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张骞的驼队到郑和的云帆

华夏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的最初往来，也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列岛绳纹文化前期的玉珏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玉珏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可作为长江下游和日本之间曾经发生交往的旁证。

从成书年代大致相当于战国前后的《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逸周书》等古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人对于包括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在内的广阔区域内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的初步了解。这种对于远地的知识，也反映了交通进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文化交往，还有考古资料以为实证。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的事迹。其往返行程，大约可达3.5万里，前后经历约两年。

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都看作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其中记事记言，形式颇与后世逐日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和《实录》相当，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事迹，在其他史学经典中是有踪迹可察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为平定徐偃王之乱又长驱归周，一日千里的故事。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序》说，这部书记载的地名人名以及宾祭礼仪器物等，都可以与其他古籍相印合，其实反映了“今葱岭绝西”地方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交流，“西周以来，往来互答”的事实。不少学者将《穆天子传》看作文化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的作品，有人“假定其为中山人之西游记录”。有人看成“魏人之作”。也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

对于《穆天子传》中“天子西征至于玄池”的文句，刘师培解释说，“玄池”就是今天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咸海。而下文随后说到的“苦山”、“黄鼠山”等，则更在其西。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则认为其西行的极点，“盖在波兰（Poland）华沙（Warsaw）附近”。他指出，通过穆天子西行路线，可以认识上古时代亚欧两大陆东西交通孔道已经初步形成的事实。顾实还提到孙中山在与他交谈东西交通问题时所说的话：“犹忆先总理孙公告余曰：‘中国山东滨海之名胜，有曰琅邪者，而南洋群岛有地曰琅邪（Langa），波斯湾有地亦曰琅邪（Linga），此即东西海道交通之残迹，故三地同名也。'”他回忆说，孙中山当时手持一册英文地图，一一指示。顾实感叹道：“煌煌遗言，今犹在耳，勿能一日忘。然上古东西海道之交通，尚待考证；而上古东西陆路之交通，见于《穆传》者，既已昭彰若是。则今言东西民族交通史者，可不郑重宝视之乎哉！”

琅琊在今山东胶南南，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北上，曾经在这里建港。秦始皇东巡，曾经3次行临琅琊。在这里，他曾查问方士徐福连续数年入海求神药的收获，又有梦见与海神交战的故事。汉武帝也曾经在出巡时多次经行琅琊。海上见闻，对于长期居于内陆的人们来说，显然富有神秘主义的意味。而大一统王朝帝王们的海恋情结，又暗示其内心对未知世界的热切向往，以及如海潮一般不能平息的政治进取意识。秦皇汉武的事迹，说明琅琊久已成为名港，在海上交通史上形成显著影响是必然的。然而对于确实可能发生的启航于琅琊的海船远涉重洋以致“琅琊”港名移用于南洋和西洋的情形，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研究。

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早期的陶器、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已经可以发现有关迹象。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制作的丝织品。这批墓葬的下葬年代，大致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最突出的例证是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这座墓中还发现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有学者认为，从车的形制和随葬的丝织品推测，都应当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不过，这些社会文化现象当时并没有进入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视野，因而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被誉为“凿空”。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令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9）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张骞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拘禁10年方得逃脱。他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向匈奴宣战复仇。张骞只得东返，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13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张骞后来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出使乌孙。张骞抵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张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政治军事使命，然而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使者而创造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此行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

东汉时期，被封为“定远侯”的班超，也曾经为中西交通的发展创立过不朽的历史功绩。

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府抄录文书以维持生计，后来决心仿效张骞等人立功异域，投笔从戎，从军出击匈奴，又使西域，平定50余国，以功封定远侯。汉和帝永元二年（90），贵霜（辖地包括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西部）远征军7万越过葱岭入侵。班超坚壁清野，进犯者抄掠无所得，联络龟兹以求救，又为班超伏兵截击，于是被迫撤军。永元六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8国兵7万余众征讨焉耆。焉耆王降。班超以坚定勇毅的风格用兵镇伏反对汉王朝的势力，威震西域。西域50余国于是都专心归服，遣质子臣属于汉。

汉和帝永元九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的使团来到今伊拉克境内的条支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入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梁启超后来就此曾经发表言辞深切的感慨：“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记录。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唐代诗人杜牧有“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的诗句，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一时期民间商队的往来却并没有中止。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Pliny,23—79年）在他的名著《博物志》中记载了中国丝绸运销罗马的情形：“（赛里斯）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当时中原与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联系，有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明。从徐州贾旺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画面看，当时人已经有了对于出产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长颈鹿的认识。山东曲阜和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以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所见裸体人像，据有的学者研究，“都间接出自希腊罗马的裸体石雕艺术”。

在班超经营西域以及甘英试探西海之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

汉代外交以“博望”“定远”作为成功的标志。唐代国威强盛，却没有大规模的远行出使记录。当时的外交，有所谓“万国朝未央”，“万国拜含元”的形势。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说，“唐宋以还，远略渐替，我航业不振者垂数百年，及明代而国民膨胀力，别向于一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规模较大的出使，以明成祖时郑和涉远洋出使最为著名。

明朝永乐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国家比较强盛，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和海外诸国的往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外交和外贸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是有在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郑和于明成祖时任为内宫监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28年间，郑和奉明王朝之命，率领庞大的船队7次出使西洋。郑和的船队曾先后访问了亚洲和非洲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以郑和为首领的远航使团，出行规模均多达两万七八千人。船队主体一般由63艘（一说62艘）大、中型宝船组成。大型宝船长44丈4尺，阔18丈。中型宝船长37丈，阔15丈。宝船与其他战船、粮船等各种类型的船只，组成了浩荡的大型舰队。郑和每次出使西洋，都有百余艘巨舶同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的规模竟然拥有船舶208艘。（图10）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国海外交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马欢的《纪行诗》写道：“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不过，郑和下西洋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明帝国皇威的远扬。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都以大量文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海外诸国的地理面貌和人文面貌。郑和航海事业的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知识，也使亚洲和非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始直接对中国有所认识。郑和航海图上往往复复的针路，从许多方面将中国文化和域外文化紧密地连纫起来。另外，郑和宝船的贸易实践，还对于当时经济运行形式的进步，表现出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在纪念郑和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开篇就说到了郑和航海事业的世界史背景。他写道：“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于是相继有“亨利（Don Henry）”、“哥伦布（Colum-bus）”、“维哥达嘉马（Vasco Da Gama）”、“麦哲伦（Magellan）”等人献身海事，取得成功。梁启超感叹道：“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就堪称“国史之光”的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以及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的凋败，梁启超又写道：“……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之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哥伦布1492年率领自己的船队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1521年取得了成功。此后，各大陆建立起直接的海上联系，历史舞台扩大了。所谓“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的直接标志，是地理大发现导致的空前的大航海运动的到来。“郑君之初航海”虽然在此之前，且有相当的气魄和规模，但是却与这一历史“新纪元”表现出文化的异象，存在着时代的界隔。

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利用航海业的空前成就，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使“世界市场”得以开拓，于是各国的经济生活，都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在中国，却不久反而采取了以“海禁”为标志的自我文化封闭的政策呢？对于海外交通不同发展方向的这种比较，不能不引起每个关心中国文化进程的人的历史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