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精选

案例一 反“右派”斗争始末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先后爆发了“波匈”事件。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也比较突出，有罢工、罢课事件的发生，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党的执政地位面临考验，党的建设亟待加强。为了更好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中央从1957年4月起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群众以“鸣放”的方式帮助共产党整风。就在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提出批评建议之时，也有少数人公开提出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中共中央遂决定转而进行反右派运动，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上的重大失误，影响深远。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著，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教授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轰动，北大教授傅鹰在北大座谈会上言辞激烈的发言引起震动，两位教授成为3月、4月的代表人物。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指出：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有必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从5月开始至6月初，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先后召开了38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有180多人次发言。《光明日报》先后在上海、广州、兰州、沈阳等九大城市召开党外人士及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并及时报道，整风进入“大鸣大放”阶段。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章伯均、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的发言被毛泽东认为是“大毒草”，称他们为“章罗联盟”。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作为党内文件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认为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篇文章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得出结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按着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标志着全国的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各行各业全部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在更大范围展开。中旬，中央在青岛开会进一步布置反右斗争，毛泽东发表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反右斗争逐步转向党内。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犯有温情主义的错误，使已经扩大了的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1958年夏，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全国有552877人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半数以上的右派分子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许多人戴着右派的帽子凄然离开了人世。

1959年9月，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分五批给大约30万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摘帽右派”。“文革”期间，右派分子又被罪加一等，长时间等同于“地、富、反、坏”，成为“黑五类”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三中全会“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精神，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改正，改正错划右派工作于1981年大体结束。

资料来源：刘勇、高化民．大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论争实录 [M]．广东：珠海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