景象，我感到怅然若失。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们不会为了保留儿时的美好记忆而阻止新生活的进展。使我欣喜的是，在崇明岛上，竟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森林。那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森林公园，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水杉树的海洋。徜徉在这片飘着鸟语花香的绿色海洋中，我流连忘返。我在想，当流逝的岁月把旧的美好淹没时，新的美好又在人们的手中悄悄地创造出来，这就是生活。我也想起了舅舅在四十年前回答我的话：“因为崇明岛好啊！”
1995年10月
母亲和书
又出了一本新书。第一本要送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关注我的，是她老人家。
母亲的职业是医生。年轻的时候，母亲是个美人，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她年轻时独有的那种气质。儿时，我最喜欢看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穿着旗袍，脸上含着文雅的微笑，比旧社会留下来的年历牌上那些美女漂亮得多，就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那几个最有名的电影明星，也没有母亲美。母亲小时候上的是教会学校，受过很严格的教育。她是一个受到病人称赞的好医生。看到她为病人开处方时随手写出的那些流利的拉丁文，我由衷地钦佩母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是个严肃的人，她似乎很少对孩子们做出亲昵的举动。而父亲则不一样，他整天微笑着，从来不发脾气，更不要说动手打孩子。因为母亲不苟言笑，有时候也发火训人，我们都有点儿怕她。记得母亲打过我一次，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那天，我在楼下的邻居家里顽皮，打碎了一张清代红木方桌的大理石桌面，邻居上楼来告状，母亲生气了，当着邻居的面用巴掌在我的身上拍了几下，虽然声音很响，但一点也不痛。我从小自尊心就强，母亲打我，而且当着外人的面，我觉得很丢面子。尽管那几下打得不重，我却好几天不愿意和她说话，你可以说我骂我，为什么要打人？后来父亲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你不要记恨你妈妈，那几下，她是打给楼下告状的人看的，她才不会真的打你呢！”我这才原谅了母亲。
我后来发现，母亲其实和父亲一样爱我，只是她比父亲含蓄。上学后，我成了一个书迷，天天捧着一本书，吃饭看，上厕所也看，晚上睡觉也常常躺在床上看到半夜。对读书这件事，父亲从来不干涉，我读书时，他有时还会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而母亲却常常限制我，对我正在读的书，她总是要拿去翻一下，觉得没有问题，才还给我。如果看到我吃饭读书，她一定会拿掉我面前的书。一天吃饭时，我老习惯难改，一边吃饭一边翻一本书。母亲放下碗筷，板着脸伸手抢过我的书，说：“这样下去，以后不许你再看书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现在这样读法，会把自己的眼睛毁了，将来想读书也没法读。”她以一个医生的看法，对我读书的坏习惯作了分析，她说：“如果你觉得眼睛坏了也无所谓，你就这样读下去吧，将来变成个瞎子，后悔都来不及。”我觉得母亲是在小题大做，并不当一回事。
其实，母亲并不反对我读书，她真的是怕我读坏了眼睛。虽然嘴里唠叨，可她还是常常从单位里借书回来给我读。《水浒传》《说岳全传》《万花楼》《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格林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就是她最早借来给我读的。我过八岁生日时，母亲照惯例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还买了一本书送给我，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哪个孩子的生日能得到母亲送的书呢？
中学毕业后，我经历了不少人生的坎坷，成了一个作家。在我从前的印象中，父亲最在乎我的创作。那时我刚刚开始发表作品，知道哪家报刊上有我的文章，父亲可以走遍全上海的邮局和书报摊买那一期报刊。我有新书出来，父亲总是会问我要。我在书店签名售书，父亲也要跑来看热闹，他把因儿子的成功而生出的喜悦和骄傲全都写在脸上。而母亲，却从来不在我面前议论文学，从来不夸耀我的成功。我甚至不知道母亲是否读我写的书。有一次，父亲在我面前对我的创作问长问短，母亲笑他说：“看你这得意的样子，好像全世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是作家。”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变得很衰老。为了让母亲从悲伤沉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我们一家三口带着母亲出门旅行，还出国旅游了一次。和母亲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很广，却从不涉及文学，从不谈我的书。我怕谈这话题会使母亲尴尬，她也许会无话可说。
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套自选集，四厚本，一百数十万字，字印得很小。我想，这样的书，母亲不会去读，便没有想到送给她。一次我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前几天，她去书店了。我问她去干什么，母亲笑着说：“我想买一套《赵丽宏自选集》。”我一愣，问道：“你买这书干什么？”母亲回答：“读啊。”看我不相信的脸色，母亲又淡淡地说：“我读过你写的每一本书。”说着，她走到房间角落里，那里有一个被帘子遮着的暗道。母亲拉开帘子，里面是一个书橱。“你看，你写的书，一本也不少，都在这里。”我过去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书橱里，我这二十年中出版的几十本书都在那里，按出版的年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本也不少，有几本，还精心包着书皮。其中的好几本书，我自己也找不到了。我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收藏我的著作最完整的地方。
看着母亲的书橱，我感到眼睛发热，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她收集我的每一本书，却从不向人炫耀，只是自己一个人读。其实，把我的书读得最仔细的，是母亲。母亲，你了解自己的儿子，而儿子却不懂得你！我感到羞愧。
母亲微笑着凝视我，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慈爱和关怀。母亲老了，脸上皱纹密布，年轻时的美貌已经遥远得找不到踪影。然而在我的眼里，母亲却比任何时候都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母爱更美丽更深沉呢？
2000年4月
二寸之间
古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两代人之间，即父母和子女间的距离，为一寸，而祖孙之间的距离，为二寸。这一寸和二寸间的距离，对从前的人来说，差距并不太大，中国人几代同堂，老少共居一室，亲密无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不要说二寸，即便是“三寸”，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关系。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在我出生前的很多年，他就去世了。祖父是崇明岛上一个租别人的田地耕种的穷人，生前没有留下照片，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据说很像我父亲，不过我无法想象。我的祖母却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无比亲切的记忆。我和祖母的接触，也就是童年的三四年时间，我吃过祖母烧的饭菜，穿过祖母做的布鞋，祖母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几个调皮的孙儿补袜子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如同一幅温馨的油画。在记忆里，祖母是慈爱的象征，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的微笑和声音，记得她枯瘦的手抚摸我脸颊的感觉。
我的外公和外婆去世得更早，我只是在母亲那本发黄的老相册上见过外公和外婆。外公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照片上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但我却无法在他的凝视下产生一点亲切感。而我的外婆，在我母亲还是婴儿时就撒手人寰，她是在分娩时去世的，生下的男孩，也就是我最小的舅舅，也没有活过一个月。照片上的外婆是一个绝色美女，眉眼间流露出深深的哀伤，仿佛在拍照时就预感到自己悲剧的命运。尽管母亲曾给我讲过不少关于外公和外婆的故事，但我的感觉，这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和我的关系不大。但是，另一个外婆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却和祖母一样亲切。这外婆并不是母亲相册中那个表情哀伤的美女，而是另外一位慈眉善目的白发老人。我的亲外婆去世后，外公又续弦娶了一个女人，这就是以后和我有了千丝万缕关系的另一个外婆。我和外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很短，还不到一年，那是在我四岁的时候。印象中外婆是个劳碌的人，照顾着很多人的衣食起居，一天到晚忙着，没有时间和我说话。后来，我们全家搬出去住了，去外婆家，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件经常的事情。等我稍大一点，我发现外婆原来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一次，我去看外婆，从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拿出几本线装书，还是她当年读私塾时用过的书，一本是《千家诗》，另一本是《古文观止》。她说：“这里面的诗，我现在还能背。”我便缠着外婆要她背古诗，她也不推辞，放开喉咙就大声背了起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外婆背唐诗摇头晃脑，像唱歌一样，一副陶然自得的样子。她说，小时候读私塾时，老师就是这样教她背的，背不出，要用板子打手心。外婆喜欢的唐诗大多是描绘春天景色的，听她背诵这些诗句，使我心驰神游，飞向春光烂漫的大自然。外婆和我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每年春节，我们都要去给她拜年。从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到中年，年年如此。小时候是跟着父母去，成家后是和妻子一起带着儿子去。外婆长寿，活到九十四岁，前年刚去世。去世前不久，我带儿子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还用最后的力气背唐诗给儿子听。
儿子和外婆之间，是“三寸”的关系了，他对外婆的称呼是“太太”。看到他和外婆拉着手交谈，我感到欣慰。儿子不知道什么“二寸”和“三寸”，但我从小就让他懂得要爱长辈，要关心老人。儿子和我的父母这“二寸”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七年前，父亲卧病在床，我无法带儿子天天去看他，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先打一个电话给父亲，祖孙之间的通话很简单，总是儿子问：“公公，你好吗？”“公公，身上痛不痛？”然后是父亲问孙子：“你在学校里快乐吗？”“功课做好了没有？”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对话，对我的父亲来说，却是他离开人世前最大的快乐。听听孙子稚气的声音，感受来自孙辈的关怀，胜过天下的山珍海味。
外婆去世后，我便再也没有可以维系的“二寸”之间的长辈关系了。每年春天，我和儿子总要陪着母亲去扫墓。站在长辈的墓前，遥远的往事又回到了眼前，亲近犹如昨天。“一寸”和“二寸”之间，此时便又失去了距离。
2000年2月
名字
世界上没有绝然相同的人，但名字的重复却成千上万。所以我总想，好的名字，应该独一无二。其实这根本不可能，除非你把鼠猫猪狗、蝙蝠蛇虫或者偷骗抢盗之类的字眼放到名字里去，可是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呢？记得小时候认识一对陈姓双胞胎，母亲是个穷苦的寡妇，不识字，她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是“陈大鸭子”和“陈小鸭子”，人人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可笑，但人人都忘不了这两个名字。在取名的与众不同这一点上，这位不识字的寡妇可算是颇有创造性了。在我的故乡崇明岛，很多农民喜欢在名字里放一个狗字，这本来很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可是和狗字连在一起的，却难免是一些“金、银、财、福”之类的所谓吉利字眼，于是便有了很多“金狗”、“银狗”、“财狗”之类雷同的名字。人无法免俗，在名字里便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我的名字很一般，但重复率不算太高，是男的，一般不会在名字中放“丽”字，是女的，很少用“宏”字。然而连起来读这两个字，却总是使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使我遇到不少麻烦。我经常收到把我称为“女士”或者“阿姨”的读者来信，使我哭笑不得。常常有一些读者，见面露出意外和惊讶的神色，对着我大叫：“啊呀，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的，想不到你竟是个彪形大汉！”我只能尴尬地一笑，说声“对不起”。最近，收到一位外地学者寄赠的一本厚厚的著作，扉页上竟然也龙飞凤舞地写着“赵丽宏女士雅正”，让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有点不明白，这位素不相识的学者，为什么连我的性别都搞不清楚，却会送他的著作给我，如果知道我是一米八的大男人，他还会不会寄书请我“雅正”呢？
和我的名字完全相同的人，我也遇到过。那是好多年前，在很多读者来信中发现很特殊的一封，写信人也叫赵丽宏，是湖北的一位小伙子。他在信中说：“我一直在收集你的作品，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同名同姓。我为中国有一个和我名字一模一样的作家而骄傲……”这封信使我惊奇，惊的是居然真有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奇的是，和一个作家同名，有什么值得骄傲呢？前几天，我在上海一家最大的新华书店里为读者签名售书，热情的读者在书店的柜台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有一位外地来的女青年，把书放到我的面前时，很调皮地笑着说：“知道我为什么来买你的书吗？”没等我回答，她又说：“我的名字和你一样。”当我在书上写上她的名字，再写上自己的名字时，我和她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本书，是“赵丽宏”送给“赵丽宏”的，真是有点滑稽了。
名字只是生命的一个符号，其实并不重要。丑女并不会因为拥有一个悦耳的名字而变得靓起来，俊男也不会因为名字难听而遭人侧目。不过，自己的名字和别人重复，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作家李准就因为名字和别人重复，不得不用繁体的“準”字以示区别，女作家张洁也曾因为有同名同姓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烦恼不已。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男的赵丽宏和女的赵丽宏，使我感到幸运的是，作家赵丽宏只有一个。
1993年10月26日于四步斋
面孔
造物主真是有意思，世界上增加一个人，就增加一张不同的面孔。地球上数十亿人，数十亿张面孔，居然没有一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孪生的兄弟姐妹，也总有些不同之处。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世界有多丰富？我会回答：你只要看看人的面孔就行了，人的面孔有多么丰富，这个世界就有多么丰富。中国人看外国人，总觉得外国人的脸都差不多，外国人看中国人，也会觉得那一张张黑头发下面的黄面孔大同小异。然而如果中国人看中国人，而且被看的是你的熟人，那一般不会搞错，除非你的视力有问题。
然而人们往往是粗心的，即便是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也未必仔细观察过他或她面孔上每一个细微的特征。曾经有人问一个丈夫：“你能说出你妻子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吗？”那丈夫想了半天，居然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问这话的，也许是个外国人，因为外国人的眼睛色彩丰富，有蓝的、绿的、灰色的、棕色的、金黄色的，而且有的人眼睛如同波斯猫，有好几种色彩，甚至会因时因地而变色。中国人的眼睛都是黑色，照理应该一样，其实也不然，这黑色中，有着深深浅浅、各种不同的层次。那黑眼珠的中心的瞳孔，可能是乌黑的，也可能是深棕色或者深蓝色的，瞳孔周围那一圈，色彩就更是五花八门。就是眼白，色彩也不尽相同，像雪一样洁白晶莹是没有的，有的白中泛青，有的白中泛黄，有的白里透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面孔面孔，面上之孔，这孔，大概就是指脸上的五官吧，而五官之中，变化最多的可能就是眼睛。眼睛如此，面孔的其他部分也一样，仔细谛察，形形色色，无一重复。
人是活的，面孔当然也是活的，否则就成了雕塑。活的面孔更是变化无穷。人们内心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面孔上，所谓“喜怒于心而不形于外”，其实是不可能的，心有所动，在面孔上必定会有流露，只不过有的人无遮无拦，一目了然，有的人含蓄一些罢了。面孔的表情，真是变化莫测，这常使我因此而感慨人心的曲折和阴暗。曾经见到一个我熟悉而且被人公认为谦虚的人，看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和一个老者打招呼，那表情热得如同烧沸的开水。等那老者转身走开，那熟人立刻变了脸，亮晶晶的黑眼变成了灰拓拓的白眼，沸水般的媚笑变成了冰雪般的冷笑，还从鼻子里哼出声音来：“哼，什么东西！”我在惊异这熟人面孔多变的同时，回想他对我的热情，竟也不寒而栗，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大概也曾在我转身的瞬间，从鼻子里哼出过“什么东西”来吧？
说人是“东西”，其实也不错，世上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物质都可以称为“东西”。至于这“东西”究竟何等模样，究竟是美是丑，那就难说了。把别人称为“东西”时，他也许说不清自己是什么“东西”，甚至连自己的面孔是何种模样也未必说得清楚。若不信，也可试试，先凭想象把自己的脸描绘一番，再对着镜子检验一下，恐怕这描绘和实际情形大相径庭。有不少人，早就忘记了自己最真实最自然的表情是什么模样，而对于一切面孔来说，最好看最顺眼的，大概就是真实和自然了。虚伪的面孔，再漂亮，也令人厌恶。
所以我永远喜欢看童稚幼儿的面孔，看他们清澈明净的眼神，看他们笑，看他们哭，看他们用天真困惑的神情看着他们看不懂的成人世界……
1993年12月8日于四步斋
会心一笑
笑，是人类最重要的表情。据说，笑也是人和动物的最重要区别之一。人会笑，而动物，却永远不会笑。因为，笑是感情的流露，人有感情，而动物，没有感情。（这个结论，我一直怀疑。但科学家们如是说。）
笑的表情，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变。有微笑，浅笑，大笑，狂笑；有欢笑，嘻笑，甜笑，苦笑；有讥笑，嗤笑，冷笑，狞笑；有嫣然一笑，嘿然一笑，淡然一笑，哑然失笑；有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有手舞足蹈的仰天长笑，也有含着泪水的无声的笑……可以说，人的感情有多么丰富，人的笑容也有多么丰富。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生理学家做过实验和研究，人的脸部有若干块大大小小的肌肉，你笑时，这些肌肉如果动了多少块，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笑，如果动了不到多少块，就是强颜欢笑，是假笑（恕我粗心，忘记了具体的数字）。读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就笑起来。这笑，当然是真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实验很滑稽。生理学家做实验的前提没有错，人类的笑，无论样子如何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其实无非两种：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自然的笑，另一种，是情不由衷的假笑，是一种和心灵并不统一的表情，俗话说的“皮笑肉不笑”，就是这样的笑。我想，如果每笑一次都要用仪器来测量一下，那是何等麻烦而又可怕的事情。好在永远不会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测试，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测试。因为，你的笑是发自内心，还是装模作样，明眼人一看就懂。当然，那些天才的表演大师不在此列。
笑，如果发自内心，笑得由衷，笑得自然，笑得酣畅，笑得情不自禁，这笑容，也许是人类最动人、最美丽的神态和表情，这是灵魂灿烂的面孔，是心灵愉悦的歌唱。生活中如果到处能遇到这样的笑，你会感到这世界年轻，会感到阳光拂面。你心头的阴郁会渐渐消散，你的脸上也会情不自禁地浮出一片微笑作回报，这微笑的起源是你被感动的心灵……可惜，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笑。那些虚伪的、情不由衷的笑，使晴朗的心情变得阴郁，使明亮的眼睛蒙上灰尘，使人与人之间透明的关系变得含混不清、危机四伏。在这些不自然的笑容背后，暗藏着什么？是空虚，是伪善，是怯懦，是畏惧？是冷漠，是阴险，是凶狠，是无耻？是虚与委蛇的敷衍，是居高临下的自傲，是六神无主的惊慌，是不可告人的觊觎，是自以为是的蔑视……或者，是连假笑者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某种阴暗的情绪？也许，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无意识的脸部肌肉抽动，使观者产生了误会……
很遗憾，我无法诠释笑的全部含义，正如同我无法揭示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一样。然而，我还是喜欢看到真诚的笑，看到那些发自内心的美丽的笑。面对着这样的笑容，我会自然地报以会心的一笑。人和人之间，多一点这样的会心一笑，该是多么和谐，多么美好！
1997年1月12日于四步斋
电话
电话，默默地躺在我的书桌上。看上去，它冷静，不动声色。然而谁能说它只是一台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机器呢？
我把电话当成一个朋友，因为它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使我坐在家里也能与社会发生联系。它使天涯成为咫尺，使无法见面的朋友随时可能交谈，使一些本来要跑断腿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分钟里得到解决，也使你能应付那些你不想见到却必须和他对话的人。
然而，它绝不是一个沉默宁静的朋友。一旦铃声大作，它就会变成某个你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个通过电话找到你的人就要开始和你说话。你必须俯首帖耳，耐心地和它交谈。
电话里传来的，也许是简洁的三言两语。而这三言两语，可能是温馨的问候，是一个出乎你意料的喜讯，也可能是无妄的责难，是一个使你悲伤的消息，当然，也常常会是一个拨错了号码的人，在大声报出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后，或是用陌生的声音匆忙地道歉，或是一边抱怨一边重重地挂上话筒，仿佛他拨错号码是你的过失。
最烦人的是喋喋不休的唠叨。电话中的那一位有的是时间，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地找话题和你聊天，他们忘记了，时间对你是多么宝贵。而你恰恰还没有学会打断别人的话，还没有学会随时挂断电话。
最可怕的是半夜被铃声闹醒。在睡梦中，骤然大响的电话铃声如惊雷，如警铃，如不速之客的敲门，如一切使你心惊的声音。在被那惊心动魄的铃声闹醒的瞬间，你会忘记自己魂在何处，身在何时，那急促而又神秘的铃声充满了整个世界，你却一时想不起这是电话铃声……半夜的电话如果确实有紧急的事情，或是地球另一边的朋友忘记了时差，那还无可抱怨。可气的是，有时等你醒过神来拎起话筒一听，对方竟是个醉醺醺的酒鬼，他趁着酒意随便拨了一个号码，正好就拨通了你的电话，听他用含糊不清的话对你乱吼乱笑一气时，你的脾气再温和，也会愤怒地挂断电话，甚至恨不得把电话扔出窗外……
编派了电话的种种缺点，你依然无法否认电话的好处，否则，你费钱费力去装它干什么？聪明的现代人，会想出办法对付生活中的一切尴尬，对电话，当然也一样。听说电话中已经有无数功能可帮助你摆脱烦恼，然而我还没有学会去开发利用。看来得花工夫学。
1997年1月11日于四步斋
鸡的故事
去年夏天某日，有朋友来，送了一对活鸡。是一对未成年的童子鸡，毛色金黄，尾羽尚未丰满，鸡冠也小，而且没有鲜艳的红色，淡淡的嫩红而已。
城里人早已没有了饲养活鸡的习惯，两只血气方刚的雄鸡，会跳，会叫，把个卫生间弄得一片喧闹。大人们为这两个小活物烦恼，兴奋而快活的是我五岁的儿子小凡。单调的生活中能增添这样两个活泼的鸡朋友，对他当然是天大的喜事，只见他在卫生间奔进奔出，忙得不亦乐乎。
活鸡太闹，绑起来吧，妻子倒提起活鸡，用一根尼龙绳缚住它们的脚。
小凡在一边大声抗议：“为什么？为什么要捆它们的脚？”
妻子说：“它们太闹，爱乱跑。”
“如果我也爱乱跑，你也把我捆起来吗？”
“它们是鸡，你是人，不一样啊！”妻子嘴里这样说着，手上也作了妥协——只用绳的一头缚住鸡的一只脚，绳的另一端系在桌腿上，这样，鸡在地上便稍许有了一点儿走动的自由。
“我们把它们养起来，让它们陪我玩，好不好？”小凡满怀希望地请求。
“好好好好，不要烦了！”妻子有点儿不耐烦，用一连串的“好”字打发小凡。
小凡觉得妈妈态度不明确，便到书房里找我求助：“爸爸，我们把两只鸡养起来，好吗？”
孩子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也不耐烦，便随口应付道：“好，快去玩吧！”
“噢！我们养鸡喽！”小凡手舞足蹈地从书房奔出去，他信任我，家里顿时回荡起他的欢呼。
下午小凡睡午觉时，阿姨咔嚓咔嚓两剪刀杀了那一对童子鸡。小凡睡醒起来，兴冲冲地奔进卫生间，两只鸡已经褪尽了羽毛，开膛破肚地躺在盆里了。小凡惊呆了，瞪大的眼睛里泪如泉涌。我和妻子默默地看着儿子，不知他会说什么。
“你们骗人！”小凡哽咽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你们不是说不杀它们吗？不是说好养它们的吗？你们骗人！你们言而无信！”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言而无信”这成语，是我不久前教他的，他用得顺口，而且恰如其分，我确实是言而无信了。
“你们为什么要杀它们？你们残忍！”
“因为它们是鸡，是给人吃的！”
妻子的回答，听起来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无法平息小凡的愤怒和迷惘。他又责问道：“你们不是教我要爱护小动物吗？鸡不是小动物吗？你们残忍！”看着儿子那对泪光晶莹的眼睛，我的心为之一颤。你们骗人，你们残忍——这是他对我们的言行的评判。我一时不知如何来改变他的这种评判。
在晚饭的餐桌上，鸡已经变成了香气诱人的佳肴。玩饿了的小凡似乎已忘记下午那场争论，吃得津津有味。我和妻子相视一笑。
等晚餐结束，我笑着问：“小凡，你知道那两只鸡现在到哪里去了？”
小凡一愣，盯着桌上的鸡骨头，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于是我便开始讲为什么要杀鸡的道理。道理当然很简单，有些动物，生来就是为了做人类的食物，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饲养捕杀各种各样的动物，把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譬如那两只已经只剩下骨头的童子鸡。人类词典中的残忍、怜悯之类的词汇，不是为这些做食物的生命们创造的。
小凡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接受我这成人世界的理论。而且，那两只鸡的一部分已在他的腹中，他似乎因此而理亏，再也无法为自己辩解。然而，我并没有因我的胜利而产生丝毫的喜悦。小凡目光中那种失落和惘然，使我无法释然。孩子长大成人，是不是必须不断地以这种失落为代价？他们失落的和获得的，究竟哪一种更为珍贵？
1990年3月
卖残忍
残忍也可以卖钱，信不信由你。
那天带儿子上街散步，看到路边围着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走江湖卖艺的，是在表演“气功”。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女孩，躺在脏兮兮的水泥地上，腹部压着一块大钉板，许多锋利的铁钉刺在她身上，钉板上压着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一个又矮又胖的北方汉子，光着上身，神情亢奋地围着小女孩转，口中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喊：“快给钱吧，快给钱吧！要不然，小姑娘的肚皮要被刺穿啦！快给钱！快给钱！”
这景象，把七岁的儿子吓坏了，他拉紧了我的手，焦急地催促我：“爸爸，地上的小姐姐要被压死了！快给他们钱吧！”我赶紧掏出一些零钱丢到地上。人群中也不断有人把钱丢出来。可那汉子似乎并不满足，仍然兜着圈子大喊大叫，并且又从地上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要往小姑娘身上压。这时许多人惊叫起来：“好了好了！不要再压了！”那汉子嘿嘿一笑，眼看不断地有钱飞到他脚下，便放下石头，不慌不忙地一一捡起地上的钱，放到一个提包中，然后才搬开小姑娘身上的石头，收起那吓人的钉板。小姑娘神色木然地站起来，蜷缩到一边，像一只可怜的小羊羔。
大概因为收入可观，那汉子很得意，他笑着问观众：“刚才的表演好看不好看？”观众沉默，儿子悄声对我说：“不好看！”我想拉着儿子离开，然而儿子不想走，好奇胜于恐惧，他坚持要往下看。
“好，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看，下面来一个更精彩的！”那汉子拍着油亮的胸脯，一把从地上拖起小姑娘，抛上抛下地耍弄了一番，最后突然使出令人惊心动魄的一招。他让小姑娘在地上站定了，两只粗壮的大手拗紧了小姑娘那细如芦柴的手臂，嘴里大喝一声：“诸位看官，这小姑娘的手臂要断了！看好！”说罢，咬牙切齿地用力一拗，只听见那小手臂的关节处发出清脆的断裂声。观众一阵惊叫。有人大声阻止他，可他紧接着又拗小姑娘的另一只手臂。拗断了肘关节，又拗肩关节。最可怕的，是拧脖子……在人们惊悸的喊叫中，小女孩全身上下的关节似乎都被他折腾得脱了臼。做完了这一连串粗暴可怕的动作，那汉子拍了拍手，又开始绕着小女孩大喊大叫：“嗨，先生们，女士们，现在，这小姑娘的关节都断了！要问她痛不痛？痛！当然痛！如果大家可怜她，赶紧行行好给点钱吧！”那女孩脸色苍白，耷拉着脑袋，弯腰站立在人群中间，两条手臂晃荡如风中断草……
钱，雪片一般飘到小女孩的身边。那汉子笑容满面，一边作揖，一边利索地从地上捡钱。看样子，他还得让那小女孩站下去、痛下去——只要观众的口袋里还有钱。
我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怒喝了一声：“你可以结束了！”观众也纷纷喊起来：“好了，不要再折磨孩子了！”那汉子一愣，复又满脸堆笑，走到小女孩身边，口中唱歌一般叫道：“好，好，看大伙儿心多好！来了来了，俺救你来了！”叫罢，抓起女孩的小手臂一拉一推，捧着她的小脑袋使劲一扭，又浑身上下拍打捏弄了一番，小女孩便恢复了常态。这时人们的疑惑是：“刚才的断臂，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去的路上，儿子问我：“那个小姐姐是那个赤膊的人的女儿吗？”我只能回答不知道。儿子又问：“他为什么对那个小姐姐那么坏？”我回答：“他是为了让人们给他钱。”儿子想了想，自言自语道：“真残忍！”
我想，还有什么评论比孩子的这种感觉更为准确呢？残忍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来卖钱，岂不是文明人类的莫大悲哀。
1992年6月于四步斋
蛇
恐惧大概并不是一种先天的情绪。成人以为是可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在幼儿眼里，也许有趣得很。
七年前我从墨西哥回来，带回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一条蟒蛇的合影。那是在访问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制片厂时，参观一群动物演员，其中有一条三米长的大蟒蛇。主人怂恿我和蟒蛇合影，为了不让对方低估我的胆量，我就硬着头皮让那条大蟒盘到我的身上，感觉它那冷冰冰的躯体缠住我的身体，摩擦我的脖颈，看它用一对小而贼亮的眼睛盯着我，看它张嘴向我吐着血红的舌头……在照片上，我还强颜欢笑，其实心里非常紧张。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可以称作是恐怖的情景之一。回到家里，所有来看照片的人都对我和蟒蛇的合影印象最为深刻。当时儿子才一岁多一点，还不会说话，别人看照片，他也要凑热闹，非要挥动着小手来看一眼不可。他最感兴趣的，也是这张画面上有蛇的照片。在生活中，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蛇，他因此感到新鲜。对蛇的第一印象，在他大概是很亲切的，这巨大的长虫既然可以和自己的父亲这么亲热地缠在一起，当然是一种可以亲近的动物了。
大概是儿子两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到公园里去。那是一个春日的下午，有很好的太阳。公园里来了一个马戏团，每天傍晚表演马戏，下午，是动物们休息的时候。那天下午，公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带着儿子走进了马戏团的后院。那是一片草地，草地上放着一排兽笼，笼中关着黑熊、狗、猴子和山羊。还有一条近三米长、碗口粗的大蟒，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进入这个动物世界，儿子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最感兴趣的，不是笼子里的那些动物，而是躺在草地上的大蟒。他用力甩开我的手，跌跌撞撞地向大蟒跑去。我想阻拦他，已经来不及了。他三步两步就跑到了大蟒跟前，并且向大蟒伸出手去。我奔到他身边时，他的小手已经摸到了大蟒的头上。笼子里的猴子们突然惊惶不安地上蹿下跳，发出尖利的叫喊……
若在常人的眼里，儿子手摸蟒蛇脑袋的情景大概千钧一发，异常惊险。我虽然很紧张，但还不至于吓得慌了手脚，因为我知道马戏团的大蟒必定是受过训练，一般温顺而不伤人。当看到大蟒没有什么反应时，就更大胆了，索性和儿子一起，在大蟒身边蹲下来，看它有什么反应。那大蟒大概是受了惊吓，突然从草地上竖起身子，双目炯炯地盯着儿子，火红的舌头在嘴里一伸一缩，样子极其可怕。儿子却觉得很好玩，他的小手又向大蟒的头伸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儿子的小手触到大蟒的头，从兽笼后面猛地冲出一个小伙子，拉住蟒蛇的尾巴，一下子把大蟒拖开了。
“你！怎么啦？”小伙子愤怒而又困惑地指着我大喊，“你是不是有病！让小孩去玩大蟒，不要命啦！”
“这蟒蛇，会咬人吗？”我笑着问。
“不咬人，它也是蛇啊。如果被它咬一口，怎么办？”小伙子一边把大蟒关进笼子，一边摇着头，“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一个做老子的把自己的儿子往蛇嘴里送！告诉你，它一口能吞下一只兔子呢！”
我和那小伙子对话时，儿子仍然吵着要去和那条大蟒玩，他根本没有害怕的意识。对那个把大蟒拖走的小伙子，他的意见可大了，嘴里不住嘟囔着：“叔叔坏，叔叔坏，还我蛇蛇，还我蛇蛇。”
此时，被儿子亲热地称作“蛇蛇”的大蟒，正焦灼不安地在铁丝笼子里翻腾，血红的舌头从铁丝网里不停地往外吐着……
听着小伙子的话，再看笼子里的大蟒，我真有些后怕了。回想刚才那一幕，确实有点儿可怕，这样冒险，真是拿儿子的小命开玩笑了。我怎么成了如此鲁莽的父亲？
转眼这故事已经过去了六年多。儿子九岁了。在他后来接触的大部分故事中，无论是电影银幕、电视荧屏或是各种各样的书籍，蛇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凶恶残忍的。在他的心目中，蛇简直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在幼儿园里，他曾经为小朋友们背诵过《农夫与蛇》，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在后来创作的图画中，他把蛇画成了面目狰狞的妖魔。其实，自打那次在马戏团的后院里摸大蟒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接触过蛇。最近，我把他小时候不怕蛇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几乎不敢相信。
“真的吗？我敢去摸大蟒蛇的脑袋？”
“真的。”我又问他，“假如现在再叫你和一条大蟒蛇待在一起，你敢不敢？”
“当然不敢。”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回答完之后，他似乎有点儿想不通，“咦，奇怪了，难道我现在还不如小时候勇敢？”
我告诉他，并不是他现在不勇敢，而是他小时候还不懂什么是恐惧。
1994年1月26日于四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