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2年前，当我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提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挑战是从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这几十年中，一部分国家（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的巨大成功；然而其他许多国家却在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与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收敛预测是不一致的。那些成功的国家实行了与华盛顿共识大不相同的政策，虽然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华盛顿共识中所建议的政策并未带来高增长、稳定或者贫困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采取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阿根廷出现了危机，这加重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疑惑。

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认为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向市场导向型政策框架（即所谓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场讨论不是关于目标本身，而是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其中有些人支持“休克疗法”，其他人则觉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加合理。全球金融危机向这个模式提出了质疑，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

在这篇短文中，我希望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增长和稳定的长期经验，以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理解，对研究发展的“新结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与林毅夫的观点类似，而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这种方式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

但是政府不仅只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

我的思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的看法上，还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自从索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Solow,1957）发表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革新。

“知识的增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只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不同。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哪些限制理解得很好，但对国家间知识差距缩短的速度受到哪些限制就不那么了解了。

但是，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所得出的发展战略与从新古典模型中得出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差异。前者注重吸收、消化并最终生产知识，而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既然经济体的部门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的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进化。市场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得经济结构随着（内生的）资源禀赋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市场缺陷来驳斥上面的观点。例如，资本市场的缺陷意味着新的企业往往很难融资，而这些新企业的融资是部门调整的要求。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供自己教育使用。经济中普遍地存在外部性——不仅是环境外部性，而且还有那些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外部性，这次经济危机里就表现得甚为明显。过去20年的研究探讨了像资本市场缺陷这样的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并将这些缺陷归咎于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些国家的一些时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好的金融管制（比如印度的金融管制）能够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

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我和Greenwald称之为“婴儿经济”——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 and Stiglitz, 2006）。知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知识积累与外部性有内在的联系——知识溢出的存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对发展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无法保证市场本身能走向成功。而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和这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提供了建议，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时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问题是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商品交易是要素移动的替代品。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资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才以现在的方式流动。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简而言之，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的政策。

即使一国政府希望避免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难以避免。因为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的投资方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甄别有必要学习的部门，这些部门学习的收益未被企业自己全部得到，因此在学习方面投资不足。在其他文章中，Greenwald和我提出，这意味着应该对工业部门予以鼓励，因为工业部门一般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以上观点能够解释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正如Arrow（1962）指出的，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通过学习来学会如何学习[Stiglitz,1987]）。

以上论述凸显了与强调短期效率的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静态和动态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对专利法的讨论方面有很多应用。

对于这些产业政策来说，主要的关注点是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真的有能力做到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予以考虑。一个国家的成功成长离不开政府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仅需要约束和创造市场，还要推出这些产业政策；不论是东亚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论是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现在，都是如此。政府的关键任务在于采取各种政策并拿出实际行动（来创造一些制度，比如有效的公民服务），以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些有意或无意削弱国家的政策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对出口产业有利的汇率政策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具有普遍效力：政府不需要挑选需要支持的特定“战略性”产业。这里同样存在权衡取舍：如果选择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门作为扶持对象，效率可能会更高。

还有很多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比如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鼓励技术转移、促进地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有助于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建设的投融资政策等（Hausmann and Rodrik,2003;Stiglitz,2004; Emran and Stiglitz,2009; Hoff,2010）。一些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可能带来负效果。

政府干预从来不会是完美的，也未必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效果。问题不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应该成为互相检验的工具。它们应被看做是互补性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我讨论的虽然是发展经济学，但这个话题和更宽泛的社会转型主题是分不开的（Stiglitz, 1998），正如Hirschman（1958,198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种族和阶层作为社会构件（social constructs），有效地抑制了世界许多地区大量人口的人类发展。关于这些社会构件如何形成、如何改变的研究就成为发展研究的核心（Hoff and Stiglitz, 2010）。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建设学习型社会予以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那些改变部门构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系统，以及它如何引导人们对变化和学习技能的态度。其他政策（例如法律系统、以性别为基础的微信用系统、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结束之前，我希望再提出两点评论。第一条是关于增长和减贫的关系。增长可能是持续性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对穷人有利的，有些是对穷人不利的。至少在一些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之一是更严重的贫困。为了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下滑加剧，导致更高的失业和更多的贫困。促进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可能对穷人有利，也可能对穷人不利，但是最成功的政策必然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学习能力，从而对穷人是有利的。

第二条评论与经济发展更广义的目标（即一国公民福利的可持续提高）和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有关。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一般没有包含在这里倡导的学习政策所导致的一国财富的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实现和认可。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它显著地显示了主流范式的缺点。这种范式对发展经济学曾有过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已经因它未能解决问题而逐渐减弱。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可行的分析框架——有许多新思想为一些国家的巨大成功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悲惨失败提供了新的解释。出于这一点理解，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从而为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奠定基础——这种增长应该是可持续的，并且能提高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部分人们的福利。

参考文献

Arrow, Kenneth J.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155 —173.

Atkinson, A.B., and J.E.Stiglitz.1969.“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Economic Journal 79（315）:573—578.

Dasgupta, P., and J.E.Stiglitz.1980a.“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Innovative Activ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90（358）:266—293.

——.1980b.“Uncertainty,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Speed of R&D,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1—28.

Emran, S., and J.E.Stiglitz.2009.“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Restraint, and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orking Paper Series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anuary,（www2.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download/papers/2009_Financial_Liberalization.pdf）.

Fellner, W.1961.“Two Propositions in the Theory of Induced Innova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71（282）:305—308.

Fitoussi, J., A.Sen, and J.E.Stiglitz.2010.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New York: The New Press.（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i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also known as the Sarkhozy Commission.）

Greenwald, B., and J.E.Stiglitz.2006.“Helping Infant Economies Grow: Foundations of Trad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6（2）:141—146.

——.Forthcoming.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usman, R., and D.Rodrik.2003.“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603—633.

Hirschman, A.O.1958.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M.Gersovitz, and W.A.Lewis, eds.,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 Allen and Unwin:372—390.

Hoff, K.2010.“Dysfunctional Finance: Positive Shocks and Negative Outcom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83,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Team, January.

Hoff, K., and J.E.Stiglitz.2010.“Equilibrium Fiction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ocietal Rigid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141—146.

Kennedy, C.1964.“Induced Bias in Innovation and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74（295）:541—547.

Lin, J.Y.2010.“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97, The World Bank.（Reprinted in this chapter.）

Nordhaus, W.D.1969a.“An Economic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9:18—28.

——.1969b.Invention, Growth and Welfare: A Theoretical Treatm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omer, P.1994.“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1）:3—22.

Shell, K.1966.“Toward a Theory of Inventive A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6:62—68.

——.ed.1967,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MA: MIT Press.

Solow, Robert M.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312—320.

Stiglitz, J.E.1987.“Learning to Learn, Localized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P.Dasgupta and P.Stoneman, eds., Economic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25—153.

——.1998.“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he 9th Raul Prebisch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October 19, UNCTAD.Also Chapter 2 in Ha-Joon Chang, ed., The Rebel Within.London: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2001:57—93.

——.2004.“Towards a Pro-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Seoul, October 25. http://www2.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download/2004_TOWARDS_A_PRO_DEVELOPMENT.htm

——.2006.“Samuelson and the Factor Bia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Szenberg, L.Ramrattan and A.A.Gottesman, eds., Samuelsonian Economics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35—251.

Uzawa, H.1965.“Optimum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1）:18—31.

World Bank.199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