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回 万民欢庆天安门升五星旗 白宫慌乱艾奇逊抛白皮书

在司徒雷登卷起铺盖凄然返国以后没有多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宣布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率领政府领导人员和各方领导人员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典礼，检阅游行队伍。

光彩夺目的五星红旗在新国歌的乐声中冉冉升起，毛泽东在城楼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终于走出千年的死胡同，跨进了光明大道。

中国是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孙中山先生曾悲叹中国如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把散沙变成了磐石。团结一致的五亿人口马上在全世界的权力天平上成了一颗决定倾斜与否的砝码。美国有识之士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清楚的。

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其对中国的失败责任，乃由国务卿艾奇逊(当时马歇尔已因病辞职)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之前，抛出了洋洋一千多页的对华关系白皮书。这一厚本白皮书显然是在慌忙中抛出来的。不谈别人，就是那位“末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斥责这是一个不智之举。艾奇逊在白皮书的序言中说：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面临下列可能之三种抉择：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建立起来，同时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我们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似乎都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10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盛。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重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1945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然后艾奇逊又交待执行第三种选择的结果：

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受着两个目的影响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它的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不能实现。

然而援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的，则是我们从1945年到1949年所大力推行的。在1945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备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一大部分。直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就和领域上的扩张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表面上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

艾奇逊着重说：

国民党的失败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到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艾奇逊最后悲叹：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北京的《人民日报》立即对艾奇逊的《白皮书》发表了评论。文章说：

艾奇逊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说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美国、英国这一类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

其实，艾奇逊自己心中也明白，发表白皮书是仓促之举。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京以来，他一直采取着观望的态度，想把中国共产党拉一点过来。及读到毛泽东的“一边倒”宣言以后，他不得不掷笔叹曰：“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

但杜鲁门这位粗汉子却要比艾奇逊高明。当记者问他对“一边倒”有什么评论时，杜鲁门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多久，俄国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洋鬼子了，那时，中国人又会成为我们的朋友。”

谈到这个“一边倒”，人们又不得不提及一起轶事。当时被苏联以间谍罪名驱逐出境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她从美联社的电讯中获悉毛泽东发表了“一边倒”宣言，她感到大惑不解。虽然她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有亲密的友谊，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把她看成间谍，她是不能、而且也不该向中国共产党去询问真实性的。她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她在上海所交的一位朋友李肇基，李肇基正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修，并发行了一种英文油印刊物《今日中国》。她是《今日中国》的订户，何不写信问问他。于是，她马上就写了一封信。

可惜这封信抵达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时，李肇基正因公外出一个相当时期，所以就由他手下的一名跑腿的小瘪三(钱袋瘪、知识瘪、思想瘪)倜西，从邮政局信箱中取回了这封信。

斯特朗女士在信中说：

我从美联社电讯中获悉毛主席最近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中国今后的方针是“一边倒”，我非常怀疑美联社的报道是否有歪曲和断章取义。因为我在同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中曾获得强烈印象，毛主席是最反对跟别人走的。

如果你能帮助我澄清这一点，我将非常感谢。

小瘪三倜西阅过此信后不胜气愤，一名美国间谍居然敢对毛主席的论断提出质问，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马上给她写了一封回信，勒令她不要说三道四，妄图挑拨中苏关系。

读者诸君，这倜西无非是头脑简单，把盲从当忠诚，把盲信作进步。试问，你凭什么把斯特朗女士看做美国间谍？除了塔斯社的一纸报道外你又有什么凭证呢？为什么把塔斯社的话当做真理呢？

正是:

口刁膀粗脑袋小，诽谤斗殴称英豪。

人间无需此怪物，该思考时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