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虏时期

失国的犹大王连同数万名犹太上层人士和学者被征服者掳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着囚虏般的生活，史称“巴比伦囚虏”。“巴比伦囚虏”时期尽管只持续了半个世纪，但在犹太人历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历史经历对于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对于犹太人宗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对“犹太回乡观”的根植都具有重要影响。

犹太人自出埃及以来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国土上，从来不用担心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主权民族且人口在所生活的社会上占大多数时，其民族性根本就不是问题，也用不着去考虑。然而，在巴比伦囚虏期间，情况就不同了，犹太民族不再是一个主权民族，在人数上也不再是大多数，四周异族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民族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丢失的十支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踪的。然而，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却并没有因此走上中东地区无数古老民族所走过的自然消亡之路，而是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将犹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方法。

巴比伦之囚图（根据《诗篇》描绘绘出）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的留存与巴比伦人对犹太囚虏的处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这些被掳者生活的资料表明，巴比伦人并没有奴役他们，没有对他们施以监狱式的囚禁，也没有将他们强行分散开来，而是允许他们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生活。这一结果对保持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被掳和遭流放的犹太人流而不散，并有可能经常聚集在一起。巴比伦的统治者，特别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任者以米罗达，还善待犹大的一些上层人士，如，公元前561年，犹大王约雅斤被释放出监狱并获得一笔膳食费。因此，严格地说，在近50年的巴比伦囚虏时期，只有公元前586年至公元前562年可以算是受难期，公元前562年至公元前538年，已经可以说是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自由期。此外，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习俗基本上不受干扰，除了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外，犹太人仍然是自由人，有权从事任何职业，经营任何行当，富有者甚至可以拥有奴仆。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能够相对自由地生活，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中，巴比伦犹太人不仅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水准很快就超过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而且在人数上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认为，在巴比伦囚虏之初，世界上犹太总人口大约只为12万5千，50年后，单是巴比伦的犹太人数就已超过15万。巴比伦犹太人的繁荣和强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犹太民族未来的希望。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

犹太人因沦为巴比伦囚虏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回乡观”。随着巴比伦犹太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国、重返锡安、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深深植根。当这种思想与犹太先知所宣扬的特殊宗教救赎信念结合在一起后，便逐步形成后人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形式。尽管这种思潮在当时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但它的存在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其故土——以色列地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沦为巴比伦囚虏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犹太民族与故国之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专家拉克就曾指出：“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应以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思想、祈祷文和梦想中的锡安山这个中心为起点。”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为了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举起右手，借用上述《诗篇》中的词语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足见巴比伦囚虏事件影响之一斑。

圣殿被毁和巴比伦囚虏事件最重要的影响自然是犹太民族宗教意识的增强。鉴于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的一条重要纽带，因此，考察犹太民族在巴比伦囚虏时期宗教思想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发展首先表现在犹太民众对待先知的态度上。从犹太教发展的历史看，先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待先知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希伯来学家许鼎新指出：“在巴比伦囚虏事件之前……犹太民众对先知的预言一直将信将疑，经历被俘的严酷事实，他们感悟了先知在各个时期对君王和众民的警戒、劝勉和谴责，以及预言和应许都是真实可信服的。被俘时期中，先知的权威地位在犹太民众中大大提高了。”在这一形势下，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这种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犹太人新宗教思想的酝酿。首先，各种各样的异神和偶像崇拜被彻底清除，“申命运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完备的一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在犹太先知的宣传鼓吹下，原先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民族神现已被视为世界性的神，一个掌管治理着整个宇宙的神。先知所教导的上帝既不看重礼仪，也不喜爱祭祀，他对人的唯一要求是遵守道德诫命、行善和认识上帝等一系列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接受。其次是犹太会堂观念的出现和祈祷的运用。由于圣殿被毁和囚居巴比伦，犹太人再也无法在圣殿祈祷和敬献祭品，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已不能通过有形的教会来组织传播。特别是犹太圣殿的丧失使得犹太信仰开始失去了其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巴比伦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将直接影响到其宗教是否能够得到保存。先知耶利米根据犹太人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远离圣殿，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心祈祷接近上帝。这一解释，对于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统来说显然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而对于被掳之民的现实处境来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先知以西结的指导下，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息日和其他犹太人节日到来时聚集在一起，或是祈祷，或是学习，或是回忆以色列曾有过的荣耀，或是讨论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渐渐地聚集场所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定期前来举行集体祈祷和表达信仰的地方，其宗教上的作用相当于圣殿。这种民众聚集场所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犹太会堂的最初形式。以会堂代替圣殿，以会堂的聚会代替去圣殿的崇拜，以无形言辞的祈祷代替有形物质的献祭是巴比伦犹太人的伟大创举。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即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犹太人在囚居巴比伦时期创造出的这一崇拜形式，在犹太人大流散时期（135—1948）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推广。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会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犹太圣殿的替代物。圣殿是以其位置和建筑为其中心，主要功能是向上帝祭祀和宗教崇拜。祭祀活动和宗教崇拜有其严格的礼仪程序和规定，必须由祭司主持和在圣殿内举行。而犹太会堂是以组成它的人为中心，主要作用是祈祷、学习和管理（一种会众的自我管理模式，在犹太民族大流散期间，成为犹太人的基本自治模式）。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别表明，“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圣殿崇拜活动的替换物，而应更多地注意到它与圣殿崇拜并立而存的内在原因。正因如此，在圣殿最终被毁之际，犹太会堂才可能合格地担负起维持民族信仰的全部责任。”此外，犹太会堂与异教庙宇（这在当时中东地区极为常见）也大不相同，“因为这里的宗教活动没有献祭，不拜偶像，也无需祭司；主要崇拜对象只是一个写有文字的经卷。以往的古代世界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这里的活动是由会众们诵读经文、祈祷、唱赞美诗，以及口头讲解经文、念诵劝戒辞等构成的。”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犹太会堂和祈祷，犹太民族不再与任何特殊形式的祭司、圣殿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店设厂并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原先是僵化刻板的犹太人的宗教现在变成了一种可出口的商品，既具有伸缩性又是无形的。确保了处于囚居状态或流散状态犹太人的生存。”正因为犹太会堂的这一独特之处，即使在巴比伦囚虏生活结束，犹太人获准返回家园，圣殿得到重建后，巴比伦犹太人的这一创新之举也没有被抛弃，而是由于它所具有的革命性思想，越来越成为时尚，并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意义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显得格外明显和重要。再次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因有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圣殿”而可以不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了。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确保民族宗教信仰、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公元前538年，在西亚地区崛起的波斯帝国出人意料地迅速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获胜的波斯王居鲁士大帝以少有的宽容政策善待在巴比伦过着屈辱生活的犹太人，不仅允许犹太人重返自己的家园，而且同意他们重建圣殿。犹太人囚居巴比伦的历史从此结束。不过，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啻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彩绝妙的演习，由此而得到的经验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伎俩的武器。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谜、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