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相比于博厄斯的其他弟子，克莱德·克拉克洪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并不算高。而且，学者们在文章中提到他的时候，多数是涉及他给文化所下的定义以及所谓的“克拉克洪和斯托特柏克架构”。实际上，他于1960年在布朗大学为“查尔斯·K．考弗讲座”所做的主题演讲显示了其在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古典学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在演讲中，哲学、文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著作所涉及的内容，他都能信手拈来。当然，他不添加详细注释的洒脱，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克拉克洪的主题演讲分为三部分。他首先回顾了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历史关系，然后探讨了对人的研究和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最后试图对希腊文化的特征做出界定。可以说，第一讲主要涉及人类学学科史上“摇椅人类学家”这一代人的研究；第二讲则主要谈及希腊人类学的问题，从哲学著作中分析希腊人的思想观念；第三讲围绕涉及希腊神话人物的戏剧、诗歌等材料来分析希腊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在第三讲中，他以“一元”与“多元”等九对二元对立的特征项为标准，通过列举材料来阐释他自己认为的希腊文化所具有的特征。

在名为《历史回顾》的第一讲中，他试图向听众解释古希腊研究与民族学以及社会人类学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激起了“摇椅人类学家”对所谓“野蛮人”的风俗等研究的兴趣，甚至希罗多德本身就被称为“人类学之父”。最早的人类学家即便不是修习古典学出身的，至少也是具有古典学研究背景的。克拉克洪提到了一长串在人类学学科史上被归类为古典学派的学者，比如：爱德华·泰勒、赫尔曼·乌西诺、埃尔文·罗德、简·哈里森等人，他们都关注灵魂崇拜问题；更不必说，人类学学科史上的传播论派和进化论派的学者威廉·里奇韦爵士、安德鲁·朗、弗雷泽；即使是法学家或历史学家出身的巴霍芬、摩尔根、亨利·梅因爵士、麦克伦南、库朗热等人，他们虽非专业的古典学者，也在人类学的方向上广泛利用古典文献材料。

克拉克洪将20世纪人类学与古典学研究的学者，分为两股潮流。其中一股潮流是对乌西诺、罗德以及巴霍芬的粗略延续，而另一股潮流接续的就是里奇韦、哈里森、朗以及弗雷泽等人的脉络。第一股潮流被他称为“旧式”人类学，而另一股潮流则是“新式”人类学。两股潮流相互交融、互相影响，也偶有断裂。赛克斯的《希腊人的人类学》（1914）以及布恩的《赫西俄德的世界》（1936）表明第一股潮流没有被打破，而所谓“新式”人类学则遭遇了断裂。在“新式”人类学里只有少数人短暂地在古典学领域做出过尝试，将研究视角安置在古希腊的古物资料之中，但克拉克洪认为实质性的研究是由考古学家以及体质人类学家完成的，比如休·亨肯的《印欧语言与考古》（1955）。不过，雷蒙德·弗斯、梅耶·福蒂斯以及列维-施特劳斯都曾分析过古希腊神话或宗教。而在希腊文化研究者这边，克拉克洪主要提到了芬利的《奥德修斯的世界》（1954）、诺曼·布朗的《小偷赫尔墨斯》（1947）以及多兹的《希腊人与非理性》（1951）。

但是，在克拉克洪展开讲座的20世纪60年代，他认为古典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比较“古怪”，原因大概在于古典考古学仍然是纯粹的人文主义学科，而人类学只是部分具有人文主义性质。而且他说古典文献学处在传统人文主义的要塞里，以致现代人类学思想少有渗透进来。他总结说当代古典学接受了三个人类学观念，例如“古希腊比迄今为止大多数希腊文化研究者所知的还要‘原始’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古典学和人类学这两个领域中流通的想法和材料逐渐变成一边倒，也就是说希腊文化研究者频繁地转向人类学，而不是相反。这有语言障碍的原因，也有“摇椅人类学”已经过时的原因，还有所谓偏爱与人文科学相对立的“科学”的原因。

第二讲中克拉克洪提出了“希腊人有真正的人类学吗？”的疑问。他认为，希腊文化是近代西方最早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虽然一开始对希腊人是最初的人类学家这样的观点深表怀疑，但在经过数年研究之后，他完全信服当代人类学思想的世系能直接追溯至希腊思想。在随后罗列的希腊人类学“流水账”中，他从希腊人对民族或地方的知识以及他们对外国习俗的评论开始，继之以他们对有关人类兴趣问题的长久思考，并以希腊思想家们对当代理论的一些预示作结。于是，篇章中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柏拉图等人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体现了克拉克洪旁征博引的能力，同时也在不经意间为读者勾勒出希腊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的脉络。克拉克洪指出，阿那克萨戈拉、阿基劳斯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曾预示过生物进化的观念；“希波克拉底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对动物王国的达尔文式的看法以及比较解剖学的知识，但在古典时期之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再一次出现这种看法和知识”；第欧根尼也曾解释过人类的直立行走；伊壁鸠鲁等人还讨论了语言分化的问题；赫西俄德做出了文化阶段的划分；希罗多德已然把握了今日称之为“文化相对性原则”的东西……可以说，克拉克洪高度评价了希腊人类学——“希腊人类学的资料和想法吸引当代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研究人与文化的学者来对之进行仔细地重新审视”。这也意味着他对开篇提出的“希腊人有真正的人类学吗？”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

第三讲，克拉克洪试图做出一些概括，他很谦虚地说自己的标题《希腊文化的简要语法》过于狂妄了，但他总结的九对关系虽然简要，却十分精彩地让人能够很快理解希腊文化的特征。他首先阐释了文化与价值观选择的关系，认为“一种价值观指向经验的选择性倾向，暗含着深切的承诺或者否认，影响了在实际行动中‘可能选择’的次序”。在随后的行文中，他勾勒出希腊文化价值重点的轮廓并做出如下的总结：“（希腊文化）坚持存在主义的假设，即宇宙是确定的，而且是单一的；邪恶比良善更突出；相信个人具有自由的制度，而且在道德上是负有责任的；重视人类，将之与超自然相对立；个人对立于群体；自我相对于他者；当下对立于过去也对立于将来；重视不同语境下的纪律与满足。”这短短的几句话，已经为我们描述出希腊文化的特征。另外，他在这里提到的“个人”与“群体”等九对相互对立的标准项，与“克拉克洪和斯托特柏克架构”中的某些价值维度是相互契合的。

1961年出版的《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距今半个世纪了。我们现今还能看出人类学纠缠于古典学的情形吗？或者古典学对于刺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是否还有助力呢？答案可能是不确定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学与古典学渐行渐远的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我们急需回到最初的起点。这本书对于今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或许不是直接的，因为中国文明有别于希腊文明，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上古研究的著作出现在克拉克洪的视野当中。但是，既然古希腊文化研究被称为西方的古典学，那么中国的《诗经》等原典研究也应该被称为中国的“古典学”。早在1919年，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曾以《诗经》《左传》《史记》等中国经典来勾勒上古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在今日中国学界，也出现了呼吁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口号，那么能不能以我们的“古典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呢？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或者主张，而应该是实际的行动，也只有在实际的行动中才能发现其中包含的困难与艰辛。

人类学毕竟是源自西方的一门学科，而其强调田野研究的特征，提醒我们注意不能把所谓古典学的理论直接套用到现实当中。另一方面，刘小枫曾为勒内·基拉尔的《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中译本写过很好的前言——《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他在文中说自己所知的人类学除了研究原始无文字民族的事情，比如列维-施特劳斯，还有研究古典文明的韦尔南。刘小枫认为，韦尔南的古希腊宗教人类学与列维-施特劳斯的原初宗教人类学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双刃利剑，将古典文明从西方传统身上切割下来。他也转述了基拉尔对人类学“田野就是一切”的不满，以致提出人类学要研究古典文学文本。而基拉尔本人则说得更为尖锐，他极力反对将是否进行田野调查看作专业人类学家与业余理论家的区分标准。为此，他不无嘲讽地说道：

专业人类学家对理论家特别是业余理论家通常是很严厉的。过去这50年中，专业和业余区别的标准是田野调查。这背后的逻辑是，你花在田野调查上的时间越多，你胡思乱想的时间越少，你越值得一听。很多人觉得有权力轻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仅仅因为他们可以相互私语：“我知道他几乎没做什么田野调查。”没有人想要贬低田野调查的成就。而且由于这些调查不可能再被重复，它们的成就是越发的珍贵了。

那么，在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之间，应该怎样进行综合，怎样做到二者的相互补充呢？在这一问题上，我相信克拉克洪的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读的。人类学界关注古典学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就没有断过，这一点从克拉克洪的讲座中也能看出，所以不用过多强调这本书的意义。而对于这两个学科之外的读者来说，不妨翻翻这本小册子，能够快速地了解到这两门学科的简史。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克拉克洪。克拉克洪于1905年1月15日出生在爱荷华州李曼斯镇（Le Mars），出生之时母亲就因难产而去世了，5岁时他被舅舅收养。在人类学界，克拉克洪以其对纳瓦霍人长期的民族志研究著称，正因为这项对异文化的研究，他终其一生都强调跨文化理解和交流。他特别关注人性、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文化面向，这些在以《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1961）为名出版的三个讲座中都有所体现。他曾是美国人类学会的主席，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他发表了许多著作，其中有《纳瓦霍人的巫术》（1944），与多萝西·莱顿（Dorothea Leighton）合著的《纳瓦霍人》（1946）以及《人民的儿童》（1947），《人的照鉴》（1949）；1951年他出版了《美国文化与军事生活》；1952年，他与克鲁伯一起出版了《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1952），他们在这本书中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另外，他还与亨利·穆瑞（Henry Murrary）合编了《自然，社会以及文化中的个性》（1948）一书。1960年7月29日（一说是28日），克拉克洪在圣非因心脏病发去世。

关于翻译，我得再说几句。书中出现了大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的人物名称。对这些人名的翻译，我多数参考了罗念生先生的译法。对于可以查找得到的学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阅读，我在译文中以脚注的形式添加了他们的生卒年月以及著作等基本信息。原文没有任何脚注，所有的脚注都是我添加的。对于克拉克洪的引文，如果已有相应的中文译本，我多有所参考，但还是以克拉克洪的英文版本为准进行翻译。另外，我要在此感谢丛书主编王铭铭教授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立刚编辑和王莹编辑。因为时间与水平所限，译文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吴银玲

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201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