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多来这里（井冈山）看看很有必要，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

所有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2016年春节视察江西井冈山时的讲话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从这里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从这里铸成，井冈山革命精神在这里诞生。巍巍五百里井冈，以其彪炳千秋的不朽伟绩浓墨重彩地载入了气势恢宏的中国革命史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坐落在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区域主体跨“六县一山”，即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以及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红色势力曾扩展到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万安、泰和、桂东、资兴等县边地皆属根据地的外围屏障。这块根据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的革命斗争，汇聚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平江起义等多支革命武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跌倒在血泊之中。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和复兴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发动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组织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等省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观点，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加领导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湘东、赣西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长沙的城市暴动。

9月初，毛泽东来到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安源、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9月9日，起义开始发动，工农革命军各部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分路向长沙推进，准备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各部先后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部署，命起义军各部转向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迅速撤离现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次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转移的伟大战略进军。从形式上看，这一转移是从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城市的退却；实际上，又是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的新的进攻，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3日，当部队行至江西萍乡的芦溪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仅余不足千人，组织上和思想上出现了严重混乱。29日，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措施是：（1）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有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3）部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部队从三湾出发后，于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召集部队干部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在奎联书院的文昌宫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对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实际做出了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0月7日，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一部，历经艰难曲折，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迅速恢复或发展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分别建立了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武装于1928年2月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为加强工农革命军的建设，毛泽东于1927年底为部队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并于1928年春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相继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建立了县、区、乡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割据，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到宁冈，批评井冈山前委“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地向外发展。因而，要求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支援当地农民暴动，结果使井冈山地区被江西敌军占领一个多月，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二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因遭到强大敌人围攻陷于失败。朱德、陈毅率领一支约2500人的余部，沿闽粤赣边界地区向西转移。11月中旬，当朱德等人在赣南得知井冈山的割据情况时，即派毛泽覃（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宣传科长）上山与毛泽东联络。12月，井冈山前委派出何长工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翌年1月，朱德所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5个县的革命政权。不久，由于湖南、广东两省敌人的联合进攻，起义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间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总兵力约万余人（不久，由湘南农军编成的5个团即奉命返回湘南；第四军遂取消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共6000余人）。5月4日，第四军在砻市隆重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暨第四军成立大会。

朱、毛两部的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28年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等项任务，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红四军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随后，又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3个委员会。边界地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的完善，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毛泽东在5月至7月之间，三次深入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前后住了40多天，在贺子珍等人的协助下，调查研究，指导分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给偏僻贫困的农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民众利益奋斗的，激发了他们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湖南、江西两省的敌人派遣重兵，连续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少时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到十八个团。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击破了敌人四次“进剿”。特别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红四军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军事胜利。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红军和赤卫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成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色彩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还有吉安、安福各一部，割据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进入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三

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连续派代表（袁德生、杜修经、杨开明）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反对远离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出击湘南，决定“继续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会后，毛泽东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了永新联席会议做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并请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

7月初，湘、赣两省的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企图东西对攻，两面夹击。红四军为挫败敌人的企图，将部队分为两部：朱德率第28、29团袭击酃县和茶陵，威胁和牵制湖南敌人的后方；毛泽东率第31团在永新相机破敌，阻止湘、赣之敌两路会合；袁文才率第32团坚守井冈山。7月12日，第28、29团顺利攻克湖南酃县。这时，随该部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特委书记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远在永新的机会，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关于不去湘南的决议，附和第29团官兵（多数是湖南宜章的农民）欲回老家的情绪，鼓动部队向湘南开进。尽管朱德、陈毅和军委一再做工作，但第29团官兵回乡心切，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28团也不得不跟着冒进湘南。进抵湘南之后，第29团便自由行动，散回家乡。由于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第31团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得不退入永新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

不久，江西的国民党军发生内讧，进占边界地区的敌人相继退走。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第31团第3营离开井冈山前往桂东，去接应从湘南撤回的第28团；以第31团第1营和第32团袁文才、王佐部留守井冈山。8月下旬，湘、赣敌军出动8个团，乘红四军主力尚未返回，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30日，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要隘黄洋界发动猛攻。红军少量留守部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这次战斗，被毛泽东称为“边界名战之一”，并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边界地区，先后取得遂川、茅坪、新城三次战斗的胜利。这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原湘军第八军营长毕占云和原赣军第十八师营长张威，先后各率一部兵力起义，参加红军，分别被编为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5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新的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到11月底，井冈山根据地恢复到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一块南北狭长的割据地区；此外，还有未与大块地区连接的莲花县上西区、永新县天龙山区和万年山区等。根据地面积恢复到近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

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700余人来到宁冈，与红四军会师。当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原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第1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建立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11月，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地区靠拢，欲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另一部由黄公略等率领，继续在平江、浏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后，于翌年初被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团长。红五军的到来，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四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队，出动18个团3万余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翌年1月4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井冈山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亦称柏露会议。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一则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二则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以彭德怀之红五军和第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并与外线部队互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28、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程。这时，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仅有千人左右，红五军指战员“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1月16日，敌军兵分三路逼近井冈山腹地，守山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做好了迎战准备。26日，敌人向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和黄洋界五大哨口发动猛烈进攻，而尤以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的湖南敌军最为凶猛。红五军官兵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昼夜鏖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29日晚，黄洋界方面的敌人收买了一个在山里捉石蛙的游民当向导（后来此人被王佐处决），抄小路插到黄洋界侧后的小井。残暴的敌人野蛮地杀害了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重伤员，随后侧击黄洋界，夺占了这一重要哨口。30日，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部分敌军插入井冈山中心地区。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彭德怀于当晚收拢部队，由荆竹山向赣南突围，井冈山沦于敌手。第32团王佐部散入深山密林，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红四军主力下山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赣南挺进。敌军急忙抽调重兵，进行尾追和堵截。1月28日，红四军在大余同敌军三个团作战失利，部队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红军每日急行军90华里以上，且行军路线都是崎岖坎坷的山岭小道，情况极为困苦。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然而，红四军依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官兵的紧密团结，奇迹般地战胜了困难。2月11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战场，将紧追而来的敌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800多人，缴枪200余支。大柏地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随后，红四军挥师北上，进抵东固，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会合，进行了短暂休整，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但是，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围魏救赵”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遂决定乘福建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转向闽西进军。此后，红四军会同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之后，经过艰苦转战，于1929年4月初在赣南瑞金与红四军再度会合。5月，彭德怀根据前委的决定，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割据，以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相配合。1930年2月，因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同时湘赣边界特委与赣南、赣西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以后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伟大的井冈山斗争，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红色历史资源。

与井冈山道路连在一起的井冈山精神，江泽民同志精辟地、科学地把它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历史，井冈山精神则作为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穿越时空，永放光芒。朱德同志称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这既是指其开辟新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首创性，也是指其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原创性。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它是“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它的丰富和展开。此后的长征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新时期的“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都是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具有时代内涵的发展。这些精神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观，一起熔铸和培育成为一种革命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井冈山精神以其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光辉卓绝的道德人格典范，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成为维系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革命的民族精神的源头及伟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