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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

1937年11月底，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王明是为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而回国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了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共产国际则推举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贯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王明自认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理所当然是中共领导人。他以钦差大臣自居，12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做报告，流露出明显的右倾投降思想。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过去太强调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毛泽东清楚，如果按照王明的错误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

王明在延安只住了十天，就急于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急于去同国民党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此间，中共中央同意王明指名要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任弼时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8年7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回到延安，这时，在武汉的王明坐立不安，同时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预感到情况不妙，所以连耍三个诡计：一是电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领导、委员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二是电告王稼祥到武汉单独与之商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问题；三是回电中共中央，说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由他来做。三个诡计被一一否定后，王明才勉强来到延安。

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打听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城内一座旧教堂内举行。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稼祥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军队执行着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全党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在中央领导机关内，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扰起了重要作用。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对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是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等，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资料来源：邓力群．伟人毛泽东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