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识功能

几乎所有电视艺术作品都应当有认识功能，描绘美的艺术作品能使欣赏者认识到原来生活竟有这样美好的境界；揭露丑的艺术作品则能使欣赏者认识到人世间丑陋的一面。总之，电视艺术作品描绘的不论是美的还是丑的，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也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事物，都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现实的生活，认识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一、对自然的认识

自然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是我们的必修课，电视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了这一使命。这不但体现为众多电视剧、电视广告、电视新闻等对自然的间接介绍与描绘，而且集中体现在自然科技类的电视纪录片和电视栏目中。此类节目一般是在介绍自然知识的基础上加深观众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从1981年开播的《动物世界》开始，中国观众就对富有情趣的自然类纪录片情有独钟，近些年CCTV-10的《探索与发现》栏目的收视率大增也是明证。在这个领域，欧美国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如英国广播公司自然历史部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的节目——《地球脉动》和《寰宇地理》，还有法国人拍摄的《迁徙的鸟》与《帝企鹅日记》等经典纪录片，都具有颇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

2008年初，CCTV-1播出了我国第一部大型自然生态类纪录片《森林之歌》，这部耗资1000万人民币、历时四年拍摄完成的11集纪录片深入八片中国原始森林，“记录生命的寂寞与灿烂，精彩与艰难，记录它最初与最后的身影，记录一个国家的森林版图”。值得一提的是，它运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情感置换的心理调度，向观众传达了大量新鲜、生动的自然知识。片子每集均从具体的动植物个体，或从森林的某些细微变化切入，巧妙地透过动植物的眼光、感受、生活习性、迁徙轨迹等等，自然地带出各种枯燥的地理学、生物学信息。其中，《长歌·大漠胡杨》围绕绿洲边缘的雄胡杨与沙漠深处的雌胡杨之间的花粉传播，以及重量仅万分之一克的种子在极端环境下寻找生长土壤的过程来展示自然界中的生命力；《清影·竹语随风》围绕毛竹笋和碧凤蝶从孕育、破土（破蛹）、成长到成年（交配）等艰难的生命步履来阐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雪国·北国之松》围绕松籽的成熟落地，生动地刻画了入冬前动物们的最后一顿盛宴，进而不动声色地反映出红松与动物之间的互惠关系，最终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创作主题；《听涛·碧海红树》通过各种动态细节的揭示与积累，生动地勾勒出红树林、海洋潮汐、台风、蟹、鹭鸟、人类等主体之间形成的动态平衡，以及动植物适应环境的进化智慧……近些年涌现出的优秀自然科技类纪录片还有《农夫和野鸭》、《水问》等。

这些优秀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电视艺术虽然承载着对自然、对环境的认知功能，但不能通过枯燥无味的知识讲解与信息灌输的方式呈献给受众，而要强调故事脚本，讲究叙事技巧，设置冲突悬念，注重情感置换，赋予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以生命律动和生命张力，同时运用高科技、现代化的拍摄手段和声画语言，引起观众感官和心灵上的强烈共鸣。只有在此基础上，各种枯燥的信息和知识才能更好地被观众所接受，更好地发挥电视艺术的认识作用。

二、对社会的认识

电视艺术对社会的认识，首先体现为对生活情状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老舍的小说提供了作者对北京市民生活习惯的认识；从沈从文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湘西那种既纯朴又彪悍的民风。有些写得细致精确的作品，甚至可以提供给我们各种生活细节的认识材料。恩格斯在论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电视艺术作品中，这种认识作用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体现在一些社会类纪录片和有地域特色的电视剧中。如具有浓厚的东北风情的电视剧《闯关东》，展现出许多东北地域环境特征，以及东北独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事项。再如充满浓郁京味的电视剧《大宅门》，剧中有一群悠闲自在的“老北京”，有“白天皮泡水（喝茶），晚上水泡皮（洗澡）”的茶客、自鸣得意的票友、悠然的遛鸟者，有京城各行各业的人虫（卖冰糖葫芦的、提大茶壶的、摆场子的、开馆子的），还有能说会道的侃爷，装腔作势的官爷，神灵活现的百事管、万事通等，描绘出一幅京味风情画。许多电视纪录片同样充斥着对民俗风情、生活情状的展示，从早期的《喜歌》、《椰风海韵》到21世纪以来的电视纪实类栏目《生活空间》、《纪录片编辑室》等，都为其提供了表现平台。其中既有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描绘，又有对底层百姓生活状态的摹写，为受众所喜爱。

其次是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如果说对生活情状的认识还属于浅层认识，那么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则属于深刻认识。仍然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有深刻理解，恩格斯也肯定“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同样，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托尔斯泰表现了1861—1904年这一时期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急剧转变，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深刻反映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电视艺术作品也不例外。最能展现社会关系的节目形态当属艺术性最强的电视剧，我国电视剧的一个叙事传统便是“小人物，大历史”的叙述方式，即把艺术形象放在宏大的社会背景和广阔的时代风貌中加以展现，从而突显人们赖以生存的多维、复杂、浑融的社会环境。许多经典电视剧，诸如《四世同堂》、《上海一家人》、《北京人在纽约》、《亮剑》、《闯关东》等莫不如此，其对人与人、人与家、家与国、个体与环境、集体与民族等众多关系的全方位、立体化书写，使观众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生态有了更加深刻而明晰的认知。

三、对历史的认识

电视艺术对历史的认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几乎是历史题材电视艺术作品的一根基本准绳（历史戏说类电视剧毕竟不是主流）。历史题材电视剧《天下粮仓》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创作者在有历史依据的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艺术真实之间，准确地把握到乾隆元年的人情世态和中兴英主的诸多无奈，使作品获得了历史深度。这正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也使广大观众对历史演进的内在肌理有了更为透彻的洞察。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政论片《大国崛起》同样是一个范例，该片通过深入地剖析和理性地梳理人类历史，把观众带进了500年来风起云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正如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赵化勇所说：“《大国崛起》一片将500年来世界大国的历史立体地、直观地呈现给了观众。这并不是一部以挖掘历史细节或揭秘历史真相为目的的纪录片，它更注重历史带给现实的思考。”这正说明了此片重在揭示历史规律，探询历史背后的内在动力。

其二是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历史由人的活动会聚而成，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由于人是历史中鲜活的个体存在，因此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认识和了解自然是广大观众的兴趣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收视率，正是因为它在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方面做足了文章，对某些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形象的人性化、立体化、个性化审视吸引了众多受众的眼球。不论是纪连海主讲的《正说清朝二十四臣》，还是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不论是易中天主讲的《汉代风云人物》，还是王立群主讲的《史记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以某一历史时期的知名人物为讲述对象，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一般都能够做到史料翔实，自圆其说，令观众眼前一亮，拍案叫绝。这种以历史人物为线索的故事化讲述巧妙地激发起受众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产生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国学热”。其他如以《邓小平》、《周恩来外交风云》等为代表的纪录片，以《孔子》、《诸葛亮》、《开国领袖毛泽东》、《潘汉年》、《东方朔》等为代表的人物传记题材电视剧，也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多维认知。

其三是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这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器物、服饰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原生态歌舞、古代文学作品、各种民间手艺等。就拿原生态民歌来说，电视荧屏便有多种呈现方式。从2006年开始，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次把“原生态唱法”设为一个独立的竞赛单元，使原生态音乐从自然流传变成某种社会性的承传。此外，近些年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卫视电视台的节目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广西卫视的《唱山歌》、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等。这些栏目都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表现内容，使原生态民歌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接受。其他像电视文学类节目对古代文学名作的再传播，电视纪录片对濒临消失的民间手工艺的展现，也都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

四、对人的认识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提出“文学就是人学”，因为首先文学描写和表现的中心对象是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文学艺术认识和反映的中心，文学写的物、写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物、人化了的自然界，体现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态度，它们本身就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其次，文学的服务对象也是人，它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在文学创作中就应该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展现人性光辉，体现人道主义，弘扬人文精神。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深刻描写社会关系的同时，总是注重表现人性。在某种程度上，以文学为母体的电视艺术同样是这样。由于电视是当下多元化程度最高、综合性最强、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它对“人”的多维透视和多向度表达就更加游刃有余，也更加生动传神。

一方面是对人物性格的揭示。由于电视剧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表现手段和基本任务，因而它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近年影响较大的一部谍战剧《暗算》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剧中狭隘偏激、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的瞎子阿炳，叛逆任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女的数学家黄依依，坚韧机智、铁血丹心、舍生取义的“毒蛇”钱之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受众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格是由众多的性格特征构成的，具有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电视剧《日出东方》是另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其中李大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其性格基调以沉稳冷静为主，但也有刚直不阿、火山突爆的另一面；青年毛泽东既潇洒自如、书生意气，又沉着智慧、坚忍不拔，既敏锐又稳健，既自信又扎实，让观众领略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人类自身认识得更加透彻。除电视剧外，以《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等为代表的人物访谈节目，《春晚》上的喜剧小品等，在对人物性格的多维透视上也不可小觑。

另一方面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精神（humanism）也经常被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上是指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也自然成为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之一。电视艺术虽然年轻，但是在人文精神的追求上毫不逊色。以电视纪录片为例，张以庆执导的《英与白》描写了世界上仅存的一只经驯化后可以上台表演的大熊猫“英”和武汉杂技团女驯化师“白”一起生活的故事，该片选择了边缘性题材，通过对这种非主流个体的观照，升华到对个体生命形态依存的整个人文背景的反思。片中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在栅栏后拍摄的，这种独特的视角隐含着创作者的深意，折射出世纪末的哀愁以及“异化”状态下人与动物孤绝的生存困境，于平淡中显现真情。此片在第六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评选中一举夺得人文及社会类最佳长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创意、最佳音效等四项大奖，评委们一致认为《英与白》“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大熊猫的生活，带出了普通人性的美……这是一部人文内涵丰富的影片。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里，人类的情感元素都顽强地沿袭着。这一发现，使影片具有绵长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