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只接受过短暂的学校教育，14岁起就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1岁时因婚姻和宗教问题，与家庭脱离关系，独立经营证券交易，25岁成为百万富翁。此后，他致力于学术学习，先是研究自然科学。1799年，他接触到了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始转向研究经济学。

当时英国政府为了弥补战争引发的财政赤字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李嘉图针对这个问题，撰写并出版了《黄金价格》等一系列文章，被评价为著名的货币理论家。1815年他发表了《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抨击刚刚通过的谷物法修正案，指出国内谷物价格高昂，将引起资本利润降低，人民生活状况恶化，阻碍经济发展。1822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发表了《论对农业的保护》，指出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仅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也和全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再次呼吁废除谷物法，争取廉价谷物和农产品的自由进口。

李嘉图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快李嘉图入选英国下议院，并将自己的理论付诸政策实施。李嘉图于1823年因病逝世。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由32篇独立的论文组成，各成一章，前后没有一定的逻辑联系，甚至各篇内容还存在一定的重复。虽然这本书更像是一部论文集，但是李嘉图提出的价值论却在逻辑上坚持了一致性，其前后一贯的抽象方法大大超过了斯密，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巅峰之作。由于其具有的科学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

一、李嘉图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理论特点

1．时代背景

李嘉图从事经济研究比斯密晚了近半个世纪，在李嘉图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也逐渐成熟，英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纺织、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部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优势，英国作为欧洲大陆及美洲国家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货币贬值和谷物法就是困扰着英国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关于货币贬值，18世纪末英国卷入了与法国的战争，英格兰银行大量增发银行券为政府筹措军费。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黄金储备不足，引起了兑现困难；同时，英国农业歉收，农产品进口增加，而英国的工业品又因法国的大陆封锁很难输出，因此，英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黄金净输出加剧了银行券兑现困难的局面。最后，英国政府被迫在1797年停止了银行券对黄金的兑现，从此，银行券大幅度贬值，物价飞涨。到1809年，购买力下降约25%，英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谷物法。谷物法始于重商主义时代，是英国为保护农业及国内消费者，调节农产品进出口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的总称。英法战争期间，受到法国的封锁，英国谷物进口中断，粮食供应不足，粮价高企，地租攀高。战争结束后，地主阶级担心国外廉价的谷物进口影响自己的利益，通过其把持的议会修订了限制粮食进口的法案，规定只有当粮食价格高于法定价格时，才允许粮食进口，但同时又把国内法定价格定得非常高，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

时代的变化使得分配问题成为李嘉图理论的中心，解释并解决这些重大经济问题，扫清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障碍成为李嘉图理论的核心任务。马克思曾评价，“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围绕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圣西门、付立叶、欧文等人站在各自阶级利益立场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学术界的争议非常激烈。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成分，对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的猛烈抨击坚决予以反击。理论的交锋促进了经济思想的前进，百家争鸣是李嘉图学说产生的重要条件。

2．李嘉图理论的主要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与斯密的经验主义不同，李嘉图更倾向在严格的逻辑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进行抽象和一般化。他注意到斯密理论中的二元化矛盾，力图在他的理论中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这使得他能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去分析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从而在资产阶级的限度内最深入地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与此相关，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形式上远不如《国富论》那样结构严密，但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深刻的、体系化的理论。李嘉图理论的中心议题是收入的分配，即土地、劳动和资本在收入中的相对份额是怎样决定，怎样分配的。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在生产领域里寻找货币工资降低、利润增长、地租减少的因素，从而符合逻辑地得出结论，指出自由贸易促进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使社会生产力和国民财富得到迅速的、无限的增长，为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尽管有些理论，例如级差地租和比较优势原理，在李嘉图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李嘉图将其与其他原理结合在一起成为思想体系，是他对经济学说史的独特贡献，而李嘉图的逻辑演绎也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指明了方向。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在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局限性。他的抽象法虽然也有唯物主义，但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有时抽象不足，有时又过于抽象。抽象不足表现在他不能从数量分析抽象到本质分析，特别是在研究价值决定时，不能抽象掉利润和平均利润，即不能抽象掉价值增值和按资本大小进行的价值分配。过于抽象表现在研究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时，抽象掉了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这些范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是自然的，即抽象掉了它们的历史性和特殊社会性。

二、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他继承了斯密关于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他的价值论，并始终一贯地运用这一原理来考察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范畴和规律，这是他对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

1．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李嘉图肯定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对于斯密提出的钻石与水的悖论，他认为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可以没有交换价值，但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一定不会有交换价值。在他看来，“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李嘉图正确地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前提，但并不认为价值可以由使用价值决定，“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李嘉图在研究交换价值如何决定时指出：“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接着，李嘉图将市场上的商品进行了分类，并分别讨论了其价值的决定。第一种是劳动不能增加其数量的商品，如罕见的雕像和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等等，其价值同原来生产时的必要劳动量无关，而是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随着需求者个人财富和嗜好的变动而变动。这样的价格被马克思称为“垄断价格”，并将其观点归纳为：“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李嘉图指出，这部分商品实际上并不多，绝大多数是劳动可以无限增加其数量的那类商品。对于这类商品，它们的价值是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的大小与耗费劳动量成正比。这类商品的价值如何决定是李嘉图研究的重点。

2．关于交换价值的决定

在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问题上，李嘉图始终坚持一元论。他首先批评了斯密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其购买的劳动的观点。他说：“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个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正比。”

其次，针对斯密关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李嘉图又提出了批评意见。斯密不理解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此，他认为生产投入的劳动量决定价值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的社会，在那时，资本和土地都属于个体生产者自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价值成为劳动者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就失去了源泉。因此，斯密提出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错误原理。李嘉图虽然不能正确地理解斯密的错误，但是却能坚决地反对。他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仍然取决于制造它和把它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分割，这并不能改变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

3．关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李嘉图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的一些科学见解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他首先承认劳动具有不同性质，有些是复杂劳动，有些是简单劳动，并认识到，在同一时间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大于简单劳动。但是对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如何换算的问题，李嘉图认为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为了实际的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但是“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因此，他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性。

其次，在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上，李嘉图比斯密有了一定的进步。他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投在商品上的直接劳动，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间接劳动。以棉袜为例，其价值除了有纺纱工人和织袜工人的劳动，还要包括修建织袜工厂和织袜机器的劳动以及生产、运送棉花的劳动等等。但是，在李嘉图看来，间接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将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上。但是对于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新价值的创造和原有价值的转移是怎样同时进行的，李嘉图并没有给予说明。

最后，李嘉图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认为决定价值的不是每个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将个别劳动抽象为社会劳动是李嘉图天才的创造，但是他的社会必要劳动并不是全社会的抽象平均，而是边际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者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说：“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李嘉图的观点可以正确地解释农业产品的价值现象，但是将其一般化到制造业显然是不科学的，具有局限性。

4．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

李嘉图用价值、绝对价值或者实际价值等表达价值的范畴，用交换价值、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来表示交换价值的范畴，并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两种商品交换时数量的比例关系。

李嘉图坚持认为商品具有绝对的、实际的价值，但是在解释相对交换价值的变化及其与这个不变的尺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时，却是模糊不清的。有时，他将交换价值理解为价值的自然表现，“劳动使用的节约必然会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无论这种节约是发生在制造这种商品本身所需的劳动方面，还是发生在构造协助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所需的劳动方面。”有时，他还将价值的变化理解为相对价值的变化，“如果我看到一盎司黄金所换得的……商品量都已减少，并且看到……用较少量的劳动量就可以获得一定量的黄金，那么，我就有理由说，黄金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它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已经减少”。

交换价值的变化受到三种情况的影响：（1）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变化；（2）与这个商品相交换的其他商品在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的变化；（3）两者同时发生变化。李嘉图还不能正确地理解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会产生相对价值，进而也无法说明相对价值变化的规律。

5．理论体系的两大矛盾

李嘉图虽然希望能够将劳动价值论坚持到底，但是却不能解决两个根本矛盾，从而最终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破产。

第一个矛盾是价值规律与利润规律的矛盾。李嘉图等人都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样演绎的结果就是，资本要同劳动相交换，如果按价值规律进行，就要等价交换，商品价值表现为工人的工资，就不存在利润；如果存在利润，就破坏了价值论的基础。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理解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李嘉图因为没能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个矛盾是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的矛盾，即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当时各部门间的资本有机构成因技术进步的原因差异越来越明显，竞争使得各部门利润已经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得到的生产价格。李嘉图看到了这种经济现象，并抽象为等量资本将实现等量利润的基本规律，但他并没有认识到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规律，而是直接从表象上将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起来。这样，当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将产品的价值分割为工资和利润时就遇到了困难。工人工资的增减只能引起利润水平反方向的变动，而不能影响商品的价值。但是，这只适用于各个部门的投资都是用在劳动上，或者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两种极特殊情况，如果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前提下，工资的变动也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变动，“因采用机器及固定耐久资本，这个原则的运动，遂大受修正”。

李嘉图为了捍卫劳动价值论，提出工资的变动虽然会影响商品价值，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影响商品价值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耗费掉的劳动量，如果确实存在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周转速度等因素引起的商品价值变动，那只是一种例外。对于李嘉图理论中的缺陷，马尔萨斯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多的例外”，如果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作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

三、分配论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指出：全部土地产品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前人虽然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将分配问题作为了自己理论的核心。

李嘉图对分配问题的研究是从生产过程出发的。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工资就构成了社会产品价值中一个决定性的要素，这构成了他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

1．工资理论

李嘉图认为工资是劳动自身的价值或价格，即“劳动的价格”，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也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李嘉图没有区别劳动和劳动力，他所说的劳动的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

李嘉图还分析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不同，人民的风俗习惯也有影响。另外，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

李嘉图认为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也就是劳动力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关系。劳动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跌。但是由于劳动者人口自然繁殖率的变化起到了自动调节的作用，因此，工资必然趋向自然价格。

李嘉图关于相对工资的分析是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相对工资即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工资而付出的比例，对利润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

李嘉图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以及资本的积累，货币工资有上涨的趋势，但实际工资有下降的趋势。货币工资上涨是因为维持工人最低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工人人口增加而扩大耕种劣等土地进而加大生产上的困难而上涨。而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第一，资本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工人人口增长的速度，即对劳动需求的增长赶不上劳动供给的增长。第二，货币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谷物价格上涨的速度，所以，增长了的货币工资不足以购买从前那么多的生活必需用品；而且总是谷物价格上涨在先，货币工资上涨在后，后者总赶不上前者。

李嘉图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但对其原因的解释却是错误的。他的这个论断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抽象，而是从错误的土地从优到劣的耕种顺序、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推论出来的。

2．利润理论

李嘉图认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并坚持利润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不加入地租的因素，即制造业者以及那些耕种最劣等土地因而不支付地租的农场主，他们的商品“全部价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李嘉图并没有独立的剩余价值概念，但是当他论述利润问题时，经常把用于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略去不谈，而只研究用于工资的资本即可变资本与利润的关系。显然他考察的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问题。

既然利润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那么利润量就会受到工资变化的影响而成反比例变化。李嘉图讨论了影响工资与利润之间量的比例变化的各种因素，提出财富增长、人口增长、土地报酬递减都会抬高工资，压低利润；而机器运用、技术改良、农业科学发展、粮食自由进口都可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总之，凡是减低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商品耗费劳动量增加的因素都倾向于提高工资而降低利润；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生产耗费劳动量的因素都倾向于降低工资而增加利润。

李嘉图确信工资和利润二者量的变动是完全对立的，并总结出三条规律：第一，如果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的长度一定，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工人每天总是生产等量价值；第二，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使工资向相反方向变化，使利润向相同方向变化，所以，工资和利润成反方向变化；第三，劳动生产力变化首先引起工资变化，然后才引起利润变化，所以利润变化始终是工资变化的结果，绝不是它的原因。

李嘉图在利润的名义上讨论了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的根本对立，但是他的理论中只强调了相对剩余价值，忽略了因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提高劳动强度而形成了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形，工资不会下降，而利润仍然可以上升。

在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上，李嘉图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对谷物需求增加，导致贫瘠土地也要投入耕种，另一方面，原有土地上追加投资导致土地收益递减，从而农产品价格提高，这样，工资的份额上升，利润率下降。实际上，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结果。随着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不变资本增加得快，可变资本增加得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量相对于增加的总资本来说变得更少，就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

3．地租理论

李嘉图首先在土地所有权的意义上正确地研究了地租的性质。他说：“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部分土地产品。”他接着又指出，地主从出租土地得到的全部收入并不都是地租。将全部收入叫作地租只是通俗的说法，地租是地主除了由于占有土地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不劳而获的收入，那些为改良土地及修建建筑物的投资而支付的利息并不是真正的地租。可见，李嘉图区分了真正的农业地租与投资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

李嘉图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地租产生的条件。他认为地租之所以产生一是土地有限，二是土地肥沃程度不同、位置有差别。在他看来，土地耕种是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扩展的。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原有的优质土地生产的农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不得不利用劣等地。而同量资本和劳动投在面积相同但质量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所产生的农产品就有差额，这差额就是优质土地的地租。

显然李嘉图讨论的是因质量差异形成的第一种形态级差地租。李嘉图是第一个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正确地将级差地租与劳动价值学说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农产品的价值由劣等土地上所耗费的劳动，即最不利条件下的劳动决定的观点。这样，优等和中等的土地耕种者在按照社会价值出售其农产品时，就获得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被土地所有者占有。

除此之外，李嘉图还研究了由于在原有土地上追加等量资本和劳动，集约耕种而产生的第二种形态的级差地租。李嘉图为了解释第二种形态的级差地租的形成，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即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等量资本和劳动虽然能够带来产品的增加，但是增加的量是递减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并不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充分条件。虽然如此，李嘉图学说中体现的边际递减原则却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即租种劣等土地也是需要支付地租的。因为在他看来，农产品的价格在补偿了生产商品花费的资本后，除了提供平均利润之外，还提供绝对地租，就必须要承认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平均价格即价值。这样，绝对地租的存在与劳动价值规律就出现了矛盾。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不能理解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绝对地租是土地私有权的结果。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他反对谷物法的有力武器。按照李嘉图的意见，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不能满足需求，则农产品价格上涨，地租随之提高，地主的利益增加。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意味着工人消费资料价格上涨，工人货币工资提高，而实际工资并未增加，且利润下降。利润下降又会引起资本积累不足，从而阻碍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总之，除了地主阶级外，一切阶级都会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遭受损失。当时英国实行的谷物法，限制外国廉价农产品进口，只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必须废除。

四、货币学说

1．关于货币与货币流通规律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货币也是商品的观点，认为货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金银时耗费的劳动决定的，“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他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金银价格存在的显著差异，他说：“金价约比银价贵十五倍，这不是因为由于黄金需求大，也不是因为白银的供给比黄金的供给大十五倍，而只是因为获取一定量的黄金必须花费十五倍的劳动量。”

李嘉图认为金银是合适的价值尺度，并进一步讨论了商品价格和货币流通规律。他认为，撇开供求变动的因素，商品的价格由商品价值及货币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改变会引起商品价格发生正比变化，而货币价值的改变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反比变化。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商品总量和商品价值不变的条件下，或者说流通中的商品总价值不变，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货币本身的价值。货币价值减少了，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货币价值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就会减少。

2．货币数量论

针对当时银行券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李嘉图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进行解释。货币数量论的核心结论是当流通中的商品价值一定时，货币的价值将决定流通所需的货币数量。由于李嘉图不理解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区别，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货币（包括金银和纸币）只是流通手段，只是处于流通过程。这样，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正常需要水平时，商品价值就以多量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上涨；相反，当流通中货币数量小于正常需要水平时，商品价值就以少量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下跌。当时的英格兰银行为了给政府筹资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其流通量大于在没有纸币流通时所需要的金银币流通量，因而发生纸币贬值，致使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价格上涨。

虽然货币数量论可以为当时飞涨的物价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却违反了劳动价值论的规定。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黄金作为货币，其价值是由生产它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在这里，黄金的价值又是由其流通的量决定。李嘉图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理论中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企图解决两者的矛盾。

首先，他指出货币流通量的失衡可以通过黄金在国内的生产与供给解决。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数量即商品总价格已定的条件下，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作为货币的黄金的价值，那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处于正常水平。如果商品总价值减少，或黄金的产量增加，流通中的黄金数量就超过正常水平，黄金的价值就跌到原来的金属价值之下，商品价格就上涨；反之亦然。在前一种情况发生时，黄金的生产就会减少，直到由于供给减少再把它的相对价值提高到内在价值为止；反之，当黄金的相对价值上升到其内在价值以上时，就会引起其生产量增加，直到它由于供给增加其相对价值下降到内在价值水平为止。

接着，他还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来调节。李嘉图认为，在正常的流通条件下，黄金不仅在国内是按照其价值来流通的，在一切国家也都将有相同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货币的输出和输入。如果因为某一个国家发现了金矿，货币流通量过多导致物价上涨，货币价值就会下跌以至于低于黄金价值，这种情形下，其他国家的商品因为价格相对较低就会流入该国，而该国的黄金就会流到其他国家去，直到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量；反之亦然。

这样，通过黄金的供给调节与自由流动，它作为商品的价值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相对价值之间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正常水平也得到了恢复，商品价格水平与其价值量相符合。

李嘉图在表面上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的矛盾，但实际上，他“应该证明的是，商品价格或金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金量。要证明这一点必须先证明：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的任何数量，不论与其内在价值成何比例，必定成为流通手段，成为铸币，因而成为流通中商品的价值符号，而不管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如何。换句话说，这个证明就在于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

3．关于自由贸易与通货稳定

李嘉图以货币理论为基础，支持其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根据他的理论，金银输出，是由于数量过多，价值下跌，它的输出正好可以减少其流通量，恢复其正常价值水平。“虽然通常称作贸易差额的部分会于出口货币或金银块的国家不利，但显然它是在进行一种最有利的贸易，因为它是在出口一种对它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以换取各种可以用于扩大其制造业并增加其财富的商品。”

李嘉图认为稳定的通货必须建立在贵金属基础上，因此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因为贵金属具有稳定的内在价值，所以适合于作为本位，以衡量其他物品的价值。但是流通中完全使用黄金是一种不生产的耗费，因此，可以以一种与黄金等值的、随时可以兑换黄金的银行券来全部代替黄金，投入流通。而国家则可以用黄金用来交换原料、用具和食物，使用这些东西，国家财富和享受品都可以得到增加。

当然，发行纸币还要防止银行券的贬值。国家必须用法律规定银行发行纸币的最高限额，超过最高限额发行的纸币，银行应有十足的金准备。允许纸币随时地、无限制地兑换金币或金块，并允许金币、金块自由进出口，可以使货币数量的自动调节在纸币流通中同样发生作用。

李嘉图虽然科学地指出了货币的内在价值、流通职能，也接近正确地总结了货币流通规律及货币流通量的决定因素，但是由于劳动价值论的缺陷，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历史的，不能认识到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的差别，引致了错误的货币数量论，从而使得他的货币学说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很不协调。

五、资本与再生产理论

1．资本学说

李嘉图抹杀了资本具有的历史属性，将资本直接等同于生产资料，认为资本就是用于生产的物质财富，这是他比起斯密在理论上的倒退。在分析资本积累的问题时，李嘉图不自觉地提到“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资本或雇佣劳动的手段的积累速度是有大有小的”，“他的用语‘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手段’，实际上是他把握资本的真正本质的唯一用语。”在资本理解为雇佣劳动的手段上他又触及了资本的真正本质。

同斯密一样，李嘉图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部分，但是在如何分类的问题上，他陷入了理论上的混乱。他说：“资本有些消耗得快，必须经常进行再生产，有些则消耗得慢。根据这种情形，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根据资本的耐久程度、消耗快慢、取回这些预付资本时间的长短为标准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一缺陷在他进一步解释时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李嘉图认为：“农场主买来播种的小麦相对于面包坊主买来准备做面包的小麦而言是一种固定资本。前者把它种在地里，一年之内不能取得报酬；后者把它磨成面粉，做成面包出售给他的顾客，使他的资本在一星期内就可以重新进行同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另一事业。”但是，小麦无论是作为耕种的种子还是做面包的原料都属于流动资本，这与它流通的时间长短并无关系。而且用时间长短划分资本的属性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他自己也承认“要严格地说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从哪里开始却很困难。因为资本耐久性大小的等差几乎是无限的。”

李嘉图进一步说明固定资本就是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即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流动资本就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的资本。这样的划分使得投在原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消失了。因为李嘉图认识到投在原材料上的资本的流通与固定资本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不能放在流动资本那里，否则就会出现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的情况。

李嘉图从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的角度提出了资本积累学说。他认为资本积累只能出自纯收入，即利润和地租，而在纯收入中，利润才是资本积累的真正源泉。要增加积累，一方面要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要压缩非生产性消费。因为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非生产性消费的增加就是利润的减少，从而减少积累。非生产消费主要指地租和赋税，所以，他强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地租和赋税。而减少地租的主要方法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外，还有实行对外谷物自由贸易，特别是废除谷物法。

总体来看，国家财富增长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也可以增加其价值；二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简而言之，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技术和机器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也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消费实现。

李嘉图立场鲜明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将资产阶级利益同社会生产发展及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看作是一致的，甚至是高于一切其他阶级的。但是他片面地将资本积累理解为收入转化为工资的积累，进而在积累问题上并没有得出正确的解释。

2．关于再生产与经济危机

沿着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李嘉图正确地指出生产决定消费，但是在讨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却接受了萨伊的观点，认为生产可以为本身创造市场，他说：“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显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可能，如果有危机的话，也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并不会出现普遍的全面危机。

李嘉图的这种观点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无关系，因为除了1819年以前几次局部危机外，英国还没有出现过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评价的，“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从理论的条件上说，他对于资本积累的分析就已经为再生产理论埋下了错误的种子。李嘉图认为积累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劳动者的消费资金，归根结底，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家牺牲了自己的消费资金实现的，所以积累不会影响消费，生产也不可能超过消费，“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运用只要还能产生一些利润，便也是没有限制的。”

李嘉图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包含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没有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积累中将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不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出现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必然的。

六、国际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一，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政策主张。李嘉图时代的英国在经济地位上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棉花、粮食等农产品既是人们生活消费的必需品，也是英国工业重要的原料。为了维护英国经济利益，经济学家们极力主张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自由贸易理论，李嘉图也不例外。

1．比较成本学说与国际分工

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的起点是斯密的绝对成本说。但是李嘉图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因为按照斯密的理论，在生产上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国际贸易，这样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交换双方其实都是用本国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商品去换取本国生产上处于劣势的商品，即交换的基础是比较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双方都有利么。”他把这个结论进一步扩展到国家的范围，得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学说。

在他的两国两商品模型中，假设生产1单位的毛呢，英国需要100单位的劳动，葡萄牙需要90单位；生产1单位的葡萄酒，英国需要120单位的劳动，而葡萄牙需要80单位。虽然英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完全处于劣势，葡萄牙处于完全的优势，但是只要葡萄牙集中它的资源来生产更有成本优势的葡萄酒，而英国也将所有资源用于比较有优势的毛呢生产，然后英国向葡萄牙输出毛呢，换回葡萄酒，两国得到的毛呢和葡萄酒都将大于没有分工时的情形。所以每个国家都应专门生产自己生产上占相对优势的产品，生产那种成本相对低、比较低的商品，用以同别国交换，从而可以实现最大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揭示了分工促进效率的基本原理。每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优势或劣势进行比较分析，做到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以便在现有的自然、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更有效、更节约地分配劳动和利用资源，形成合理的、最有利于本国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国家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依据。同时，李嘉图理论也具有若干局限性。比较优势学说是一种静态学说，忽视了在发展中技术进步对突破比较优势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看上去是原理的比较优势学说代表的是贸易伙伴中具有经济优势的国家的利益。在李嘉图时代，就是英国。按照他的理论，英国在工业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他得出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的结论。虽然落后国家从交换中也可以获得好处，但是长期坚持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就永远摆脱不掉被富有的国家剥削和俘获的命运。

2．关于对外贸易与利润率

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大有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受品总量增加，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额”。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的扩张不一定会提高本国的利润。李嘉图的理由是，由于竞争的存在，包括外贸在内的各行业的利润固然存在进退与共的趋势，但利润的均等并不是由利润的普遍上升，而是由特惠行业的利润很快下降到一般水平来实现的。虽然贸易使得商品丰富而价格低廉，极大地刺激了储蓄和资本积累，但是除非输入的商品是属于用劳动工资所购买的品类，否则就不会有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

李嘉图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即由于进口的生产资料便宜，不变资本的价值下降，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这样，剩余价值率提高，预付资本减少，剩余价值量增加，利润率就提高了。有些出口部门能够取得高的利润，是因为它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生产价格低于世界水平，进而从贸易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它必然转化并提高平均利润，而不是回到原有的低的利润水平上。

在英国与殖民地贸易的问题上，斯密曾提出，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导致其他一切行业利润率的提高，这样会提高英国商品的价格，降低英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能力，结果是英国对殖民地贸易扩展了，但是与其他国家贸易却相对缩小。因此，他主张废除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全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李嘉图的观点与斯密截然不同，他说：“这位权威学者的说法……有一点与鄙见相同，即不同行业中的利润有彼此一致，进退与共的趋势。彼此的分歧点在于，他们认为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上升造成的，而我则认为受特惠的行业的利润很快会下降到一般水平”。

在李嘉图看来，除了平均利润率不可能提高外，即使是平均利润率提高了，商品的自然价格也不会提高。原因是，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加起来就是该国拥有的总价值，这个总价值一定就决定了它的总需求，这个总需求包括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彼此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只要在价值中利润增加了，工资就只能减少，而不是使商品价值或价格提高。也就是说，“价格既不由工资，也不由利润决定”。

虽然解释上有错误，但是斯密看到了有利的贸易条件会提高先进国家价格水平的现象，是值得肯定的。而李嘉图将斯密的自然价格理解为商品价值加以批判是有问题的。先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能够实现更多的价值，总生产价格也大。这种商品在整体商品中的比重越大，总价值或总生产价格的增加就越显著。这个道理同有利的对外贸易会直接提高平均利润率一样。

七、赋税原理

1．关于赋税的性质与来源

赋税是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嘉图看来，政府开支与地租一样是非生产性消费，归根结底来自于生产性劳动。李嘉图将政府支出看作一种浪费，强调政府的浪费会导致国家的贫穷。以此为基础，他强烈要求限制国家职能，减少国家执行职能时所需要的巨额经费，并提出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基于这样的观点，李嘉图主张财政平衡，抑制公债，即使在特殊的情形下政府举债以应付非常支出，也应当在平时努力偿还，否则将使国家陷入困境。

2．三种赋税

在对赋税的实际问题上，李嘉图赞同斯密的四项原则，反对英国当时对所有土地按亩征收均等的土地税的政策。他认为，等量资本在质量不同的土地上所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将非常不同，不论土地质量的差别征收均等土地税，最终将导致谷物价格上涨，涨价的幅度等同于最劣等土地耕种者所支付的税额。

接着，李嘉图坚持税收来自资本或收入的观点，分别讨论了地租税、利润税和工资税等问题。

关于地租税，李嘉图认为地租是最合适的课税对象，因为，“地租税只会影响地租，全部都会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转嫁到任何消费阶级上。”李嘉图区分了被称为地租的两种收入，其中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租，另一部分实际上是资本的利息。李嘉图认为，对属于资本利息的收入征税会使土地所有者在土地上的投资得不到普通的利润，对生产不利，应该区别对待。

关于利润税，李嘉图认为政府的课税最终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关于工资税，李嘉图认为对工资征税会使工资增加，增加的数额至少等于税额。他进一步指出，这部分的税额负担即使不由雇主直接支付，最后也是要由雇主支付。因此，他得出结论：“任何税如果有提高工资的效果，便都要靠减少利润来支付。所有工资税事实上就是利润税。”

总体来说，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和完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分配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对当时及其以后的学说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