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羲之传世书迹与书法特征

古代书家的影响力，官位很重要，却不绝对，书迹也是影响力，一传十，十传百，像扬声器。书家身后的影响力，只能靠他们的传世书迹。

汉魏“钟张”的书迹，经历汉末大动荡，三国纷争，西晋永嘉之乱，士族藏家自顾不暇，“钟张”之迹大多毁佚，实际的影响力，渐渐萎缩。

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东晋，保存下来的书迹多，历经宋、齐、梁、陈，而且传到北朝，书家传摹临写，化身千百，他的书迹繁衍之多，就是影响力强大的表征。以至取代“钟张”的地位，成为主流书法的中心，长久不衰。

（一）历代收藏王羲之书迹的数量

王羲之的书迹，在他生前已流传于士族官僚阶层。收藏者，要么是王羲之的亲属或朋友，要么是桓玄那样贪佞的权臣。御府收藏王书，晚于私家，大约始于南朝刘宋。

皇家从私家收罗王羲之书迹，主要手段是授官和赏钱，也是一种交易。内府聚敛的数量，远远超过私家。量大了，就要整理，像对待文献书籍那样，遴选归类，拼接单帖，装裱成卷，以便展阅收藏。南朝内府有“鉴识艺人”，专司整理藏品的事务。他们鉴别藏品，汰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要在帖尾署名，叫做“押署”，这是责任制度。刘宋时代，出现了伪造王书的活动，内府所藏王书，也有一些伪迹，梁朝时，鉴定真伪的活动相应而生。

文献记载的大宗王书的统计数字，都是内府藏品。南朝一百七十年间，梁武帝收藏最富，“二王书大凡一万五千纸”，对半折，王羲之约有七千余纸，数量多，当然包括摹本和伪作。为了鉴定、整理数量巨多的藏品，梁朝内府的鉴识艺人有十四人之多（刘宋内府三人，齐、陈两朝都是二人）。有段时间，梁武帝时常派人把王羲之书迹或者内府制作的“出装书”（重要藏品的复制品）送到茅山，请隐居山中的陶弘景鉴定裁判。“侯景之乱”，梁内府所藏图书名迹散失一些，平乱之后，图书运到梁元帝所在的江陵（今湖北荆州），西魏攻陷江陵的前夜，梁元帝放火烧了宫中的图书名迹，此前聚敛的右军书迹，多毁于此。

一百多年后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锐意蒐罗王羲之书迹，这是唐朝内府收藏羲之书迹的全盛期。褚遂良曾为太宗鉴定王书，录有一册《右军书目》，正书，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帖数相加，二百九十二帖。后来张怀瓘《二王等书录》、韦述《叙书录》记载的数量也是分书体列出，所谓“文皇帝尽价购求，天下毕至，大王真书，惟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合有二千二百九十纸。其中，正书与行书，共二百九十纸，与褚遂良所记数量相当。

世间的王书，唐太宗并未收罗净尽。《唐朝叙书录》记载：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迄，惟有一卷现在，今进。」”王方庆献进的王氏一门书迹，“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王氏一门书翰》（亦称《万岁通天帖》，见彩图四）是当年宫廷摹本的残零，其中就有王羲之行书《姨母帖》、草书《初月帖》。

唐高宗以后，内府收藏的王羲之书迹时散时聚，数量渐少。北宋徽宗时期，《宣和书谱》著录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锐减到二百四十三帖，这批墨迹在“靖康之乱”中散佚。南宋高宗赵构曾经感叹：“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图七）

每当兵革动乱之际，内府所聚王书归于星散，世间所存，总量越来越少，南宋以后，连一纸真迹也见不到了。现在所见的羲之书迹，多是刻本。墨迹近四十种（包括重出的《兰亭序》），都是临本或者摹本，以唐摹本为贵。

（二）王羲之书法名迹概览

现在所见的王羲之书迹，不外楷书、行书、草书三体。唐朝书学家张怀瓘说，羲之能写六种书体，所谓“隶、行、草书、章草、飞白书入神，八分入妙”。（《书断·王羲之传》）唐人所说的“隶书”，即今之楷书；所谓“八分”，指今天所说的隶书；“草书”则指不同于旧体章草的今草。王羲之有一件章草《豹奴帖》（图八）传世，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王寀在汝州（今河南临汝）摹刻的《汝帖》，第六卷收刻《豹奴帖》。宋徽宗宣和内府所藏王羲之二百四十三帖，有章草《豹奴帖》（《宣和书谱》著录），现在只有刻本。唐人说王羲之还能八分隶书、飞白书，如果唐朝还能见到王羲之这两体书迹的话，唐以后就失传了。

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巨量古代写本，有唐人临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旃罽胡桃帖》、《服食帖》，都是草书，都是残本，分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这四件临本，属于王羲之《十七帖》中的草书帖。还有一件《其书帖》，也是草书，罗振玉收得，现在下落不明。

《十七帖》是太宗贞观内府装裱的羲之草书长卷，二十九帖装为一卷。唐朝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煊赫名帖也。”唐朝御府装背王羲之书帖的规制，“率以一丈二尺为卷”。现在传世的《十七帖》，都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本为宋拓本，皆印行于世。河南开封博物馆也藏有一本，据称也是宋拓本。

王羲之书迹，人们“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对于专家来说，这是“肤浅之人”的看法。唐朝张怀瓘认为，王羲之书迹也有差等：“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书估》）。这样说，虽是为了“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用以明晰“自古名书”的贵贱，却透露了唐朝书家对“王书”次第的一种认识：楷书第一，其次行书，再次草书。

羲之的书迹，草书帖多，容易见到（敦煌发现唐人临羲之帖，都是草书）。楷书帖只有很少几篇，物以稀为贵。但张怀瓘重楷书、轻草书，还有他的书法标准：“（右军）真书妙极，又人间切须（楷书帖是必需品）”；“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书议》）

1．王羲之楷书

南朝陶弘景为梁武帝鉴定王书藏品，曾写信问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这些名迹，都是右军用楷书抄写的前人文章，有的已经失传。

褚遂良《右军书目》著录的王羲之楷书五卷十四帖，第一卷《乐毅论》、第二卷《黄庭经》、第三卷《东方朔赞》，都是一帖一卷。后两卷是数帖合为一卷。武后朝曾经“见育宫中”的武平一（甄）说：唐太宗“万机之暇，备加执玩”的王羲之书迹，“《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徐氏法书记》）。

褚遂良排序的三件王书小楷，书家看作王羲之的代表作，历代传刻，流传很广。这三篇小楷的墨迹本，北宋尚存，宋人多有记载，是真迹还是临摹本，难以知晓。台北故宫藏有一卷《黄庭经》墨本，定为唐人临本。

还有一件行楷书《来禽帖》，（图九）笔画劲直，厚实，具翻挑笔势，与《乐毅》、（图十）《黄庭》、（图十一）《画像赞》的体态有所不同。因为《来禽帖》是写给周抚的尺牍，虽是行楷，也装入草书长卷《十七帖》中。

2．王羲之行书

行书体势，“非草非真，离方循圆”，虽说介于草书、楷书之间，写起来左右逢源，“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张怀瓘《书议》）

王羲之《丧乱帖》、《得示帖》（见彩图八）、《频有哀祸帖》、《忧悬帖》（见彩图七）都杂有草法，时或一笔写两三个字。此种笔势连贯造成的形态变化，在羲之，是简率之笔，后人临习，难度却大。《丧乱帖》体态由行而草，笔势由徐而疾，富有变化。《丧乱》和《二谢》、《得示》摹于一纸（敦煌发现的唐人临王羲之《瞻近》、《龙保》二帖，也是写在同一张纸上），八世纪经日本遣唐使带入日本，为日本书法界所宝重。有记者报道，说是“真迹”，其实世间已无右军真迹，所见都是复制品（图十二）。

行草书的特点是行草相杂，“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此种体势，王羲之尺牍书迹很常见，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但献之行草书的笔势更为风流，例如《十二月帖》，（图十三）笔势如“一笔书”，把连绵的笔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这个缘故，唐人说王献之“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而且分出二王各有所长：“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张怀瓘《书议》）

《兰亭序》是“逸少秉真行之要”的名作。三百二十四字，个个欹侧妍媚。分析《兰亭序》书法，唐朝何延之首著先鞭。他观察细心，注意到“之”字“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这个论点后来成了书家品评《兰亭》书法的“口头禅”，而且把“有重者皆构别体”当作书法的一条金科玉律。

宋朝以来，书家折服《兰亭》，奉为行书极致之作。黄庭坚说：“《兰亭序》草（草稿），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山谷题跋》卷四《跋兰亭》）董其昌说：“《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画禅室随笔·评法书》）越是晚近的书家，越是觉得《兰亭》尽善尽美，妙不可及。

右军行书尺牍，近似《兰亭序》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快雪时晴帖》（见彩图六）、《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见彩图五），日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孔侍中帖》（见彩图七）。

王羲之的行书，虽有真行、行草之分，体貌风格大体相近。惟有《姨母帖》笔画形态圆浑含蓄，结体平正，显得古拙，近似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行书，当是羲之早年书迹。

3．王羲之草书

王羲之的草书尺牍，章草《豹奴帖》之外，都是简便的“今草”，多写于出守会稽之后，有的晚到去世的五十九岁那一年。羲之晚年草书尺牍，笔调、形态并非一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这里介绍四件草书墨迹，大体反映了羲之尺牍草书的不同面貌。

周正的《游目帖》（《蜀都帖》）

此帖是王羲之写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尺牍，名为“游目”，是唐以后的命名。帖文大意是：看到你的来信，说及巴蜀山川种种奇异景象，知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所道未能悉备。那里的山川如此奇异，令我产生前去一游的兴趣。如果能够成行，我会事先告你，届时请你派人接一下，少来几人即可。等待这一天，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想你镇守成都，一时不会调动，趁此机会，登岷山、峨眉山而还，将是我一生中不朽的盛事。说及此，我心早就到你那里去了。羲之向往的“汶领”、“峨眉”，2008年“5·12大地震”就发生在这一带。

《游目帖》草法周详，字间有连并之笔，但字态端正，仿佛草书中的楷书。卷后明人郑柏题跋曰：“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比较允当；说它“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则是艳羡之词。

这件《游目帖》原是摹搨本，至于是哪个时代摹搨，意见不一。罗振玉认为是唐初搨本，即唐太宗时期的搨本；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认为是更早的南朝陈搨本。此帖毁于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之灾。前几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复制中心赵力华先生依据三十年代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的珂罗版印刷品，利用高科技复原技术，将单色的《游目帖》还原为彩色，笔画、墨汁浓淡都接近原帖，仿佛“起死回生”。

姿态多变的《远宦帖》（《省别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见彩图十）

这件尺牍，第一行下笔重，笔画粗厚，侧笔、折笔很明显。后面五行，多用笔锋。此帖运笔自然，显出转折提按的书写节奏，整篇看，笔势并不纵放，似乎在意单字的造型，结字姿态多变。帖中第二行末两字残，应是“昌诸”二字。

王羲之问收信人，当年在武昌庾亮将军府任职的朋友都在各地做官，你与他们是否通信？羲之也说到自己家里情况：老妻（郗璿）近来病重，终日忧虑，其他大体平安。此帖也是写给周抚的尺牍，收入《十七帖》。周抚曾是王羲之从伯王敦、王导的部属，咸和七年（332）失守襄阳奔武昌。王羲之曾在武昌征西将军府任参军，两人相识相交，大约始于武昌。当时在武昌军府与王羲之共事者，有清谈名士殷浩、范汪，名士兼学者的孙盛（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文学家孙绰，还有王羲之从兄弟王胡之（羲之大叔王廙之子）、王兴之（羲之二叔王彬之子）。

率性纵放的《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见彩图四）

对比羲之其他草书尺牍墨本来看，这件尺牍书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尺牍格式完整；二是草书极其率意。

先说格式。晋人完整的尺牍分三段，前后是格式语，中间是正文。羲之的尺牍书迹，多数只有正文部分（有的正文残缺，读不通）。少数格式齐全的尺牍，前段有日期、署名、习语三项。惟有《初月帖》是罕见的四项俱全：“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初月即正月，避祖父王正之讳而改。

再看此帖书法。羲之写来，逸笔草草，一笔连写两三个字。这种写法，王羲之其他草书帖也有，但此帖最多，有十四处，尤其第二行的八个字，都是一笔连写两字，显出迅疾的笔势。观察字画，用笔不凝练，结构不讲究，行距也不匀。此帖草率，虽可说是自然天真，却是“好好先生”溢美之词。揣摩之后，感觉羲之临纸驰笔有点心神不定，匆匆了事。读帖文，羲之自称“涉道忧悴”，或许路途劳顿，无心笔墨，随手而就，写成如此模样。

帖中有“昨至此”一语，这个“此”，就是前段书式中署明的写信地点“山阴”。日本学者杉村邦彦先生认为，此帖是羲之路过山阴所写。这个推断很有道理。但他进一步推测，《初月帖》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之前到浙东旅游所写。这个意见，我无法赞同。

羲之到会稽任职的经过，《晋书·王羲之传》这样记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属扬州），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接着记他在会稽的作为，其后才有“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以及他与东土名士的交往，“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帖的书写时间，当在羲之辞官的355年之后，已经迁出郡治所在地山阴。辞职后羲之常与友人“尽山水之游”，遍游扬州的“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大约某年出游，羲之路过山阴（也许会临时小住），得邮传之便，写了这封信回复亲友。

斜侧的《寒切帖》（《谢司马帖》、《二书帖》，天津博物馆藏，见彩图十二）

帖文大意是：收到足下写于十四、十八日的两封书信，得知足下问候，甚为欣慰。天气严寒，近来一切都好吗？念及足下长期忧劳，颇为挂念。我进食甚少，身体状况极差。我已勉力作书，托人捎给谢司马。余不具陈。

王羲之写《寒切帖》，顺势行笔，运笔时提时按。笔画曲而厚，是侧笔铺毫的效果。结字多呈斜侧状。一些字的横张之态，饶有章草的古朴意味。此帖本幅右下方有南朝梁内府鉴书艺人“僧权”押署，原本曾经入藏南朝梁内府。

这封信提到“谢司马”，清朝鲁一同、当今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王羲之研究专家王玉池，都认为是指谢安。谢安任“司马”，在升平四年至升平五年（360—361），时当王羲之五十八岁、五十九岁之间。日本杉村邦彦先生认为“谢司马”是指谢奕，他任“司马”在永和元年至升平元年（345—357），王羲之四十三岁至五十五岁间。

这里有个疑问，如果谢司马指谢奕，他任“司马”的时间长达十三年，而且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娶谢奕女为妻，和王羲之是儿女亲家，众多王羲之尺牍，何以很少出现“谢司马”？如果是指谢安，他任“司马”仅一年，王羲之就去世了，这个问题就好解释了。所以我认为，此帖写于羲之去世那一年。

（三）王羲之书法的特征

王羲之书法的风格特征，南朝虞龢目为“今妍”，是对比钟、张的“古质”而言。钟繇的书迹，只有楷书，而且历经传刻；张芝的草书，早就失传。2004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了一批东汉简牍，出自文吏之手，写于灵帝朝，年代正当“钟张”时代，可以用来作参照。这里展示《蔡沄书信》（图十四）、行书《犹书信》（图十五），楷书《临湘守令文书》（图十六），显示了草、行、楷书的早期形态。王羲之的“今体”，是这三种书体的完成式。两相比较，有点极端，但便于突出王书“今妍”的特点。

后人赏鉴王羲之书迹很多，多针对具体书迹而发，形容描述，取譬设喻，感性而模糊。论及右军书法的总体特征，流传最广的评语，一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喻王书势态。《晋书·王羲之传》记有“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董其昌的“右军如龙”，都属此类。一是“遒媚”，形容王书“今体”的美感。

王羲之书迹，具体面貌有差别，成因复杂：因书体不同而异，因书写时间先后而异，因书写状态而异，因后人传摹而异。但也有共同特征，试从形态、书写两个方面归纳：

形态笔画：沉着遒润，方圆兼备

字态：欹侧丰妍，势巧形密

书写用笔：爽劲流利，简易自然

笔势：迅牵疾掣，翻转纵引

上述概括，大前提是“变古制今”，关键点是：结构的欹侧紧敛（完成形态），笔势的翻转纵引（书写动作），还有运笔简易自然（用笔态势）。

书法的难度，在于右军的书写，起笔收笔，铺毫裹锋，侧锋中锋，转折翻挑，都是顺势转换，自然写出。借清人周星莲的话说：“能将此笔正用、侧用、重用、轻用、虚用、实用，擒得定，纵得出，遒得紧，拓得开。”（《临池管见》）羲之不但用笔简易，纯任自然，而且写出的形态，丰富多变，姿态横生，亦如天然，这就是王羲之的过人之处。

（四）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分两个段落看：一是魏晋时期的二百年间，他的书法地位如何。二是东晋以后的千余年，他的作用又是如何。

1．魏晋新书风的总结者

魏晋新书风，从书体上说，指草书、行书、楷书的书风（不同于秦汉的篆隶书风）。新书风的演进，以代表人物命名的话，大体分为“钟张”、王羲之、王献之三个阶段。

纵观新书风整个发展过程，关键是王羲之阶段。“钟张”书法“古”，献之书法“今”。羲之书法，比“钟张”“今妍”，比献之“古质”，居古今之间，亦古亦今。

书体方面，“钟张”各有所长，羲之兼善草、行、楷三体，而且变古制今，树立了“今体”样式。此后的王献之，虽然行草更为宏逸，唐人所谓“别开一门”，但是，献之三体书法的格局，全本于右军。

2．中国书法的标志性符号

在东晋，王羲之书法改变了魏晋的书法格局，即如东晋书家王洽所说，羲之“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南北朝时期，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由南渐北。唐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王羲之书法的出现，也是中国书法的一次重大转折点，从此开启了延绵千年的王书时代。

王羲之的书法，极为丰富，“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第44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