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面对社会整体变迁的分析研究

美国哲学家M．怀特在论述20世纪哲学演化趋势时指出：20世纪是一个从构造理论体系的时代走向理论分析的时代，“20世纪表明为把分析当作当务之急，这与哲学史上某些时期的庞大的、综合的体系建立恰好相反。”在欧洲学术史上，构造理论体系最典型的代表是黑格尔，“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20世纪思想家们一致采取的反体系行动，虽然是欧洲学术走向现代的一种发展形式，但正是因为放弃理论体系的构造，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进入社会生活各种层面，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然而，这种从体系构造转向问题分析的学术转向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轻视对社会发展变迁的整体把握。

20世纪的社会学也顺应了欧洲学术走向分析的潮流，特别是当20世纪中期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移至美国之后，放弃宏大叙事而专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式更是蔚然成风。从宏观层面对社会整体变迁的研究，不仅被视为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玄思，而且被看成是落后时代的陈腐学风。注重建设性和整合性的法国实证社会学传统，在美国演化成单纯强调客观描述和具体考察的技术分析。虽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社会学坚决反对把社会学归结为对客观现象的技术分析，但超越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直面社会问题的强大惯性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后现代社会学家们以批判的方式坚持了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

利奥塔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他一方面反对单纯客观地描述现实，认为无批判地描述现实无法清楚揭示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他又宣布，由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思辨叙事和法国政治哲学代表的政治叙事，都是资产阶级为了动员社会统一意志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统一步伐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理论表达，但随着计算机为首的技术革命的长足进展，工业社会的统治地位已经被后工业社会取代，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思维方式和知识图景都已经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叙事，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变迁的各种“元话语”或“元叙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失去了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利奥塔以批判的方式开展了对知识的话语和图形的分析。

在马尔库塞、福柯、鲍德里亚等人那里，也能看到利奥塔这种反对单纯客观描述分析，但坚持了批判分析的学术转变。也就是说，自20世纪初开启的从体系构造转向事实分析的学术潮流席卷了20世纪所有学术流派，以反传统而自居的后现代社会学也没有脱离这个至今仍在继续的走向分析的学术潮流。区别不过在于，后现代社会学坚持的是批判的建构性分析，而同他们对立的是坚持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进一步说，后现代社会学同现代社会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从体系走向分析，而是前者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开展了批判建构的分析，后者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开展了客观描述的分析。并且，后现代社会学也坚持了不再从整体上建构理论体系的原则，因此无论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们的思想理论展现了多么广阔的视野，都没有试图从整体上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

马尔库塞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预言人类社会将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将被改变，压抑文明也将随之被非压抑文明替代，一个人性得到彻底解放的新时代将会到来。尽管不能说马尔库塞在20世纪50年初期的这些思想观点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西方世界还不可能立即发生摆脱匮乏进入丰盛的变化，因此只能把他的观点看作对社会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的有一定根据的推测。也正因如此，虽然马尔库塞率先提出了新文明、新社会和新生活必将实现的观点，但他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而对新社会的产生根据、展开形式和基本结构等都没有作出论述。

时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迅速展开，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增长，匮乏时代基本结束，马尔库塞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已经清楚地描述了这些重要变化，并且宣布了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论断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人们关注的不是关于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断，而是贝尔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中心任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变化的分析。接受贝尔的观点，关于后工业社会不同层面变化的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但从总体上把握后工业社会的性质、形式和趋势的论述却不多见。

素以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的法国社会学家，虽然也认识到后工业社会来临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飞跃，它展开了与工业社会十分不同的矛盾关系和运行机制，但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福柯、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等人不去从总体上论述社会形态的转变，而是分别从知识权力、话语实践、消费社会和社会生活符号化等方面去论述当代人类社会的变迁。他们富于挑战性的激烈言辞，尖锐地批判了工业社会的压抑原则、科学理性的片面独断和控制权力的人性扭曲，阐述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崭新观点，对于推进当代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作出了不可埋没的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坚持反结构、反体系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这些法国社会学家没有从整体上对当代人类社会变迁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

德国社会学家不仅没有像法国社会学家那样坚决地批判结构主义，反而注重对社会变迁的一些元理论层面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哈贝马斯承接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充分研究的交往行为问题，论述了交往行为展开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揭示了公共领域被政治、经济体制吞噬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而形成的危害，并论述了通过坚持交往理性来促进社会沟通、协调人际关系的交谈伦理学。哈贝马斯的这些研究正是直面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信息沟通，他的研究涉及语言符号、自我认同、表达理解、行为模式、道德规范等一系列信息沟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试图为保证人们社会交往的协调进行提供一套理性原则。

利奥塔斥责哈贝马斯不合时宜地在重复德国古典哲学的宏大叙事，德里达批判哈贝马斯不顾当代社会走向分化的基本事实，试图用抽象教条来重建一去不复返的一统社会。其实，利奥塔和德里达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未必符合实际，哈贝马斯不过是系统地论述了交往行为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像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那样作出体系建构，而且对当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变迁的论述也十分有限。哈贝马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抽象原则或逻辑体系的构建上，他的大量著述主要聚焦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交往或信息沟通问题的深入分析。

相比之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视野要比法国和德国社会学家更开阔一些。吉登斯不仅从社会行动、社会信任、制度关系、时空变迁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社会结构问题，而且还认为当代社会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化不仅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也增加了大量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应当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从传统社会学单纯客观描述局部事实的窠臼中超越出来，对新形势下的人类社会变迁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吉登斯已经开始了从总体上把握当代社会变迁的思考，但由于他未能系统阐明所论述的全球化时代、晚期资本主义、风险社会、反思性社会、脱域社会或时空抽离的社会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至其五光十色的论述令人迷惘不知究竟哪个概念是对当代社会最恰当的概括。

总之，上述这些引领了当代社会学学术潮流的社会学家们，都已真切而深入地论述了当代社会生活信息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对所关注问题的深入分析，为清楚地认识信息社会到来而产生的深刻变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走向分析的学术潮流的推动下，社会学家们淡化了从社会形态更迭的角度对当代社会变迁作出总体性的概括。缺乏整体概括的不同侧面的深入分析，难免令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