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工业社会的变革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作出了十分丰富的论述，而在这些丰富论述中，贝尔不断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问题。

贝尔一再强调：“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它是描述和说明社会上社会结构（即经济、技术和等级制度）中轴变化的一种尝试。”这是说：后工业社会概念不是对社会生活新变化的全面描述，而是对因为知识和技术在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而导致中轴变化并针对重点问题作出新的概括。因此，后工业社会概念是用中轴原理研究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变化的理论思维的结果，它作为一种概念图式，不去全面描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具体变化，而是抓住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核心问题，“它代表社会组织的一种新的中轴原理，并规定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共同的核心问题。”

在对后工业社会概念作出清楚限定基础上，贝尔揭示了美国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

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5．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贝尔认为这五点变化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主要标志。关于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的概括，贝尔指出是受科林·克拉克关于经济构成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克拉克曾把经济分为三类：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大部分都将流入制造业，但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民收入也有显著增加，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增大，劳动力的流向也一定会随之变化。贝尔说：“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实际上，贝尔是从就业结构的变化来把握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在贝尔作出这种预测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就业结构还是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有60%以上进入了服务业。

贝尔认为美国这个变化对于后工业社会来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不是单纯的就业劳动力行业转移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中产生了新成分，这具有根本的、决定的意义。他指出：“如果我们把服务业分类为个人性质的（零售商店、洗衣店、汽车修理、美容店）；企业性质的（银行业和金融业、房地产、保险业）；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理，最后这个类别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这是表示一个新的知识界——在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以及管理部门——不断扩张的类别。”

在农业社会也有较大比例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但那是像家庭奴仆一样的属于为个人服务的职业；在工业社会，运输和销售等服务业也能不断增长，但都是作为工业生产辅助部门而存在的；而在美国出现的变化却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不同：这里随着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以知识为人服务的阶层不断壮大，它已经成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活动方式、活动领域和存在组织的知识阶级，并且它是一个具有空前发展潜力和巨大创造能量的新阶级。这也就是贝尔所概括的后工业社会的第二方面变化：“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可见，贝尔不仅重视知识阶级作为服务业新成分在就业结构中比重的变化，而且更重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在这个方面，贝尔强调了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社会权力的转移。随着知识阶级或白领工人在就业结构中的比例迅速扩张，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并且控制了支配社会运行变化的权力。

知识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力量，一个重要根据在于：理论知识上升到首要地位。贝尔认为这是划分和研究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当然，知识现在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纂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

在贝尔看来，理论知识超越经验而上升到首要地位是由两种过程共同促成的。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形式与性质发生了变化。19世纪的工业技术，“炼钢、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它们基本上都是发明家的创造，或者是那些聪明而有才干的工匠的发明，他们对于科学和研究工作所依据的规律都不大注意。”而到了化学工业发展起来的时候，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同科学、技术具有错综复杂联系而堪称第一个‘现代’工业的是化学工业，因为要进行化学合成——化合物的再组合和转化——就必须具备高分子理论方面的知识。”于是，化学工业推动理论知识在工业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上走上了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经济学领域的两种革命空前提升了理论知识的地位。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法国等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持被动的保守的经济学观点，在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面前消极地束手无策。罗斯福政府虽然比较积极地探索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但是仅仅用经验性的试验方法来不断改换药方，也未能找到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理论和政策的结合，才使人们对经济管理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凯恩斯为政府以干预经济作为弥合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的手段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实际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理论的注意力，并且使经济学由被动描述的经验性研究转向经济理论的建构性研究。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革命，是一直有人试图运用一种日益严格的、数学化的经济理论体系。”尤其有了计算机，为规范而复杂的经济理论体系整理或提供了大量数学统计，使经济理论在精确而庞大的量化分析中获得了充分论证，获得了更强的说服力，并因此而具备了直接同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统一起来的操作性或可行性。

关于技术控制和技术鉴定问题，贝尔论述了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自觉地从自身利益鉴别、规划和控制技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工业化初期，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忽视了技术发明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以致工业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许多诸如环境污染的危害。随着工业化程度和科学发展水平的提高，“新的预测方法和‘探测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在经济史上开辟一个崭新的阶段——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

贝尔对在后工业社会中利用技术分析与预测来制定发展战略作了充分肯定，他称之为“一种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他指出：“20世纪下半期方法论的发展前途在于：对有组织复合体的管理（庞大组织和体系的复合体，包含大量变数的理论复合体）；识别和运用合理选择的战略来指导与自然界的竞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发展一种新的智能技术，它到本世纪结束时有可能像机械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贝尔对社会预测、管理与控制技术作出如此信心十足的预言，与当时广泛传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等新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总之，贝尔从社会结构变化入手，揭示了后工业社会来临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社会变革。他说：“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就是经济改造和职业体制改组的方式，而且也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新型关系。”这种从经济生活入手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应当说是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是贝尔认为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是有很大区别的。贝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种矛盾关系的论述，是在抽象了许多因素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中得出的因果决定论。“我并不认为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决定着政治或文化的相应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三个方面向社会的其余部分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是：

“首先，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这些受科学知识作用影响的新职能结构将重新划分社会各阶层，但是人们是否自觉到这种划分，或是否接受这种划分，这是值得追问的。

“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制度提出了‘管理’问题。”即社会知识化和理论知识地位的提高，都提出了如何用理论知识指导和控制政治活动的问题。

“第三，强烈依靠认识能力至上和理论知识至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冲突。”依靠科学知识管理政治和指导生活，是理性主义精神或现代主义精神的继续，可是后工业社会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却是反理性主义或反现代性的，怎样去认识和理解这种文化冲突。

概而言之，贝尔得出的这三方面问题实质就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其中包含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中的问题。而这三个结构都是在马克思社会结构范畴之内的，马克思也从不同角度对三种结构之间的联系或作用作了丰富论述。差别不过在于：马克思更注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对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根本决定作用，而贝尔则突出强调科学知识对三种结构的轴心作用。

贝尔同马克思在社会结构理论上的根本对立，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系和社会中心任务的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是贯穿所有社会形态中的最基本的社会矛盾，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矛盾都可以消失，而这两对矛盾却永远存在下去。在马克思那里，这两对矛盾中第一对矛盾中的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列宁据此指出：可以把上层建筑归结为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可以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因此，也可以说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是社会结构中的实质或根基。列宁的这种概括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不断强调：物质生产是人类第一个历史前提，人类社会要想维持下去，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物质生产，因此应当从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出发来理解一切社会的存在与变化。

贝尔恰恰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的立足点上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贝尔为了更加明晰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把它同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进行比较，概括了三种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关系的不同特点，进而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关系的结论。贝尔指出：“在前工业社会里——这里仍然是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采掘和提取自然资源的工业：矿业、渔业、林业、农业。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竞争。”“工业社会——主要是那些北大西洋沿岸国家，加上苏联和日本——是商品生产的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里主要考虑的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者能源，而是信息。主要人物是专业人员。”这里，虽然贝尔没有沿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概念，但是他讨论的问题在内容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指的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无论怎样说，社会的主要任务或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中都是居于基础地位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已有论述。如果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或社会基本矛盾关系发生变化的结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则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发生变化。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主要任务，人们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都是以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为前提或以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当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任务，而处理人与人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任务时，正像贝尔所论述的那样，为人服务的产业取代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并且原先建立在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之上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都将发生一场根本的、空前深刻的革命。虽然贝尔没有作出这样明确集中的理论概括，但是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著作中从各种角度谈到了这些观点。

因此，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社会变革的一系列论述，实质是向人们宣告，一种从根本性质和展开形式上都是全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