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评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王明所犯“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没有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出发，而只靠死记硬背马列主义词句，只靠共产主义国际的“尚方宝剑”，脱离实际，套用其他国家、其他党的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注定要失败的。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总结抗日战争中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特别是总结我党所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基础上召开的，同时也是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次清算和批判大会。会议的召开，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清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斗争，不断总结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案例二 “进京赶考”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前往北平（北平不久后即改名为北京）。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所提到的李自成，虽然率领农民革命军迅速攻占了北京，宣布了建立大顺朝，自称大顺皇帝，但是实际上他连改朝换代也没有做到，就像一颗流星一样转瞬间消失了。他在山海关战败后退出了北京，很快就兵败被杀。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样快呢？毛泽东指出，这是他胜利时骄傲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包括他对形势的认识和做出的决策等各种错误，也包括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指出的，李自成一进北京就改变了他“能纳入”（即能听取不同意见和批评），“采取民主的合议制来解决重大问题”等良好作风和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因遭到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和明朝；但这些胜利的起义最终也挣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它们做到的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统治的改朝换代，这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农民起义的失败。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更不用说像革命、夺取政权这样的大事，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取得成就和胜利，骄傲自大必然招致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20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接着讲了大革命后期（指1927年上半年）的骄傲，导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并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1930年一些同志因为红军打了一些胜仗而骄傲，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错误，也使革命力量受到一些损失；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些同志又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与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指抗战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使部分地区的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他说：“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前的1949年3月23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地遵循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去想问题办事情，因此他们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迅速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地接管官僚资本企业并收回外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企业，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迅速地恢复遭到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迅速地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以后，又创造性地基本上完成了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资料来源：金冲及．毛泽东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