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Band房

在香港俗语里，“Band房”就是乐队排练室的意思。香港有数百支地下摇滚乐队，他们没有公开的演出场地（连酷一点的酒吧都没有），都是自己租了便宜的房子排练，呐喊、发泄、“穷快活”。作为一个永远弹不好吉他的准摇滚青年，我曾经混迹于他们之中，比混于文学圈更自在快乐，我也有一个常常去的Band房，在那里喝酒唱歌，度过这十年里许多隐秘的时光。

这个Band房的故事，先要从Band房的主人阿高和查理说起。第一次见阿高和查理是1997年在一个画家的画室派对上，阿高腼腆地坐在画室一角，查理则自顾自地一直在院子里玩滑板。我越看越觉得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肤色偏白一点，像极了我热爱的60年代吉他大师Jimi Hendrix，于是以此为由和阿高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极其喜爱60年代文化，自己画画和玩音乐，我们一下子谈得兴高采烈。但之后是两年没见。

1999年的夏天，我在旺角经营一家生意惨淡的文艺书店。我天天在柜台伏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阿高很憨厚地对我微笑。原来阿高在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饼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上查理（设计师、低音吉他手）、小曼（插画家、女鼓手）和我，到他们租的一间位于葵兴工厂区的Band房玩，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是无尽的穷聊。这样的厂房在九龙的葵兴、观塘一带非常多，自从90年代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那些老工厂大多空置，以极低的租金出租，结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的乐土——比如说阿高他们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厦，起码有20支地下乐队驻扎于此。而且这些简陋的工厂也可以让年轻人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每一间Band房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像阿高他们，就把房子漆成了60年代风格：大门上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吉他上的白鸟、壁画和家具都是Beatles《黄色潜水艇》的迷幻色调。

Band房是我们珍贵的独立空间，拉上窗帘、放上Beatles的黑胶唱片、点亮那个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舞池转灯，世界就和我们无关。我当时也是个郁闷的文艺青年，除了和他们一起即兴玩音乐（我吹着跑调的小号，因为吹不好所以显得很实验），就是以他们为题材写了很多首诗，其中有一首叫《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里面这么写：

过了子夜，大角咀街道

更加兴旺，箭头和垃圾交织着网罗我们的网。

电吉他轰轰烈烈呼唤着，工厂大厦却空无一人。

于是静静的，我想起我们看过的电影里

纽约街头涂鸦的青年们，他们的画惊奇、鲜艳，

就像我们在Band房地板上做的梦，画着贫民区的大麻。

于是我们走吧，在沉到海底之前大声叫喊吧！

在我们全都睡着的时候，阿高才醒来离去，

因为凌晨他要到大角咀的面包店上班。阿高，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烘烤我们的黑夜。

就是这样的，阿高太累了，总是在我们的震耳乐音或者高谈阔论中睡着。

我们半夜也常常在Band房打地铺，后来我还写了一首《冬天早晨在Band房醒来写给女鼓手小曼的黎明俪歌》：

夜莺飞过荒凉的葵兴，爱上了在工厂区

空置大厦中迷路的陌生人。

吉他在痛饮，贝斯吸入酒精，鼓已经脸红——

电风琴晕眩旋转。我们把翅尖浸入花蜜中

为了忘记越冬的飞行……后来还谈到你们的画和音乐，

还有我的诗。“我们怎么办？被世界吞没

甚至没有叫声。”但乐器飞过来吧：

吉他愤怒，贝斯包围，鼓挥拳打出——

电风琴把血舔干净。

天亮了，我在冰冷地板上

无法再入睡——夜莺飞过你们荒凉的梦境，

带走了在歌声中迷路的陌生人。

Band房最初在南丫岛，后来那里挤满了游客，他们就搬到了葵兴。在葵兴，我们的临时乐队叫做“唐山大兄”，录过一首歌叫做《Big Baby》。前年，他们又搬到了上海街的一座“唐楼”里，那里原址是个小妓院，现在在大阳台上望过去街对面，还能看见一样格局的另一家小妓院。我从北京回到香港，又加入了他们。阿高成了专业的漫画家，出版了自己的漫画集《红鼻子》。后来，查理还在Band房拍摄了他的第一个电影短片《塔塔湖水怪》，最后一个镜头里，我们所有朋友全都出现了，高歌笑星卢海鹏的《几许疯语》，最后，卢海鹏也出现了。

对于我们来说Band房就是我们的香港。不管咫尺之遥就是全香港最喧嚣的街道，我们还是听我们的黑胶唱片、弹我们的跑调乐器、喝我们喝不完的啤酒，微醺中，随着Band房漂过来漂过去，就像藏身于一个不会破裂的肥皂泡。十年了，快乐一切依旧。