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精选
案例一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1977年7月，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刚刚复出，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邓小平复职后的第一个大举措，便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实现了决定性的大转折。
1977年8月4日，在邓小平提议下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是小学毕业的程度，他们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其他科学家也踊跃发言，一致建议国务院恢复高考制度。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话音未落，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掌声。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由于许多人还被“左”的思想所束缚，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陷入徘徊状态。就在此次会议期间，有人说出了几句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在这种僵持与徘徊之际，《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巧妙地推动那根沉重的顶门杠。他在采访本次招生会议期间，看出迟迟定夺不下来的症结所在，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得到同意后，又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这次座谈会一结束，穆扬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众人的努力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内参送上以后，邓小平同志马上做出了反应，他看出这次招生会议迟迟不能做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在，于9月19日专门同教育部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人的顾虑与裹足不前。这次谈话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这一天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直接对招生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自此。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文件公布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雪片似的飞来了各种各样的询问信，无数个渴望考大学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亲人，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探询这次招生的细则。招生办的同志们成了社会上最忙碌也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他们从此没有一刻休息时间，热情地接待各方来访者，向他们讲述恢复高考的各种具体措施与实施办法。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77级与78级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了1160万！参考人员有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和回城的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等。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来源，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就这样，1977年的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在这个春意涌动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如今，30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丰厚的遗产。
资料来源：赵铁．春风重度玉门关——邓小平和恢复高考 [N]．三晋都市报，2007-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