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电视艺术与文化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仅从1871年到1951年，这80年间有关文化的定义就达160余种。而在1951年后的50多年时间里，国内外有关文化的定义就达近200种，可见该问题的复杂性。按照学界约定俗成的解释，文化可以分成两种：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方面；狭义文化是指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从逻辑上，后者从属于前者，相当于广义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在本节中所探讨的文化限定在狭义文化层面，以电视艺术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

一、文化环境对电视艺术的影响

“文化环境是指人的客观存在的周围的文化情况和文化状态。在纵向坐标中，文化环境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横向坐标中，文化环境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抗、消融、一体发展趋势。”文化环境对电视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操纵其创作内容、创作理念，也掌控其精神内核。以下通过几组文化形态的对比来简述之。

（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奔涌而来，势不可当，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它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很容易直接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并影响其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众文化就是塑造社会大众灵魂的文化。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样式，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视艺术的大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在电视领域的全面胜利。从家庭伦理剧、历史戏说剧、情景喜剧到大量平民纪实节目，从电视“真人秀”到电视“脱口秀”，无不渗透着大众文化精神。而在五光十色的电视现象背后，是电视艺术创作理念的悄然嬗变，即由自上而下的宣教式传播转向置身平民的平视化传播，这不能不说是电视艺术创作观念的巨大进步。

与大众文化不同，精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承担着教化大众、提升社会价值的功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精英文化热”，文化寻根、哲学思辨、对生命价值的探求、对人文精神的推崇等一时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氛围中，电视艺术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它们用纪实的手法来谈论人生价值、文化传承、民族命运等宏大命题，充满了文学意味、思辨色彩和精神力量，成为电视艺术史上的经典。代表作品如《话说长江》、《西藏的诱惑》等，都是精英文化诉诸电视艺术后产生的硕果。

（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浸润于传统文化的宏大气场中，我国电视艺术创作也具有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从选题方面来说，那些名著改编剧、“红色经典”剧自不待言，即便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历史剧，《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这样的戏说剧，《济公》、《新白娘子传奇》这样的神怪剧，《闯关东》、《血色湘西》这样的史诗剧等，都打着鲜明的民族烙印。从立意方面来说，许多电视艺术作品都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塑、伦理价值的回归和道德坐标的重建，此类佳作不胜枚举。从形式方面来说，不少电视创作者自觉地运用有民族气韵的艺术表现方式，如浙江卫视创作的泼墨画式的形象宣传片，意境幽远，韵味十足。再如五粮液集团拍摄的电视广告片，选用竹林、美酒、甘泉、纸伞等为意象，配以古筝、箫、笛等民族乐器，使得整个作品潇洒飘逸、回味无穷。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频繁往来的同时，文化的相互交流也成为必然。世纪之交，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我国电视节目创作领域产生了一种反正统、反中心、反理性的“狂欢”精神，出现了诸如《武林外传》这样的“无厘头”搞笑型电视剧，诸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这样的“零门槛”全民选秀节目，为受众带来了彻头彻尾、无所顾忌的娱乐，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放松，但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文化，是相对于乡村文化而言的，具体指“城市主人在城市长期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化成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当它作用于电视艺术创作时，便催生出一系列与城市相关的电视艺术作品。以电视剧中所塑造的城市人物形象为例，从改革开放至今，每十年便经历一次变迁：第一个十年（1978—1988年）以知青、改革者形象为主。前者以《蹉跎岁月》中的杜见春、《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裴晓云、《雪城》中的姚玉慧为代表；后者以《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女记者的画外音》中的步鑫生为代表。这两类艺术形象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中国城市的基本面貌。第二个十年（1988—1998年）以商人、小市民形象为主。前者以《情满珠江》中的林必成、梁淑贞，《外来妹》中的赵小云、江生，《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阿春为代表；后者以《渴望》中的刘慧芳、宋大成，《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东宝、葛玲，《过把瘾》中的方言、杜梅为代表。他们所展现出的城市生活景观在当时吸引了无数受众。第三个十年（1998—2008年）以军人、工薪族形象为主。前者以《DA师》中的龙凯峰、林晓燕，《突出重围》中的范英明、刘旭东，《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成才为代表；后者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李云芳，《牵手》中的钟瑞、夏小雪，《金婚》中的佟志、文丽为代表。这些城市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城市文化的内涵。不难发现，这些鲜活的城市人物形象是与中国城市的变迁紧密相连的，是与中国城市文化血脉相通的。

与之相对应，乡村文化在我国有着更加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且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近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乡村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除《刘老根》、《乡村爱情》、《喜耕田的故事》、《清凌凌的水 蓝盈盈的天》、《当家的女人》等一大批优秀农村题材电视剧之外，荧屏上还涌现出了不少关注农民生存状态的电视纪录片，反映农民生活情况的电视文艺节目，这都是在乡村文化影响下电视领域产生的艺术成果，它们与农民生活产生了良性互动效应。

二、电视艺术的文化功能

於贤德先生认为，电视的文化功能可归结为三方面，即“物质文化的博览会；制度文化的增力器；精神文化的催化剂”。这对电视艺术研究具有启发作用，与之类似，电视艺术的文化功能同样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电视艺术对物质文化具有展示功能。物质文化是人类生产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如工具、器物、建筑和设备，它是人类物化劳动的产品，是人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晶。电视艺术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正是依靠着各种仪器设备而完成的。因此，人们通过欣赏电视艺术，就已经领略到高科技时代物质文化的丰富内涵。然而，更具普遍意义的是电视艺术对物质文化的展示，在各式各样的电视剧、纪录片和文艺节目中，观众能够看到古今中外、琳琅满目的各色物品。至于电视广告，更是电视为物质文化服务的最佳途径。正如於贤德所言，电视利用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多种优势，可以准确而生动地展示产品的色彩、造型、结构、功能，能够运用语言去说明产品的性能，还可以通过动态的表现去显现产品的运作过程。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电视成为广告公司青睐的对象，成为广告世界的骄子。

电视艺术对物质文化的这种展示功能，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一定的正面意义。通过这些劳动果实的具体而形象的展示，人们感性地看到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伟大，看到人类在改造外在世界的过程中努力建造着越来越美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由此感到骄傲、自豪和心理上的充实，产生一种集体成就感。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形成商品拜物教的社会环境，使人沉溺在感官享受的渴求之中，对于物欲横流的不良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当引起电视艺术工作者的高度警惕。

其二，电视艺术对制度文化具有促进功能。王沪宁认为：“政治共同体还通过一套更加广大的网络传递政治观念，传播政治文化，促进个体政治观念的形成。这便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工具这种神奇的力量。这里人们又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大众传播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都相对稳定，而政治体系动荡不安的，大众传播均不那么发达。这个现象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样式，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在健全法制、发扬民主和社会制度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威力，有助于整个社会在特定的制度的保障下，处于有效的、良性的运作之中。电视艺术可以使政治文化迅速地在公众中得到普及，使人们的政治活动在合乎社会规范的轨道上进行，达到保障及完善社会制度的目的。

在电视艺术节目中，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具有主旋律性质的政论片、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中，它们往往用高超的艺术技法包裹着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主题，从而对现有的制度文化起到巩固作用。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在末集“大国之谜”中有如下一段解说词：“回顾500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这段全片的点睛话语告诉观众，本片的目的就在于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寻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策略，其中，建立并完善符合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是重中之重。整个作品在翔实的资料和艺术化的叙述中得出结论，令人信服。

其三，电视艺术对精神文化具有建构功能。精神文化是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如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以及人类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文学艺术等精神成果。於贤德认为，电视产生后，以往的精神文化通过电视的整合，形成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有些精神产品以及生产这类精神产品的方式开始衰落，而另外一些过去没有过的精神产品的品种和新的生产方式则应运而生。虽然不能说电视改变了人类精神生产的一切，但是它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电视艺术倡导什么，反对什么，赞美什么，鞭挞什么，都会对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电视艺术中随处可见，小到十几分钟的电视小品，大到数十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都不同程度地对精神文化起到建构作用。电视剧《和平年代》结尾处主人公秦子雄（以下简称“秦”）与慕容秋（以下简称“慕容”）的一段对白点破了全剧的精神主旨：

秦：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包括自己的爱情，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我所做的一切真的是毫无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吗？好多个晚上这个问号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拷问。

慕容：你的答案呢？

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想到了那些经历过许多恶仗、许多血战，却寸功未建的战士；想到了那些吊了一辈子嗓子，压了一辈子腿，却从未演过主角的演员；想到了那些用青春在运动场上摸爬滚打，却从未登上过领奖台的运动员……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军功章，没有奖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可是他们在用生命创造一种精神……我的一生也许永远只能是在沙盘上作战的军人，但是我无愧的是，我用我的一生在铸造这种精神，这种男人的精神、军人的精神。

慕容：你应该把这番话告诉文璐，让她真正地认识你，不要让她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这段颇具质感和震撼力的对话，向受众昭示着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它告诉人们，人生的终极目的不应是短期的、物质的、功利的追求，而应该是对崇高精神的追寻与铸造。电视艺术对精神文化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