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出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季刊）请我评论。这是笔者第三次评论林毅夫的著作。第一次是评论《中国的奇迹》（1995），第二次是评论《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7）。不过，我还是按照本人立下的规矩做事：一是先要看书，再决定是否评论，因此要求在5—10天前必须拿到书；二是怎么看就怎么讲，决不讲违心的话，第一次是肯定多于批评，第二次是批评多于好评，这一次也是好话坏话都讲；三是讲成绩点到为止，讲问题要做出分析，因为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天仍然本着这样的精神评论《新结构经济学》。

关于方法和方法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教授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从市场失灵出发，主张政府干预，既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也促成了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失败。新自由经济学依据新古典经济学，从政府失灵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使发展中国家避免危机而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倒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把自由市场和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从不发达到中等发达，有的甚至站在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林教授立足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从评述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吸收结构主义的精华，提出和建立了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大胆的探索。我对毅夫的努力表示钦佩和支持。

在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以前，我想在方法论上指出两点。

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而且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其背后都有自己的社会哲学基础。概括起来，无非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过程就是在这两端之间摇来摆去，不仅比较完善的经济理论不在两端，有效的政策实践更是一种状态依存下的具体选择。这是其一。

其二是，不论是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都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偏向一端的分析和发展以后，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综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应运而生，既不是对前两者的完全否定，也不是前两者的简单加总，而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而得到的一个新的思想飞跃和理论概括。

《新结构经济学》的成功之处

《新结构经济学》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新的分析框架。其前进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经济学讨论的不是经济的短期增长和波动，而是从传统经济形态到现代经济形态转变的长期成长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和表征虽然是GDP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实质和关键却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新结构经济学》继承传统发展经济学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思想，明确揭示和紧紧抓住了经济产业结构变迁和提升这一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实质和关键。

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出现很早，但一直停留在贸易理论的分析方面，林毅夫将其运用于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并赋予了它们一些新的含义。同时明确指出，作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和关键，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是一个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状况出发，沿着动态比较优势揭示的方向，不断创新的过程。这就表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经济发展应当紧紧抓住这两大要件，处理好它们内部结构调整以及相互之间的变动关系。

尽管存在着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基本上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分歧不在于两者的有无，只在于此多彼少。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使得成功的经济发展必须既运用市场机制，又少不了政府治理，而且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协调和互动。在这一点上，《新结构经济学》恰当地综合了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既把市场作为根本性的基础机制，又强调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补充作用。

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新结构经济学》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作者提出的增长甄别的六个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第135—142页），是一个可以采行的有效建议，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指南。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提出，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一个新发展。

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既有很大的突破和前进，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本人评论的重点。

一是关于市场基础和政府主导的矛盾和协调。林教授提出的“因势利导型政府”是一个比较好的概念，应当充分展开和发挥，但同时又使用了“政府主导”的说法（第94—95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因势利导和政府主导是不是一个东西，毅夫认为是，我认为不是。既然认为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机制，就没有什么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而有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和根本机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市场既是根本的，也是主导的。过去我们讲“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讲了多年，仍然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而改革开放以后，把市场放在了基础和主导地位，政府围绕着发挥市场的作用转，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而今天的经济失衡主要是政府取代市场主导了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分强势和过分积极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明确主张政府主导，也就没有办法约束过分强势和过分积极的政府。我们强调公有制甚至国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就违背和破坏了市场平等竞争的基础，使之具有了某种特权。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是辅助性，这种辅助作用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但不可喧宾夺主；只有在危机发生的紧要关头，才谈得上政府的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是短时间的，也是一次性的。

在讨论中，毅夫说，“政府主导”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但不止一个地方有这样的提法。希望能予改正，并对此做出明确的表述和分析。

二是关于应然和实然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作为一个实然问题来讨论，采取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其逻辑是自洽的。然而，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应然问题讨论的，或者说是应然问题为主、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混在一起讨论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很难区分，而且逻辑是跳跃的和混乱的。这也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最大缺憾，也是很多外国论者提出质疑的原因。

例如，安妮·克鲁格指出，林毅夫“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第41页）。

又如，德克·威廉·特威尔在讨论六个甄别步骤时说：“对于第二步来说，这一步是关于政府支持（消除增长的紧约束）的，但目前尚不清楚一个国家如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政策或工具最为有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增长诊断理论）。因此，即使甄别出了合适的行业和约束条件，错误的政策工具仍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强调不足但却很重要的观点，即作为遵循一国比较优势的政策的需要（这隐含在第一步到第六步中），落实政策所依赖的条件（政府能力、政治激励机制、政企关系的性质）也是产业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第150页）

再如，苏雷什·坦杜尔卡认为，作者在历史分析中列举大量失败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并列举了种种政府行为的弊端，“这些因素往往会扼杀市场运作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事先选择可能会出现错误，但要想在政策（包括补贴和关税保护）明显无效或不成功的情况下及时取消相关政策却很难。问题就很有讽刺意味地变为：如何控制一个过分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第155—156页）。

既然大部分评论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软肋可能就在这里。这是值得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是关于发展框架和行为过程的问题。其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结构经济学》只有关于发展理论框架的设计，而缺少主体行为过程的分析。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进行协调，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什么是势？势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因哪种势？协调什么？如何利导？采取什么办法协调？这是需要具体选择的。为什么有的政府做了，有的没有；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在相反的方向上用力？难道仅仅是认识问题或者主要是认识问题，政府和官员不懂得如何发展和如何选择？林毅夫的回答是如此。笔者认为不完全是。

在讨论时，林毅夫特别强调是知识问题，不是动机问题。我觉得把知识和动机对应起来讨论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笔者不怀疑政府和官员的动机，但正如后来白重恩教授说的那样，认识问题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怎样激励政府做好事，而不做错事和坏事。这里有制度条件问题，而制度有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在一个条件下有效的制度，但条件变化以后，就可能变成无效的制度。而制度选择归根到底还有个行为选择和行为过程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行为主体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建立有效的制度，实施正确的政策，并及时改进制度，调整政策。这可能是需要经济学家下大力气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四是关于政府行为假定问题。毅夫一再申明，他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思考和讨论问题的，但在政府行为假定上并不完全如此或者不是严格如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上，如果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会努力谋发展；如果是不一致的，他们不会谋发展。如果激励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官员谋发展的努力会促成经济的繁荣和结构的提升；如果激励机制是扭曲的，政府官员谋发展的努力就会造成结构的失衡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机构，不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争夺的权力中心。对于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切莫抽象地讨论，需要具体分析，认识和知识是一个问题，但不一定是根本问题，条件、机制和利益才是重要的。否则，形势的发展需要调整制度和改变政策，而政府偏偏不予调整和改变，仍要继续坚持已经无效的制度和过时的政策，只有碰到南墙，发生危机，才能回头。不仅如此，危机并不都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就是这一次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也是重要的推手和同谋。所以，毅夫要坚持新古典的假定，就应当将其贯彻到底，体现在各个方面，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发展经济学。

最后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与林毅夫对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预测之间的矛盾。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保持了半个世纪8%以上的增长而未发生危机的先例，就是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用人均收入的比例的比较作为依据也缺乏根据。中国经济经过30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现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市场机制受到抑制和扭曲，政府的不受约束和国企的强势扩张已经成为阻碍发展的关键。林毅夫的预测无意中起到了粉饰和麻醉的作用。

在讨论中，林毅夫说，是媒体断章取义，甚至是断句取义，他讲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媒体报道去掉了“潜力”二字。当然，增长潜力和增长实绩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林毅夫并未提供出20年增长8%的潜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要知道，增长潜力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人口条件、市场条件、资源条件、资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创新激励等，这些因素有的明显恶化，有的改善需要条件和机制，如何创造，能够创造到什么程度，都很不确定。虽然由于中国人的运气好，过去30年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问题，也处于几次危机风暴的外围，但是未来20年如何才能保证不发生危机？林毅夫说，过去很多人不止一次地说狼来了，要发生危机，但狼没有来，危机也没有发生。不过，过去狼没有来，不意味着以后也不会来；过去避过了危机，也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危机。所以，即使加上“潜力”二字，林毅夫并没有提供出令人信服的依据。

如何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林毅夫搭起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框架，但也仅仅是个框架而已。骨瘦如柴，没有血肉，或者如有人所说，有一点点血肉。因此，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是继续坚持和深入下去，做到骨架坚实，血肉丰满，还是半途而废，就此止步；是自己领衔，自己动手，还是别人代劳，新手担纲，都是现在要做的重大抉择。

在我看来，既然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应当继续思考和深入钻研，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分量的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当然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别人做。但我以为，还是自己领衔，并亲自动手为好。因为，林毅夫具备了做好此事的充分必要的条件。他受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又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能够与国内外的高手进行交流和讨论。所有这些，也许在某一方面毅夫并不是特别出色，但综合观察，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

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都需要方向对头，而且需要有自己的领军人物，经济学也不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等清华四教授领一代风骚，开一代新风，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美谈，也成为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后半叶，台湾经济学界出现了像蒋硕杰、邢慕寰等领军人物，特别是蒋硕杰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师从哈耶克，又有在IMF工作的经验和在美国大学与同行交流的条件，在可贷资金问题等金融理论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创造。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就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存量分析方法提出批评，他关于“瓦尔拉定律”及其误用的分析，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他认为资产组合平衡不宜作为货币理论的基础，存量分析方法不能代替流量分析方法成为货币市场分析的主要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国际经济学，提出了远期汇率决定理论，并建立了外汇投机与国际资金流动的理论框架。蒋硕杰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从而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台湾的经济政策。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既是对蒋硕杰理论的经验实证，也丰富了他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应当对蒋硕杰的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之相比，中国大陆的经济理论发展，不仅走了很大一段弯路，而且也缺乏真正的领军人物。老一代的薛暮桥、孙冶方、董辅礽、刘国光、吴敬琏，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知识结构的偏颇，自处于世界经济学主流之外，连一篇现代经济学的文章都没有，哪一个能与蒋硕杰相比？而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在没有出道和成名以前，还做一些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一两件像样的作品，一旦成名，很多人就离开了学术研究。

有鉴于此，如何选择就摆在了林毅夫的面前。现在，林毅夫的仕途前景看好，政府也会极力拉拢。在笔者看来，官学两栖虽然多了一条生存的途径，但对一个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学者来说，却是死路一条。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之下，已经有大量悲剧发生，切不可重蹈覆辙。勿谓言之不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