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

本来，任何一位受到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深知价格机制在分配资源和实现配置效率上的头等重要性，而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但是，当经济学家面对“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东亚奇迹”时，却有难以达成共识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离开了政府的指导和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些“奇迹”是否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一方面因为经济学家观察到在“战后”能成功追赶前沿国家的经济在数量上仅是少数，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国家即使遵循了后来被总结为正统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做法，经济增长往往也是昙花一现，可实现持续增长的经济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我们把“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理解为一个以动态效率为基础的结构升级换代现象的时候，以强调静态效率最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就遇到了极大的局限。因此，那些以思考经济发展为对象的经济学家，自然便把注意力转入到了关于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这个动态效率如何实现的问题之上，研究日本和东亚经济的政府如何能够做到有效促进其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升级。“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y）本不在正统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和经济学家的眼界之内，但却因上述对日本和“东亚奇迹”的争论而走进经济学家的视野。

在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文献中，把贸易政策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可能算是最早的研究尝试，距今至少有半个世纪了。在这一文献中，强调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与强调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而认真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克鲁格（Krueger,1984）在她的论文“比较优势与发展政策：20年之后”中提供了很好的评述，这里不再赘述。以贸易政策把经济发展与静态比较优势相联系是这一时期经济学家讨论发展战略的基本线索。不难理解，这一讨论的动机之一是试图把静态效率最优化的原理用于理解经济发展现象。但是由于战后那些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多为东亚地区的经济，那么，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以及中国、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的成功做法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以实行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解释，在经济学家那里是长期争议的话题。争议取得的重要结论是，这些经济都曾在不同时期灵活地使用了不同的贸易战略和发展政策，难以用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来加以概括。

毫无疑问，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这个“两分法”在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留下的更多的是对这一讨论的反思。与此紧密相联系的还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相对作用的讨论。同样，这一讨论也难有结论。特别是当世界银行1994年出版《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文版，1995）的研究报告时，那些不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的经济学家更是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上的巨大局限。刚刚过世的经济学家Alice Amsden是这一反对派的代表人物（Amsden,2001,2007; Amsden and Chu,2003）。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瞿宛文教授也是这一学派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关于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以及与新古典学派的分野，可参见瞿宛文教授的著作《全球化下的台湾经济》（2003）。

但不管怎么说，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以研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热情还是逐渐冷清下来，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家大都转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微观发展”领域（如贫困、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民间信贷等）的经验实证研究中去自寻其乐了。而那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则沿着另外的道路在增长、法律与金融、贸易、制度等诸多方面去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不是希望能提供一个关于“发展战略”的知识，但对于更深入地解释和理解经济增长的差异现象却也都是重要的文献。不过，依然可以说，在今天欧美经济学的主流市场上，“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现象的重要领域或学科依然不见“战后”初期的锋芒。即使是那些被John Williamson（1990）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虽不算是对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的总结，但的确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终结的标志。

而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20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对续写“发展经济学”的努力。他的这个努力的起点是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的这个思想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全局考虑中，试图构造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

在中国当代，以研究中国经济而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众多，但林毅夫教授则是独特的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他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一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具体而有趣的问题并取得相当成就。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林毅夫最早是因为发表关于中国农业改革的一系列经验实证研究的论文而备受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这些成果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2）在中国结集出版。而当众多年轻经济学家依然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多样化的课题保持不减的兴趣的时候，林毅夫教授则开始把研究的重心从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多样性的具体课题的经验研究转入到了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更为整体的思考，试图构造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关于发展战略的经济学架构。他以1994年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为开端，到2008年在剑桥发表“马歇尔讲座”，林毅夫教授以“比较优势”为核心而形成的发展战略的分析逻辑基本定型。基于“马歇尔讲座”而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2008）一书可以视为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达致新高度的标志。之后，林毅夫教授任职世界银行四年。在这四年里，他的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析逻辑不仅没有被搁置，反而被继续遵循，发扬光大，并巧妙对接50年来发展经济学研究文献的演进阶段，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雏形。所以，就经济发展这一范畴而言，《新结构经济学》这本书是一个崭新的尝试。《新结构经济学》续写了中断数十年的“发展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不仅从一个侧面总结了他在主持经济发展研究工作和投身于全球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项目中的心得，而且把他过去20年来一直倡导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的分析逻辑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把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工作之中之外还能有多部学术著作问世，非常人所能做得到。2012年10月13日晚我在林毅夫教授60华诞的晚宴中说，给定林教授几十年来如此忙碌的工作节奏和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对于他是如何保障睡眠时间的秘诀感到非常好奇。

阅读《新结构经济学》很容易发现，它的分析框架的核心依然是他之前20年始终不渝地秉承着的“比较优势”的概念与分析逻辑。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奇迹》和《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影子。这并不奇怪。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当中，战略选择和政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选择符合而不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被林毅夫教授视为一个落后的经济能否实现小步快跑式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林毅夫教授批评早期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大推进”战略，就是因为这样的战略没有很好考虑一个经济自身的初始条件和禀赋，脱离国情，有机械照搬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之虞，自然有悖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林毅夫教授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就是要政府去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产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才能自生下来，不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其存在。所以，与主张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的禀赋条件，通过一定的价格扭曲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鼓励一些产业的超常发展的“修正学派”不同，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如果政府能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实施产业政策，那么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就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断演进的，而不是大推进和跨越式变化的。林毅夫教授认为，如果做得到这些，经济就能在这样的结构变化中得到发展，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也是这样演进式地实现的。《新结构经济学》把这一结构演进的逻辑还延伸到了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金融的结构就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匹配以更好地支持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新结构经济学》传递出的重要思想是，成功的发展战略就是能够动态地遵循比较优势及其演变的规律，在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上实施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政策，这样就能确保经济结构的变化始终不脱离禀赋条件的变化。这就是林毅夫教授强调的一个核心论点，即经济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导源于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而经济的增长会逐步改变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演变。

那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涉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尽管《新结构经济学》收入了林毅夫教授本人和与他人合作的7篇论文，但我认为有两篇论文对于我们认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回答政府应该如何行动这样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这两篇论文分别是第一篇和第三篇。其中第三篇里关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GIFF）别出心裁地给出了政府的角色和具体的行动指南。就其思想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提倡，政府的角色不是去替代市场，扭曲市场，而是去弥补市场缺陷，不仅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而且还在发现、诱导和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似乎与秉持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又有了巨大差异，因为对后者而言，他们不相信在那些方面政府会比市场做得更好。

尽管《新结构经济学》有多篇论文讨论了务实的发展政策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指南，但它总体上提供的还是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框架（thinking framework）。一个基于这一框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还有待形成并拓展。我说的这样的理论是一个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的理论。这个理论要能告诉我们一个要素禀赋与发达经济体非常不同的经济，其政府如何可以通过在每个阶段上选择符合禀赋条件的发展政策快速实现在经济结构上与发达经济的收敛。我很好奇这个理论在结构上会是什么样的。在现有的文献里，当经济学家发现基于静态比较优势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贸易理论（H-O模型）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越来越不吻合时，Krugman（1979,1986）等人便超越了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而发展起来了新的贸易理论，试图调和H-O模型与新的贸易模式现象之间的不和。从理论上说，新的贸易理论不是基于自然禀赋和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理论框架，因为后者较适于对分工和专业化等动态效率和动态优势变化等问题的理论处理。甚至包括杨小凯力求复兴的另一个新的古典经济学（所谓超边际分析）在内，在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诸多涉及动态结构变化的领域，我们看到的理论发展的方向似乎都是去超越静态效率最优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结构的动态变化和转型升级的经验现象。而与之相反，林毅夫教授20年来坚持倡导的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思维框架显然是要坚守而不是超越静态的比较优势学说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理论上如何能够把基于静态效率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贸易部门直接推演到整个产业的范围并运用于一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领域，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工作。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了Arthur Lewis（1954）和RanisFei（1961,1964）提出的经济发展的理论，Robert Solow（1962）给出的经济增长收敛的模型，也有了Robert Locus（1988）给出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理论。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有关增长与发展的理论虽然是我们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的重要理论框架，但是它们从本质上说还只是一个关于增长机制的学说，它告诉了我们，哪些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它们并不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理论。如果我们把发展战略理解为是能充分而有效利用那些增长因素和机制的政策组合，那么，不涉及发展战略，似乎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经济似乎具备了增长的要素条件而依然没有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的事实。而有意思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如果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似乎它就必然要坚守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学说，并将该学说加以推广，在禀赋条件、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增长与经济收敛等方面能提供不是超越，而是基于静态效率最优化的经济学理论。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追随者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或许有点像今天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要把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改写成“管理经济学”（Managerial Economics）或者“商业战略经济学”（Economics of Business Strategy）之类的教科书一样，虽然都是希望正统的关于静态效率最优化的经济学原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商业世界并能对改善商业决策有参考价值，但这样的尝试对真实的商业世界的决策者而言，局限很大。

即使如此，我注意到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有了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开始。例如，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过程定义成一个连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至于经济发展过程是否连续？我相信多数经济学家会持保留意见。但是林毅夫教授这样的定义显然是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系统内，任何经济变量的变化都是连续可微的。可是，紧接着的问题就出现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所以，如果经济的发展近似于市场引导的自发演进过程（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那便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定讨论对象相去甚远。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3.0版，作为思考发展战略的理论，如何为发展战略的存在留有重大空间，似乎是一个理论的挑战。

再者，如果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出发将经济的发展视为一个连续的自然演进过程，似乎也难以与我们观察到的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现象相一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观察到的那些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它们都实现了超常的经济增长（hyper growth）。所谓超常，是相对于那些西方（欧美）发达经济体在最初发展阶段的经验而言。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根据麦迪森（2003）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s）提供的数据可以测算出，西方发达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1820—1950年130年的时间里，经济规模平均只扩大了5倍，而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各自进入发展阶段之后的30年内分别实现了差不多8倍和13倍的增长。这一经验现象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不同。如果我们把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它们早期的发展阶段（1820年之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冲击使它们的增长加速了，但依然还只是常规性的增长，平均大约为4%左右）理解为常规和自然演进现象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在战后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应该被定义成“超常增长”的现象，而且超常增长的动力机制应该不仅仅来自正确的价格和市场竞争。所有这些实现了超常增长的经济体都在发展战略上有某种程度的扭曲领域。比如，广泛存在于信贷、土地、投资和税收上的激励政策，长期被压低的利率和汇率政策等。从理论上说，这个现象似乎很难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隐含的经济自然演进过程等量齐观。而《新结构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经济发展”现象，把经济发展解释为连续的结构演变的过程，是否有降低“经济发展”作为特定增长现象研究价值之虞？

最后，我想提到，《新结构经济学》尚未提供对政府和政治结构的任何讨论。不管怎么说，从日本、东亚经济和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中的政府是否作为和如何作为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的结果至关重要。《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的成功发展的重要性。而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得当，政府是否能根据变化了的条件来调整发展战略，这些话题不仅对于理解“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更为重要，而且这是对政府和政治结构的最苛刻的要求。耶鲁大学的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对所有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东亚经济而言，我们必须超越以产业为核心的“政府还是市场”的狭隘观念。他写道：“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在过去40年，决策者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对经济正在变化的需求做出政策的相应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10年有每个10年的挑战，每10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用库兹涅兹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Ranis,1995:509—510）东亚的经验提醒我们，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持发展阶段间的成功转换并不是给定的或自动完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对政府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诉求，政府也因此始终面临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核心的命题，但显然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界域。但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既然坚守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当然也回避不了同样的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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