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互动的理论

一、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

1．社会交往的概念

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自称为社会学者，没有对孔德创立的实证社会学的认同。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有些思想成为现代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交往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过程的重要概念，由于马克思的目的是阐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而不是像某些社会学家那样目的在于分析日常生活，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也就宽泛一些。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对“交往”（或“社会交往”）下定义，在马克思那里，交往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所有方式，这些交往是人的从事共同活动的过程。这里包括人们之间的生产活动和产品交换，人们之间思想的交流和沟通，也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战争。所以，马克思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交往”这一概念的。

马克思认为交往是由个人来完成的，但又不是单纯的个人交往。交往具有社会性，因为任何交往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出于解释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更多地关注了劳动这一重要的社会交往形式，并把它视为人的实践。

2．社会交往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对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一，交往是个体生存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们只能在社会中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之间发生了交往。第二，社会交往是人自我显现的方式。马克思认为，人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表现自己。作为社会性生物，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展示自己的真正的天性，直接同别人的交往是个人的生命表现的一种形式，也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因为人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第三，社会交往建构着社会。马克思认为，人们相互之间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人们之间的交往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其实践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对当代社会理论家发生了重要影响。

二、符号互动论

1．符号互动论的概念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符号相互作用理论）是一种通过分析在日常环境中的人们的互动来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派别，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相互作用发生的方式、机制和规律。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开创者，除了米德之外，托马斯（W.I.Thomas）、库利等人也对符号互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布鲁默（H.G.Blumer）和G．库恩等发展了米德的思想，并形成了以布鲁默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和以库恩为首的衣阿华学派，它们在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米德认为，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通过各种符号进行互动，人们可以借助于符号理解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借此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的行动是有社会意义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是以各种各样的符号为中介进行的，人们通过解释代表行动者行动的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而做出反应，从而实现他们之间的互动。在符号互动论那里，符号是基本的概念。符号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比如语言、文字、动作、物品甚至场景等。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符号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大家（相关的人们）所公认的。文字是一种符号，它是认识或使用该种文字的人的沟通工具。语言是所有符号中最丰富、最灵活的一个符号系统，通过口头语言、身体语言（包括表情与体态）等人们可以传达各种意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复杂交往。物品也是重要的符号，比如校徽是一个大学的代表，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一定的社会情境也具有符号的意义。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于是人们把婚姻的场合布置得红火热烈。组织中的成员遇到领导在场且凝重的场面，他会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人们的经验中这种场合代表了特殊的意义。

在符号互动论那里，情境是指人们在行动之前所面对的情况或场景，包括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角色关系、人的行为、时间、地点和具体场合等。因为人们可以将上述因素进行组合以表达自己的意义。实际上，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确切地表示出其意义。同样，人们只有将符号视为一个系统，或者在一定背景下去理解符号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含义。比如，打了人一巴掌这一动作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意义会有不同，甚至意义完全相反。于是，解释情境对于理解人的行为和进行互动就十分重要。

托马斯认为，人们在自觉的行动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阶段，即要对他所面对的情景做出解释，赋予这一既定情境以意义，他称此为“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托马斯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在这里，主观的含义包括他把哪些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和怎样去解释它们。当然，所谓主观解释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实际上一个人对情景的解释是他以往社会化成果的反映。

2．符号互动论的基本理论

20世纪60年代，曾受业于托马斯、库利和米德门下的布鲁默全面、系统地论证了符号互动论，总结了它的基本理论。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们根据他们赋予客观事物的意义来决定对其所采取的行动。第二，人们所赋予事物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在于事物本身。第三，人们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通过内部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形成了如下观点：第一，人类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用符号表示各种体验的能力，人是符号的使用者。第二，人类运用符号彼此沟通，符号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第三，人们通过解释他人行动中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进行交流和互动。第四，在互动过程中由于互动情境的变化，人们也在不断地修改对事物的定义。第五，角色扮演是最基本的互动方式，在角色扮演中人们不断进行内部解释，即想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其行动的意义。

这些理论是说，人们的行动是对外部事物（他人的有意义的符号行动）的反应。一个人如何理解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意义，他就会采取相应行动，因此，人的行为是受他对外部事物的理解指引的。但是，人们对事物所包含意义的理解并不是凭空或主观做出的，而是他根据他或他人的经验做出的。这些经验可能是他的直接经验，也可能是间接经验，但它们都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对来自对方的行动和整个情境进行解释，随着情况的变化，人们赋予事物的意义也发生变化，由此引导互动的发展。在互动过程中，人们是以角色扮演为基础来判断对方行动的意义和自己所应采取的行动的，其中包括对双方责任、义务的理解。

在符号互动论看来，社会的日常生活构成了进行中的社会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借助于各种符号进行着互动。在共享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互动就使社会呈现出有秩序的状态，这是社会的微观秩序。而对微观社会秩序的研究对大规模过程和结构的宏观秩序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

符号互动论对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给予了细致的分析，它关于行动者赋予对象意义的观点对后来的标签论、建构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拟剧论的主要观点

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是从符号互动论中发展出来的、具有自身特点的、说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其倡导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他把社会比作舞台，把社会成员比作演员来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代表作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参与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拟剧论研究的是人们运用哪些技巧在别人的心目中创造印象，戈夫曼将人们运用各种技巧和方法左右他人，以在他人那里建立良好印象的过程称为“印象管理”。印象管理不仅包括用自己的行为去直接影响对方，也包括建造自己表演的舞台布景，这实际上是对互动情境的设计。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如果能够按照剧本（即预想的方式）表演就按剧本表演，当剧本不明确或不完整（即情况更加复杂或发生变化）时就要随机应变，临时创作。

戈夫曼提出，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在后台，人们可以放松、休息，以补偿在前台区域的紧张。前台和后台可以是，但又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对于工作组织的成员来说，工作场所是前台，人们要按照工作规则行事，但下班以后去聊天的地方就是后台了。有时，前台和后台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情境发生了变化，前台变成了后台。工作之后人们回到家里是进入了后台，在夫妻因为家务而唠叨甚至争吵时，如果有客人敲门进来，夫妻会停止争吵，向客人显示出和睦的样子，这时，后台已经变成了前台。戈夫曼认为，人们不能将前台行为用于后台，也不能将后台行为用于前台，而是应该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该场合应有的行为，而其标准是社会的规范，即社会对角色行为的规定。一个成功的社会成员就是要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怎么做，判断场合并用适当的方式去行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观众”也知道表演者有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但他们很少对表演者行为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怀疑他在制造虚假印象。有时人们还会对表演者的、无意的、不合适的行为“有意视而不见”，以共同维护双方的面子。因为在社会互动中，观众也是表演者，他也知道在特定情况下自己应该怎样做，即选择自己是实施前台行为或后台行为。

应该指出的是，与戏剧中有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前台行为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拟剧论强调了对互动情境的定义及人们互动行为的复杂性、随机变动性，加深了对互动现象的认识。

三、常人方法学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常人方法学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常识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具有权宜性，即行动并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场景条件，并依赖自身的努力完成的。规范只是行动者理解与说明实践行动的参照。场景本身是行动的一部分，它与行动一样是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构成的“成果”。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和社会行动具有“索引性”，即当事人的实践活动运用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进行。由于日常语言和实践行动是以“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仅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行动问题并不合适。行动（或表达）的“无尽索引性”表明，对它们的意义必须诉诸索引及其行动表达的意义才能理解。比如加芬克尔发现，在日常谈话中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不仅基于当事人说出来的东西，而且根据大量谈话中未提到的因素，即言外之意。对这些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赖于谈话所涉及的当事人最近的互动发展过程及前景预期，依赖于对话发展的一系列时间上连贯的表达，依赖于谈话过程等。

常人方法学认为，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即行动可被观察、被报道）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地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于是，在常人方法学看来，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