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十五讲(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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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决定,叙事性是汉代乐府民歌最基本的特色。从《诗经》《楚辞》到汉代乐府民歌,中国古典诗歌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发展也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艺术上。《诗经》和《楚辞》主要是抒情诗的创作。《诗经》中的小部分作品,如《氓》《谷风》等,虽然也有一些叙事的成分,但尚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全诗主体的还是作品中主人公的倾诉,基本上还是抒情占据主要的地位。在《诗经》中叙事诗还只是处于萌芽的阶段。但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则出现了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创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叙事作品。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这样成熟的叙事诗,全篇已经有了一个中心事件来贯穿,主体不再是主人公的倾诉,而是第三者的叙述。

以叙事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汉代乐府民歌,其主要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代乐府民歌是通过对生活的具体描绘,或者说是通过对人物的活动和遭遇的具体描绘,来反映现实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我们读汉代乐府民歌,总会感觉到作品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具体的生活画面,展开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的场景,从而引导我们关心诗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从中受到感动、教育,并得到审美的享受。上面分析过的《孔雀东南飞》不用说,即如篇幅较短的《东门行》《妇病行》《十五从军征》等也无不如此。其间,作者还特别注意对人物行动和对话的描写,在诗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这是叙事性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汉代乐府民歌的成就是很突出的。

第二,叙事作品而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作者的思想感情汹涌流动于具体的情节与人物活动之中,表现为叙事性和抒情性的有机结合,这是汉代乐府民歌在艺术表现上的又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正是由班固所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决定的。因为这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既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反映,又是他们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作者是当事人,而不是无关痛痒地、冷漠地叙述故事的第三者。如《陌上桑》《东门行》《孤儿行》等莫不如此。

第三,生动的细节描写与对生活的高度典型概括相统一,是汉代乐府民歌叙事艺术的又一个显著特色。如《东门行》写主人公出走还归的思想矛盾时,从主人公的眼里,写了两句笔触简括的生活细节:“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作者仅拈出无衣无食这两点加以描写,就具有很高的典型概括意义,因而深刻地揭示出主人公铤而走险、走上武力抗争道路的社会原因。接下去写儿母牵衣哭劝,而主人公仍然决绝远行的细节,更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及其发展过程,说明了他的行动不是贸然采取的,而是经过反复考虑,是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如此的。《孤儿行》中选择提炼了孤儿去收瓜而瓜车翻覆的情节,抢瓜吃的人多而帮他扶车的人少,使他十分悲哀恐慌,因为由此必然招来兄嫂更加残酷的迫害。这里通过这一细节,生动真实地揭示出孤儿在家中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内心的无限痛苦。其他如《妇病行》中写病妇死后,丈夫安置好孩子到市场买饼饵而遇到很大困难的细节,也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病妇死后一家人的悲惨命运。

第四,形式的自由和多样,也是汉代乐府民歌在艺术上的一个鲜明特色。适应于叙事内容的丰富多彩,在表现形式上汉代乐府民歌也是活泼自由而富于变化的。它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而以杂言为主,三、四、六、七言杂用。也有少到一个字的,如《东门行》中:“咄!行!吾去为迟……”这种多变的杂言形式的采用,与诗歌浓厚的生活气息分不开,是出于表现生活的需要。像上面提到的一个字的句子,就已经很接近生活中的对话语气了。也有多到十个字的,如《孤儿行》中写孤儿生活无着、痛不欲生的心情时,这样写:“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全诗以四言、五言为主,杂入这一句十言,表面看似乎有一点不太协调,但仔细吟诵,就会体会出这冗蔓的一句恰足以表现出孤儿内心悲苦的沉重。当然,诗歌形式的整饬也是诗歌韵律节奏的一种内在要求,所以尽管杂言有它的优长之处,但由参差而走向整齐,毕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向。因而在汉代乐府民歌生动活泼的杂言体式之外,向五言发展的趋向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出现了像《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完整的五言诗作。杂言的大量出现和五言诗的产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其他如诗歌语言的质朴、自然、流畅,比兴手法的生动运用,浪漫主义色彩和风格的创造等等,都是汉代乐府民歌艺术成就不可忽视的方面,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在仔细阅读中体会出来,这里就不多说了。

汉代乐府民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开建安诗歌,一直影响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创作以及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沈德潜评杜甫的“三吏”“三别”时说:“诸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第48页,中华书局,1964年。所谓“神理”也就是指诗歌的精神,说杜甫写时事的即事名篇的诗歌,继承了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个方面是,诗体的创造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上文所说,杂言和五言是汉代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杂言对建安时期的曹操、曹丕、陈琳以及稍后的鲍照和唐代的李白等诗人,都有极大的影响。唐代诗人写作大量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其渊源即出于汉代的乐府民歌。而五言诗则最初是由乐府民歌开其先河,而后文人模仿学习,才逐渐成熟而定型,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主要形式的。文人拟作五言诗,从东汉初已开始,如班固的《咏史》,汉末建安则大量写作而走向成熟。

思考题

1.“乐府”的概念是怎样由管理音乐的机关演变成诗体名称的?“乐府诗”的含义包括了什么样的具体内容?

2.联系具体作品的内容,理解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

3.汉乐府民歌中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与《诗经》中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哪些不同之处?这与时代条件有什么关系?

4.《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篇叙事诗的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5.汉代乐府民歌的叙事艺术有哪些主要特色?

参考文献

1.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

2.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3.余冠英选注:《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1985年。

6.王运熙:《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