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评析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利用政权的力量去剥夺资本家的资产，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财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从同仁堂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遵循了“和平改造”方针，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政策，创造了在工业中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经销代销等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发展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运用和平赎买政策，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私人企业有秩序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在所有制的巨大变革中，没有出现生产力的破坏和停滞现象，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立的阶级斗争，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化，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一次极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

案例二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的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采。

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超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尊重他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同志”这个称呼就体现了这种觉醒，它取代了反映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称谓。你称旅馆服务员或人力车夫（当时还存在）“同志”，他们反过来也称你“同志”。这跟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的意识取代了“我”的意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资料来源：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