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回应2

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引言：经济学家的天职与使命

二十多年来，林毅夫教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乃至可以说殚思竭虑地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视角来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他的经济学理论，以此来探究、发现和展示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法则。如果说2009年林毅夫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马歇尔讲座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的话，那么，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4年后，通过在当今世界范围中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和现实经济状况的实地观察、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通过与多国政府领导人以及靠近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所进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使他更能从一个理论经济学家的高度和宽广视野来验证和发展其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世行4年的工作和研究的理论成果，他把先前已经初步构建的一国“资源禀赋（endowments）—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strategy）—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的理论框架（为方便起见，以下我把它简称为“ECVSE”框架），转化发展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的分析框架。从世行一卸任回国，毅夫就带回来了他的三本新著作的中译本《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林毅夫，2012a）、《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林毅夫，2012b），以及《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2012c），从而为他4年世行高职荣任交了一份富有成果的答卷，也向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们和国人带来了他的新研究成果。令人更为称道的，他新提出的这一建立在ECVSE理论分析思路上的雄心勃勃的NSE分析框架，一方面旨在理论化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法则，另一方面又意在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靠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

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林毅夫（2012 b，第17页）自己解释道：“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意义。”毅夫的这一自我表白，道出了他的这三本相互关联的经济学著作的宏旨。

由于林毅夫教授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现实印证已在世界范围内为一些顶尖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大家——进行过多年的深入探讨，作为毅夫多年的朋友，笔者谨囿于自己经济学的知识范围，尤其是从比较制度分析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角，谈一点自己对这一NSE框架的学习感悟和看法，就教于毅夫和经济学界的方家和同仁。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进展与贡献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三本新著的理论进展和学术贡献，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斯宾塞（Michael Spenc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福格尔（Robert Fogel）、阿克劳夫（George Akerlof）、谢林（Thomas C.Schelling）、赫克曼（James J.Heckman）、迈尔森（Roger B.Myerson）、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均已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经济学大师们将林毅夫的NSE框架称为“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Michael Spencer）, “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Joseph Stiglitz），因而把林毅夫誉为“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Partha Dasgupta）。由于这些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们已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本文谨寓于笔者知识储备的偏狭视角，狗尾续貂，仅对这三部著作的理论贡献谈以下三点：

第一，与毅夫之前的文著相比，甚至与前两年出版的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马歇尔讲座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林毅夫，2008）一书的观点相比，新近出版的这三本著作中所提出的N SE框架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因而基本主张“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林毅夫，2012 a，第5、44页）。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导论”中，毅夫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道出了他的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要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同上，第5页）在其后的分析中，毅夫及其合作者还具体解释道：“采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经济在发展当中遵循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企业是为追求利润而生的。如果相对价格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选择上就会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这个条件仅能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成立。所以，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同上，第88页）

坚持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从而认定市场当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制度（institution）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毅夫的N SE整个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分析框架和发展思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这一N SE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正如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所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出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个领域中较多的经济学家均偏向于主张政府干预，并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作为其“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提倡“统制主义的教条”（dirigiste dogma——印裔经济学家、毅夫和笔者的好友Deepak Lal之语），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实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从而来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差异。然而，这一偏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的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既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真正的福祉。从拉美到亚洲、非洲乃至到东欧一些国家，其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都好像被证明是失效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战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如毅夫所见，第一波政府干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失效，尤其是1973年之后在“石油危机”冲击下在西方国家所出现的“滞胀”现象，宣告了这些国家的政府二战后多年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也催生了新一波经济发展思潮，而“后者强调政府失灵，……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发展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出现”（同上，第3页，黑体为引者所加）。这种“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启发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关注的是政府失灵，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型的政策”。然而，据毅夫观察，“这种政策也失败了，未能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也没有能实现减贫”（同上，第55页）。毅夫还认为，实际上，“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且二战后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增长（同上，第32页）。基于这一判断和观察，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在强调“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又扬弃了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潜含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精神传统，提出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的主要观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在协调投资、减少外部性、增长甄别、因势利导从而促使一国禀赋结构升级和转变方面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对于毅夫及其合作者的这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想，除少数极为偏执的理论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也是这一NSE框架一提出，就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经济学大师——交口称赞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不细读林毅夫教授的这三本新著，人们一方面可能会囿于成见会误认为林毅夫是位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又可能会把他的这一NSE框架理解不过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市场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建构。可能正是因为后一点，就连对林毅夫这一NSE理论框架的表示基本同意和支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抱怨道：“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斯蒂格利茨还补充解释道：“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转引自林毅夫，2012a，第47页）斯蒂格利茨的这些评论和观点，与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坚持和反复强调的“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同上，第87页）见解，显然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

第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经济思想和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林毅夫，2012c，第二讲），尤其是根据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及其普遍特征事实：“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按照多年来他所坚持的依照各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和来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毅夫在这三本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与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利用更好的知识降低生产成本，并将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去。”（同上，第120页）很显然，也正是因为毅夫特别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他把自己所努力创建的这一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称为“新结构经济学”。

正是由于多年来特别注重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毅夫先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回顾了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阿兰·杨格（Allen Young）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在一方面肯定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罗-斯旺模型”把技术明确引入增长理论和实证分析中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又批评了这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技术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来处理的做法，主张“经济增长的新浪潮必须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变迁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让技术这一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摆脱新古典模型的外生性假设”。更进一步，这一NSE框架更加强调，“……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新和各种制度驱动的，这些制度在那些创新活动受到促进、变革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国家不断演变”；进而主张要“理解技术扩散是如何在国家之间产生并引发或维持经济增长的——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之间”（同上，第72、73页）。在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上，除了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及甄别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模型外，毅夫及其合作者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因为任一时点上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国家若想在技术发展阶段上不断爬升，首先应当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就需要其升级其产业和技术”（同上，第83页）。

正如反复强调“竞争性市场是一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的观点遭到了一些对市场运行效率怀疑派的质疑一样，毅夫在这几本新结构经济学的专著中始终并反复强调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引来同行们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的这一NSE框架不大像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的经济学理论传统那样更加注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一些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的平新乔教授就在一次讨论会上讲他更加——相信杨小凯的建立在分工理论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NCE）中的发展理论框架，认为NCE的框架可能比林毅夫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能揭示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如果按照国际上一些经济史学家所喜欢的术语来表达，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杨小凯的NCE增长理论，更强调“斯密型经济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而林毅夫的NSE理论框架，则更强调“熊彼特型增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亦即“库兹涅茨型增长”（the Kuznetsian Growth）。当然，严格说来，在人类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式增长”是很难被完全区分开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劳动和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就很难有科技进步和革命，且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市场贸易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分工的深化的社会条件，也不可能发生和持续。反过来，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又必然加深——或者说本身就意味着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的划分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者我们只能简单地把二者置放在一起笼而统之地通称为“现代经济增长”（the modern economic growth）（Kuznets,1966）。但是，由于在斯密本人所处时代近现代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方式还并没有发生，且科学进步与技术发明与创新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而自19世纪30年代后西方世界经济的快速起飞主要得益于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因此，至少在分析世界近现代经济史的过程中，“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这两个概念还是比较方便使用的。但是在严格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韦森，2006a,2006b）。

这里应该指出，杨小凯和林毅夫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理路上的这一分叉，并不完全是纯理论意义上的，而实际上涉及了对经济增长原因及其路径上的理解。在第三部分我们重新讨论经济增长中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扩张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会再回头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在本国产业结构变迁中政府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从而把他自己多年来所独创的以“ECVSE”为基本分析理路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从纯理论探讨推向了可实际操作和可具体实施阶段。

在理论上确认“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和“竞争性市场是一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这一点，又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普遍特征事实认作为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变迁，那么毅夫就符合逻辑且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他的NSE框架的第三个主要经济学主张，政府既不应该完全取代市场，也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扶植产业升级和实现经济多样化方面起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从而在这三本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GIFF）。

在这方面，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两本著作中论述很多，进行了诸多深入探讨和详细解释。譬如，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导论”中，林毅夫（2012a，第5页）就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根据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8年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战略》中所提出的快速经济增长国家的5个普遍特征事实——（1）对外开放和利用世界经济；（2）维持宏观经济稳定；（3）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4）运用市场配置机制；（5）有一个坚定、可信赖且有能力的政府，毅夫认为，有一个坚定、可信赖、有能力和具有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是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和遵循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必要条件（同上，第85页）。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毅夫还提出，自1955年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离开一个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经济进步”这一点之后，历史证明政府采取有效的主导作用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很多，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国家却很少获得成功（同上，第95页）。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政府是要作为，但到底如何作为？毅夫提出，政府不应该是每一个命令型政府，或利用手中掌控的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政府，而应该是一个能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型政府”。这种因势利导型政府，应该“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而不是“一个长期在职的保姆”。

有了这个基本理念和认识，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第3章还具体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毅夫提出了以下六项具体实施方法：（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2）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3）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4）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6）给国内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政策。毅夫及其合作者希望通过上述这些“因势利导”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变迁，以达致整个经济体的“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同上，第135—138页）。

通过这一GIFF框架的“两步六法”，毅夫及其合作者旨在使其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和理念变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政府行动指南。

构建“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所要进一步考虑的两个基本问题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性制度，并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政府应起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以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和经济结构变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但逻辑自洽，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这一新理论框架显然还有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这里，笔者谨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供毅夫和关注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界的方家和朋友们参考。

问题一：NSE和其中的GIFF框架的实际运行，从理论上要求和假定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及其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模式？与之相关联的根本问题是，这一NSE分析框架是否仍然实际上是“制度缺位”（institutions free）——尤其是政治与法律制度缺位？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科学发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所推动的，并以此为普遍特征事实的，这应该没有问题。一个国家要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来发展经济，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资源禀赋，要按资源禀赋所决定的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以渐进性地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这应该也没问题。在一国的动态发展中，政府要积极作为，要在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中起到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在新产业的催生与发展中起到“助产士的作用”，乃至在新产业的创生和产业升级中解决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具体说来在解决企业融资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方面提供政策乃至资金援助之手，这看来均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所有这些NSE的理论论证，是否整个框架都建立在政府领导人是利他、仁爱和无私的假说之上？依照毅夫自己的辩护，即使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运用到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即假定任何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是“自利的”，都在进行着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也不会影响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整个分析基础——因为任何一国的国王、总统、总理、主席或总书记，都会希望并会尽最大努力要自己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因为这不但会带来更多的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也会使自己在历史上留“良好治理政绩”之名。同样道理，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也自然会希望并尽最大努力去推动自己所管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以从中达致个人利益最大化（如升迁、政绩之名、收入和个人幸福感）。但是，即使是如此，这样的分析思路仍然似有两个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首先，如何避免政府领导人在促进科技发明和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中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庭的寻租问题？这个问题乍看来好像与NSE以及其中的GIFF框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牵涉到这一GIFF框架是否能在各国得到真正实施和是否真正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任何政府领导人都在理论上是自利的，那么，在毅夫的这个NSE框架中，似乎根本没有——或有意识地回避了——现代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而是假定政府及其领导人有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升级乃至在解决“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中的完全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但不知毅夫想过没有，在解决所有这些经济发展问题上，乃至政府做新兴产业的“助产士”甚至起保姆的“作用”时，政府领导人都要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都要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来自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财力资源乃至国有资源来运作，都可能会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偏好以及个人、家庭甚至亲友的关系在其中，因而在具体做出任何一项资助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实际操作中，都有政府领导人个人的利益、喜好和关系在其中。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发展规划以及实际操作和运作中，如果不考虑制度约束和体制变量，而只是理想地提出政府领导人和决策者当怎样行为和怎样才是最优选择，其现实有效性、可实施性和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这说来并不是无聊的纯理论推理。实际上，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的研究报告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所提供的数据就说明，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发展本国经济并使自己国家经济现代化方面付出了持久和不懈的努力，但实际上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林毅夫，2012a，第32页，第80—81页；2012b，第21页，第26页）。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不就说明要把林毅夫的NSE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GIFF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非常困难？假定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认真学习并接受了林毅夫教授的这一NSE框架和“两步六法”的GIFF框架，他们就能将之运用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就能迅速起飞？这目前看来将仍然是个问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安排、文化传统、商业精神、资源禀赋乃至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诸多复杂和具体的情况，从而使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处在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张力之中。再说，像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秘鲁前总统藤森，乃至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等等，在他们当政期间，难道不都有一个坚定且强有力的政府？难道他们在执政期间在发展本国经济上不都费了一些思量，甚至绞尽了脑汁？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呢？又如何避免这些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家族乃至整个政府官僚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寻租行为？这难道不应成为毅夫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发展所须应考量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问题？

即使把毅夫的NSE的原理及其GIFF框架运用到改革后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当代中国社会中，似乎仍然绕不开上述问题。自1978年以来，以培育和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和对外开放为主轴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有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无人可置否。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国乃至各地政府和企业家一起确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引入市场机制和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的黄金机遇中进行了技术和资本的引进、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的民营企业，从而进行了产业升级和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这些事实几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NSE的基本原理甚至GIFF框架的操作步骤。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中，尤其是自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几个特区，以及全国大多数大城市和县城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科技园，在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和扶植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无疑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和主要贡献因素。所有这一切，又似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NSE及其GIFF框架的基本思路。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个巨大的成功试验场。

然而，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如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巨额负债，还发生了一些负责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建设和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腐败寻租的大量问题，如苏州前副市长姜人杰、洛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孙善武、郑州市前中共委书记王有杰、阜阳市原市长萧作新、原阜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甚至原大连市长和原重庆市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等等。这其中哪个领导人不是坚定、有能力、有想法且在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甚至在发展高科技园区和推进本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上做出了诸多贡献的“能干的”书记和市长？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进入NSE理论框架的未来探讨和思考视野之中？

其次，即使我们避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在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族的权力寻租问题，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可能还有一个绕不过且必须回答的问题：NSE理论及其GIFF操作框架假定政府及其领导人在正确运用一国或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乃至在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上要起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对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有市场增长潜力的产品和行业和未来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方面，乃至在各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就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

两百多年前，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Smith,1776/1930:421）在谈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著名论断后，接着就指出：“在把资本用于国内哪些产业方面，以及在其产品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上，处在自己本地环境中的个人所能做出的判断，显然要比任何政治家（statesman）或立法者为他做出的判断好得多。如果政治家试图指导私人去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关注最没有必要关注的事，而且假定存在一个安全和可信任的政府，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荒唐且有很大幻觉地自认为有足够资格行使这种权力的一个人，甚至交给一个委员会或议会，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事情了。”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还没有发生，更没有现代的计算机网络通信工具和信息渠道。在21世纪高科技和已经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拿开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调控”之手了，因而对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说过的这段话，我们今天研读时要特别小心。然而，即使在21世纪的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的今天，斯密的这句话是否还有一定的道理和参考意义？一些国家的计划委员会或科技部、发改委的官员们，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一定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难道一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就只是在政府所能正确甄别和因势利导之下才能发生？

这说来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推导问题了。近些年来，尽管在政府为缓和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做出的所谓“4万亿刺激计划”和保增长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建高科技园区和孵化新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且在某种程度上贡献了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政府所推动的发展新产业和产业升级政策政策，甚至资金和资源扶植政策，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以毅夫的NSE理论框架的思路和术语来说，过去几年，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推出的“产业升级”和“孵化新产业”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不是顺应了由我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恰恰可能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而犯了急躁、冒进和揠苗助长地推行“赶超战略”的老毛病。

对于这一点，在不久前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把脉当下中国经济”的长文中，笔者（韦森，2012）就曾指出，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以及地方政府为振兴新产业，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假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产业的新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几十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巨额资金用来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却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还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背上了巨额的银行负债，濒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不久前，媒体暴露出来的江西省最大的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锡的尚德集团，也是这方面的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这不是通过堂而皇之地鼓励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把一些企业创生出来但最后推向了火坑？最后不是害了一些企业家？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我这里是说，只是在我们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中，在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的情况下，才有了这样的结果。现在看来，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主要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外，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自己的事情。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办和发展，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其效率都会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根源。目前许多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乃至“振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目前，一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已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不能倒，从而绑架了商业银行，也绑架了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不能让它们倒闭而已。

上述例子，也反映出了毅夫的NSE理论中GIFF框架在被现实应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再深入展开讨论了。概言之，即使我们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institutions free”，尤其是不能让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分析维度缺位。笔者的愚见是，在未来的完善和发展中，毅夫的这一NSE理论分析框架，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因为，只有当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得到现代民主政治安排中的实际制衡了，才能期望他们能确当且合宜地发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世界范围的国家增长轨迹的“大分叉”（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不正恰恰说明并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中，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还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内在构成部分？

在与徐立新合作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在《解读中国经济》第九讲，以及在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新近研究（Lin, Sun and Jiang，2011）中，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均非常全面地回顾和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认为“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门”（林毅夫，2012c，第192页）。他们认为，金融结构内生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则是由相对要素禀赋的价格所决定的。他们还明确指出，“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且高效率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林毅夫，2012a，第219—220页）。

在现代社会中，一国的产业结构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和支撑，这一点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毅夫及其合作者在其所撰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做了很好的综述。但是，综合考察毅夫的NSE框架及其他与合作者所做的相关研究中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我觉得似乎还有下面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予以明确解释：“产业升级”是否只是指制造业内部产品生产的升级，或者是指在器物层面从农业—手工工厂—机器化生产—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这包括不包括一国经济结构内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过渡？或者更窄一点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本身是否也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这里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因为，综合考察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这一框架所说的产业升级，大概主要还是指随着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所推动产品制造业的升级，而不是指一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一国GDP总量中份额的变迁。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在与徐立新等作者合作的文章中，毅夫及其合作者认为，金融服务业内生于产业结构，但是，在他的N SE理论框架中，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他所认为的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事实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外在的促进因素。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构成或者说组成部分。

举个例子来说，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是为什么？譬如，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按中国工信部2012年3月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钢产量为7.3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GDP却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国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5，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见图1.1至图1.3）。

从以上三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国的实体部门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国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整个GDP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美国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后者平均已占70%以上。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而同年在中国大约7.5万亿美元GDP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见王力、黄育华，2012）。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另据CEIC DATA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也认为，尽管在毅夫的NSE框架中将金融服务业在言辞上视为内生于产业结构又反过来是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但是在这一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实际上还是把金融结构及其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外生因素来处理的。如何把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萎缩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在不断增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事实置放进NSE的经济结构变迁的框架中来分析和处理，而不是实际上只是考虑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狭义的”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毅夫的NSE所进一步考虑——至少需要进步说明——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是否将会改进林毅夫NSE的整个分析理路和框架？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能更加清楚杨小凯生前所努力构建的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基础之上“新兴古典经济学”（NCE）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与林毅夫建立在“ECVSE”理路上的“新结构经济学”（NSE）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异同、各自的优长和可能的互补了。按照亚当·斯密阿兰·杨格-杨小凯的分工和迂回生产（round-about）的经济学分析理路，人类社会越进步，分工越细密，生产越迂回，市场越深化，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总量就越大，经济也就越发展，因而在杨小凯的NCE分析框架中，现代服务业部门的不断涌现和服务业部门所创造的GDP份额越来越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过程和自然过程；而按照林毅夫的NSE的理论框架，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为其主要推动力量并构成其普遍特征事实的，因而在林毅夫的NSE框架中，尽管他与合作者把金融服务业视作是由产业结构所内生出来的，但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内生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但又反过来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产生重大和至深影响的“外生变量”来处理的。由此看来，杨小凯的NCE分析框架和林毅夫的NSE理论框架，各有侧重，且各有所长。故此，笔者这里甚至考虑，也许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且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进一步在把分工市场深化理论乃至制度分析真正融入毅夫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NSE理论框架，才能真正构建出未来发展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范式”，并为未来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

余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必然王国中的经济理论之树常青

在《繁荣的求索》一书和其他文著中，毅夫甚喜欢引用当代经济学中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毅夫还直接引用卢卡斯（Lucas, 1988: 5）教授本人的原话：“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之问和卢卡斯本人的这一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林毅夫教授作为一个世界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志向、学术目标和现实抱负。这些年来，毅夫也确实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宏大的学术目标而精诚努力，殚思竭虑地进行理论探讨，并且硕果累累。

然而，也许毅夫也注意到了，除了经济学中的这一“卢卡斯之问”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Benanke）在1995年也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说：“解释清楚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 Holy Grail）。大萧条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Bernanke,1995:3）伯南克还接着指出：“虽然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但在过去15年里，人们对大萧条的理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上）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卡斯本人也非常热衷于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多年来曾在这个领域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于1981年出版了一本《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文集。在这部文集的结束篇“商业周期理论中的方法与问题”一文中，卢卡斯（Lucas, 1980: 712）曾说：“要阐述一门不甚令人瞩目的学科中某一应用领域的发展目标，其勃勃雄心似乎令人生畏，然而，在描述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目标中，存在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式吗？”看来卢卡斯本人也无比看重商业周期理论的研究。

一方面是经济学中的有关各国经济增长秘密的“卢卡斯之问”，另一方面则是有关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圣杯”之说。这两个迷人的领域，曾吸引了许多人类杰出的头脑为之沉迷而奉献终生的研究精力。然而，认真审视一下当下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就会知道，当代经济学中这两大迷人的研究领域，说来并不是经济学家们理论象牙塔之中闲情逸致的智力游戏，而是深深关系到世界数十亿人民福祉的现实大问题：一方面，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国家陷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以来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大衰退而至今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长期挣扎于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缓慢、债务累累且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索罗斯和阿比德最近预计（Soros and Abed,2012），到2015年，世界仍将有超过10亿人口生活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窘境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就连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样的金砖五国，也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下滑的征象，从而整个世界经济的经济前景又似乎变得灰暗不明起来了。

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评价这次“大衰退”时曾说过：“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转引自林毅夫，2012a，第291页）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2a）也对三十多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表露了一些悲观看法：“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且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认为过去那种“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即将过去”了（吴敬琏，2012b）。然而，素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精神的林毅夫教授却认为：“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却才刚刚开始”（见林毅夫，2012a，第291页），并在许多媒体上表露未来20年中国还有GDP增长超过8%的可能性。

如何判断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学家们基于各自的理论储备、知识禀赋、研究视角以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和数据，自有个人悲观的或乐观的看法和判断。这说来正常。笔者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经济史乃至比较制度史的学人，现在得出了以下一个可能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十分同意的判断：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无数伟大和具有杰出头脑的经济学家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和机理做了诸多探讨和解释，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相对于经济学家整体乃至整个人类自身而言，好像还是一个“必然王国”，还不能说已是一个“自由王国”。由此使我想起了18世纪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在当下世界，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家庭资产缩水，普通和失业家庭生活窘困，总需求疲软，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和路途漫漫，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增长乏力，居民收入提高迟缓，上十亿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社会动乱、紧张、冲突乃至政变时有发生；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理论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探索却不断深入，新的理论建构乃至新的数学和计量模型不断和大量涌现。故此，我觉得歌德的这句名言在当今世界甚至可以反过来这样说：“人类的经济生活世界常常是灰色的，唯经济学理论之树常青”。

2012年10月5日谨识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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